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2025年是美国政治周期与政策周期的重要切换点和关键交汇点，伴随着新政府的上台，大量议程又重回特朗普1.0时代（如关税、减税、放松监管和弱美元等）；部分领域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和主张（如对算力和核能的关注），也有宏观部门因职能定位保持相对较高的决策独立性和议题连贯度。这些延续和变化的交织，共同塑造了2025年美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监管议程的独特面貌。
复盘美国经验，对我国具有两方面借鉴意义。从经验来看，货币政策强化权衡灵活度、财政政策优化采购撬动中小企业，银行监管减负实现从盈利到稳健的闭环，都具有较高的迁移价值。从教训看，关税政策的反噬、财政政策面临的体制约束、社区银行风控薄弱、对外政策从多边收缩至双边主导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落地效果。此外，对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跟踪，也为我国规划应对提供重要方向：建议近期需关注IEEPA关税被推翻后的替代路径，中期应主动参与替代型多边框架建设。
* 本文隶属于高金智库“国际宏观金融观察”系列报告之《高金智库国际宏观金融观察·美国篇（2025年）》，指导专家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高金智库副院长刘晓春，执笔人为高金智库青年研究员杨悦珉、高金智库副研究员李溦。受版面所限，本文较原文有所删减。
2025年美国宏观议程再校准
和政策动态跟踪
1
美联储通过预防式宽松
和框架调整应对多重风险
2025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体现在决策思路的调整上，从依赖确凿的证据以支持政策调整，到出于风险防范的目的采取主动管理和动态权衡。不管是框架调整，还是具体政策，都体现出相关思路。
2025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呈现出明显的预防式宽松特征。一方面，议息政策从数据驱动转向风险管理。上半年因通胀未充分回落，美联储在1月、3月、5月和6月的议息会议上均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年中就业数据走弱，但因通胀未充分回落，美联储仍按兵不动。8月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会议发布鸽派演讲，释放转向信号。9月，美联储出于防范经济失速风险，采取25个bp的预防式降息决策，10月和12月跟进相关决策，全年累计降息75bp。另一方面，金融稳定政策从放缓到退出。上半年，因逆回购见底、SOFR频破利率走廊上限，美联储4月1日放缓缩表。下半年债务上限问题解决，财政部加速发债补库，资金从银行体系流入财政部一般账户（TGA），准备金规模随之大幅回落，银行和非银体系资金压力明显上升。美联储10月宣布12月初结束量化紧缩（QT），12月进一步取消隔夜回购协议操作限额，纽联储同步出台“准备金管理购买操作（RMP）”，确保准备金维持在充足水平，阻断流动性风险向信用风险演化。
此外，美联储2025年还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调整。8月，美联储时隔五年更新《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战略声明》，重点调整以下内容：一是删除有效下限（ELB）前提，不预设政策路径；二是删除“平均通胀制（AIT）”，转向灵活通胀调控；三是就业从“短缺”调整为“背离”，转向非对称风险管理；四是重提“平衡策略”、保留金融稳定考量，为复杂决策场景预留空间。
2
财政转向战略开支和减税议程，
债务管理受制于谈判僵局
2025年，美国财政政策随政治议程重置呈现明显转向，具体体现为税制改革、支出权重调整和收入渠道拓展等方面。债务管理则深陷政治博弈被动应对，这也是区别于2024年的重要特征。
支出端呈现出明显的议程驱动特征。一是加大特定支出裁撤，包括暂停拨付和本届政府议程相悖的项目支出、取消对国际组织的出资等。二是在总量约束下，新增支出更多向本届政府优先事项倾斜，如国防和边境防控、战略产业等，微观层面更关注就业培训，食品和医疗等补助明显削减。三是通过优化联邦采购程序，提升支出效率。
收入端以税制改革和扩收为导向。美国上半年对内着力推动大规模减税议程，以国会法案落地核心减税条款的制度化；对外审查《美中所得税协定》形成战略防御；同时推广美国版全球最低税规则。为填补减税造成的收入端压力，政府一方面以高关税弥补所得税缺口；另一方面探索资本运营路径作为收入端政策重要补充。
债务管理全年呈现危机应对特征，发行节奏和再融资管理受扰。上半年，财政部面临债务触顶压力，债务管理呈现出“压短债、续长债、支现金”等主要特征。年中债务上限危机虽解除，但下半年预算谈判陷入僵局导致政府停摆，财政部大量增发短债补库。至年末预算案暂时达成共识，政府结束停摆，债务管理才回归常态。
3
银行监管转向以技术调整
和部门再校准为主要特征
2025年，美国银行监管出现明显转向，从银行业风险事件后的趋严态势，转向本届政府的放松监管议程。具体政策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落实政治议程为导向的部门再校准；另一类是以优化部门职能为导向的技术调整，这类政策虽和上届政府保持较高的议题连贯度，但也实现了事实上放松监管的效果。
一方面，核心监管领域以优化部门职能为导向。资本监管从“巴塞尔终局方案”转向杠杆率差异化调整：通过降低大型银行补充杠杆率（eSLR）要求以疏通国债市场，通过调降社区银行杠杆率以促进增长；大型银行监管评级（LFI）规则调整则旨在纠正“监管评估失真”的技术偏差；压力测试规则重置则是对公众问责的程序回应。
