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纪，在唐朝衰落后群雄并起的五代十国时期，沙陀人作为一股强大的突厥裔军事政治力量，曾建立了后唐等三个政权，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然而，关于沙陀人的起源，历史记载模糊，学界也众说纷纭。他们究竟从何而来？与更早的突厥汗国统治者有何关联？
2026年4月29日，复旦大学文少卿等团队合作在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在线发表题为“Ancient genomic profile of the Shatuo Turkic leader Li Keyong”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通过古DNA研究，通过对后唐奠基者、沙陀领袖李克用（公元856-908年）墓葬的基因组测序，首次从遗传学角度揭开了沙陀精英阶层的神秘面纱，为解答其起源之谜提供了直接证据。
东西均衡的混血：一位枭雄的遗传肖像
史书记载，晚唐时期沙陀人“勇冠诸胡”，是重要的军事力量。李克用“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他作战受伤后“一目微眇”，被夸张为“独眼龙”，更添传奇色彩。公元908年，李克用病逝，享年53岁，葬于山西代县。
对李克用遗骨的全面遗传学分析显示，这位沙陀统治者的血统构成异常均衡且复杂：其基因约53.4%来源于古代东北亚成分，而约46.6%来源于西部欧亚草原成分。这种近乎对半开的混合比例，描绘出一个典型的欧亚大陆东西方人群交融的个体形象。
进一步分析揭示，他的父系染色体类型属于典型的西欧亚谱系（R1a1a1b2），而母系线粒体则属于东部草原谱系（C4a1a）。这种父系与母系来源的“西-东”差异，生动体现了沙陀部落在欧亚大陆东西方走廊地带长期迁徙、通婚与融合的历史过程。
李克用的祖籍迁徙路线及墓地详情（图源自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对比与启示：突厥联盟内部的多样性
这一发现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与之前对突厥汗国核心统治家族——阿史那王室（如著名的阿史那皇后）的基因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阿史那家族成员显示出以东北亚成分为主导的遗传特征，支持了突厥统治阶层可能源于匈奴或东北亚的假说。
李克用的基因图谱则有力地支持了另一种假说，即突厥语族政治联盟（如沙陀）的起源是多民族的。他的混血特征表明，沙陀并非一个由单一、纯粹血统构成的群体，而更像一个在蒙古高原至中亚的广袤地带，通过军事和政治力量，将东西方不同族裔的人群整合而成的联盟。这与历史上匈奴联盟“二十四长，诸大臣皆世官”的复杂构成模式一脉相承。
时间基因流模型展示了李克用 729 号样本的多源祖先构成情况，以及基于 qpAdm 分析得出的突厥语系人群的祖先构成概况（图源自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历史的回响：从草原到中原
这项研究从分子层面证实，沙陀人的崛起是晚唐时期欧亚大陆东西方持续交流与互动的缩影。李克用本人近乎均衡的东西混合血统，正是沙陀部落作为东西方文明“中间人”与“搅局者”双重角色的真实写照。他们既承载着西部草原的文化与血缘联系，又在与唐朝的互动中深度汉化，最终在特定历史机遇下，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组织能力，步入中原政治舞台的中心。
通过解码千年前一位枭雄的基因，这项研究不仅解答了沙陀贵族的具体起源问题，更以确凿的遗传证据表明，那些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草原帝国与联盟，其力量源泉很可能正是源于对欧亚大陆多样性的包容与整合，而非单一的种族纯粹性。这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提供了一个来自基因组的生动注脚。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于瑶、代县文物保护研究所(博物馆)诸晓光为该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复旦大学文博系文少卿副教授、郑奕教授以及克拉玛依市丝路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创新研究中心蒙海亮青年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资助。
参考消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85%8B%E7%94%A8/122335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67385272600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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