1947年10月下旬，陕北通往榆林的荒原上，摆开了一场怎么看怎么离谱的阵势。
这头，是马鸿逵硬凑出来的两个旅，脑袋瓜子加起来足有三万个，全副披挂，火急火燎地往榆林赶。
那头呢？
是一个叫邓发财的班长，手底下统共就11个兵。
12条枪，对着3万大军。
照着兵书上的规矩，这仗根本没法打。
对方哪怕是一人踩一脚，也能把这十几个人踩进泥地里。
可偏偏就在那条连名字都没有的小河沟边，这12个汉子硬是像是钉子一样，扎了一个多钟头。
这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极其不合常理。
为什么要拿这一打人的性命，去填那个无底洞？
说白了，这背后算的是一笔关乎“时间”的血账。
咱们来看看当时的盘面：西北野战军正对着榆林发动第二次猛攻，火候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南京那位蒋委员长坐不住了，胡宗南也慌了神，死命催着马鸿逵派人去救。
这三万人马要是真的撞进榆林城，那攻城的锅就算是砸了。
主力部队要把那个“口袋阵”扎紧实了，缺的就是时间。
这难题就抛给了蒙汉支队：拿什么去绊住这三万人的脚后跟？
硬拼？
那是痴人说梦。
蒙汉支队那会儿的日子，过得连叫花子都不如。
那年秋天，老天爷像是成心跟大伙儿过不去。
夏天日头毒得把地晒裂了，到了秋天雨水又像瓢泼一样没完没了。
路成了泥塘，庄稼全烂在水里。
根据地也好，游击区也罢，连个像样的粮食都找不着。
部队嚼了一个多月的草根、野菜和谷糠。
谁要是能端上一碗草籽煮的稀饭，那简直就是过大年了。
到了八月十五那天，全队上下的“节日特供”，居然就是每人分到手的一片薄薄的南瓜。
战士们饿得浮肿，战马饿得一批批倒毙。
不少人晚上看不见东西，更多的人因为瞎吃野菜中了毒。
有个干部叫云照光，那脸肿得都没法看。
毒气攻心，脸上全是流着黄水的脓包，脖子肿得跟脑袋一边粗，嗓子眼里像是塞了棉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得琢磨琢磨，就是这么一群饿得腿都打晃、路都走不直的兵，咋去挡住马鸿逵那喂得膘肥体壮的两个旅？
这就得说说邓发财那12个兄弟的抉择了。
蒙汉支队把手里那点人全撒了出去，像撒胡椒面一样分布在雷龙湾、巴图湾、张冯畔这些去榆林的必经之路上。
邓发财领着他的小武工队，死死卡在了一座桥的东头。
对面来的是敌人的前锋。
马家军眼皮子一抬，看前面就几个人影，根本没当回事，重武器架起来就是一通乱轰。
这时候，换个只有求生欲的普通人，早就撒丫子跑了。
毕竟这悬殊大得没边了，跑了也不丢人。
可邓发财心里的算盘不是这么打的。
他清楚得很，只要自己把路让开，敌人脚底下一踩油门，主力那边的口袋还没张开，这整盘棋就全毁了。
这一个钟头，不求杀多少敌人，求的是把表针拖住。
马家军急眼了，人越聚越多，轻重机枪对着桥头疯狂输出。
这12条好汉，一步没退。
子弹打光了，人也就一个个倒下了。
除了极个别命大活下来的，剩下的全交代在了阵地上。
这买卖做得值吗？
往小了说，12条命换了马匪大部队停滞一小时，换来了主力部队调整部署的宝贵窗口。
这笔账，是用血肉算出来的。
但还有一笔更厚重的账，撑着他们必须这么干。
咱们还得把目光转回到那个脸肿得像猪头一样的云照光身上。
部队里连片药都没有，支队长郭建勋实在没招，只能把云照光送到一个小山沟，托付给一位陕北老乡照料。
那是什么光景？
老乡自己家里的米缸都见底了，却硬是给他弄来小米熬粥喝。
老太太看着云照光那一脸流脓的样子，心疼得直抹眼泪，念叨着这娃跟自家儿子一样，是为了咱老百姓才受这就罪。
没有消炎药，老乡就拿棉花一点点给他挤脓，用盐水洗那些烂肉。
发烧烧得迷糊了，就用凉水毛巾一遍遍敷。
甚至把家里最后几颗保命的鸡蛋，都塞进了他嘴里。
在那儿，老乡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咱这儿住过，胜利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种把命交给你的信任，这种把你当亲生骨肉的待遇，就是邓发财他们能在桥头死战不退的底气。
这不是简单的执行军令，这是在还愿——还老百姓的救命之恩。
视线拉回战场。
邓发财他们的牺牲，把第一阶段的活儿干完了：拖延。
紧接着，上头的风向变了。
如果说前头是“堵”，那后头这戏就变成了“赶”。
命令怪得很：绕到敌人屁股后面去，骚扰他们，折腾他们，甚至从后面“督促”他们跑快点。
这是唱的哪一出？
刚才还拼了命地挡，现在咋又嫌敌人跑得慢？
因为那张“大网”，已经张开了。
这会儿，西北野战军已经在10月27日对榆林动了真格的，31日神木就解放了。
蒋介石和胡宗南急火攻心，一天十几道电报催马鸿逵的援兵赶紧到位。
这就给蒙汉支队腾出了机会。
马鸿逵的大公子亲自押阵，带着这两个旅在沙漠里磨磨蹭蹭走了好几天。
眼瞅着离榆林也就剩下六十里地，前头看着挺太平。
他们哪里知道，蒙汉支队的骚扰早就让他们精疲力尽，而屁股后面的“督促”又给了他们一种错觉：“赶紧跑到榆林，进了城就安全了。”
就在他们以为快要撞线的时候，真正的死神露头了。
从关中那边神兵天降般赶来的四纵队，早就已经在袁大滩、梁九滩磨好了刀。
这一下，马家军还没回过神来，就发现自己掉进了铁桶里。
这支在路上被折腾得半死不活的队伍，碰上养精蓄锐、等着吃肉的主力四纵，当场就崩了盘。
袁大滩、梁九滩上，躺满了敌人的尸首。
马鸿逵那位大公子，把两个团白白送进虎口，剩下的人丢盔弃甲，连死人都顾不上埋，发了疯一样往宁夏老窝里逃。
这时候，最后一道“鬼门关”来了。
那些平日里看着老实巴交的蒙汉百姓，抄起了斧头、棒槌、大刀和土造的鸟枪。
马家军成了惊弓之鸟，听见个响动就以为是大部队来了，跑不掉就跪地投降。
那几天，通往宁夏的大路小道上，到处都是垂头丧气的俘虏。
这一仗打下来，我军可是发了洋财。
高头大马有了，新式枪炮有了，大批军用物资全成了咱的战利品。
战士们看着满地的宝贝，乐呵呵地编排起了段子：
“奇玉山那就是个送快递的小队长，油水不大；马鸿逵是个中队长，还能捞点实惠；要是哪天把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办了，那才叫美得冒泡哩。”
这话听着是句玩笑，可理儿是硬邦邦的：
面对3万大军，12个人的死是为了抢时间；面对优势装备，从后面“赶鸭子”是为了设陷阱；而最后的胜局，归根到底，是因为背后有无数个像那位陕北老大娘一样的百姓撑着腰。
这笔账，马鸿逵怕是到死都没琢磨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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