另一方面，部分政策以落实政治议程为导向。一是大型银行处置从“有序处置”转向“有序倒闭”。4月明确“周末清算”路径，12月优化特别评估费征收，使接受倒闭在操作和财务上均可行可控；二是加密资产监管从“原则禁止”转向“有管理的准入”。撤销原有指导原则，明确稳定币发行审批程序；三是推进放松监管议程，全年裁撤、简化规则十余项，通过“缩小最严规则适用范围”，为社区和中小银行减负；四是风险防控从“全面覆盖”转向“聚焦实质”。重点落实支付欺诈防控、重新界定“重大金融风险”等。
4
证券和商品监管部门
初步完成加密资产监管框架搭建
202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一方面对上届政府监管议程进行系统清退，另一方面将数字资产监管从“逐案执法”推升为制度化建设。2025年SEC的监管调整可概括为“先破后立”。6月集中撤回了2022—2023年间提出的十余项拟议规则，覆盖市场结构改革、ESG强制披露、网络安全合规和投资者保护等广泛领域。下半年聚焦数字资产监管新框架的构建。9月推出“加密货币项目”（ProjectCrypto），同时和CFTC发布联合声明，首次明确在SEC注册的全国证券交易所可为现货加密资产产品提供交易场所。
2025年CFTC的监管议程以代理主席范（Pham）主导的“加密货币冲刺”（CryptoSprint）计划为标志性成果，从2月行业对话到12月现货加密产品正式上市交易，仅用十个月完成部门议程的确立和制度框架的搭建。CFTC也通过一系列规则裁撤，简化数字资产衍生品交易规则，传统商品监管全年也以“减负”为导向。
除部门技术铺垫外，7月生效的《GENIUS法案》要求所有美元稳定币发行人100%以短期美债或美元现金作为储备。意味着全球任何希望进入美国市场的稳定币发行人，都必须持有美元资产、接受美国监管。此举也将美元储备货币网络效应从传统银行体系延伸至链上生态，实现了美元制度优势在数字货币时代的主动延伸。
5
美国经贸议程全年形成“起承转合”闭环
2025年美国经贸政策经历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剧烈调整，缩小贸易逆差为核心叙事，核心措施围绕关税、政策机制和双边协议展开。
上半年关税政策酝酿成型，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法律工具转向《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政策颁布周期从数月压缩至数天。二是打击范围从特定国家扩展至全球，以4月2日“解放日”行政令为典型。三是关税政策和贸易逆差缩减、财政收入、芬太尼制裁、边境安全和供应链重组等多元目标捆绑。
贸易政策形成机制重塑遵循“推文→行政令”范式。全年4892条总统推文中贸易相关1298条（占比26.5%），贸易政策在推文中成型。推文节奏配合政策阶段：1—2月试探威慑，3—4月密集释放配合关税落地，5月后转向“协议”“合作”等修辞。
双边经贸谈判自5月起密集展开。5月美英框架协议达成；同月中美日内瓦会谈将双边关税从145%降至30%，次月进一步降税；8月美欧签署《互惠、公平和平衡贸易协定》；10—11月与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阿根廷、瑞士等签署框架协议。
配合关税议程，联邦部门推进常规调查：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全年发起12项232条款国家安全调查；USTR上半年推进多项对华301调查，审查范围包括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半导体、海事/造船和知识产权等。伴随着中美在年中和谈，各类对华301豁免先后延长。
IEEPA关税虽推进高效但面临司法挑战。国际贸易法庭（CIT）5月裁定IEEPA不适用于关税征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8月以7—4维持该判决。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2026年2月被裁定无效。白宫同步启动多项232和301调查作为替代路径。
6
产业政策初步形成
“科技—能源”双支柱框架
不同于拜登政府时期，产业政策由重要法案驱动，2025年美国产业政策则由行政令驱动，重点在科技和能源领域完成议程重置和框架搭建。
科技议程“废旧立新”，旨在以最小负担统一政策框架。年初发布的行政令以废除拜登法令、清除行业壁垒、加速外商投资等为导向，确立以商业为导向的政策定位。年中白宫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同时接连发布数据中心、技术栈出口、防止出现觉醒人工智能等行政令，进一步明确行业发展思路。年末签署《启动创世纪任务》《确保国家人工智能政策框架》两项行政令，旨在以最小负担统一人工智能政策框架。在部委层面，商务部、科技政策办公室同步调整职能：审查重置现有产业政策和拨款制度（如CHIPS法案）；重塑半导体和微电子、先进制造业、人才等领域政策框架；拓展非CHIPS商业资助渠道和公私合作（PPP）模式；对外合作从多边制度部署转向双边商业落地。
能源议程经历“释放供给—保障电力安全—能源算力绑定”的阶段演化。“释放能源供给”作为最早被提出的能源议程，以解除管制、扩大产能和暂停IRA补贴等为导向。伴随数据中心和制造业回流推高电力需求，政策重心转向保障电力供应安全，能源部优先部署可最快缓解电力危机的先进裂变堆和核燃料供应链。年中，“算力—能源”议程从“为算力提供电力”演进为“以算力破解能源科技瓶颈”，下半年能源部的算力部署加速转向自身攻关需求：年末在“创世纪任务”框架下投建大规模科学和安全平台，和20多个商业机构达成合作协议，旨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在能源和制造等领域的科学发现。对外合作方面，能源部将国内能源主导议程延伸至国际：一方面和中东盟友深度绑定科技和能源产业链，另一方面和欧亚盟友签订采购合同，为国内天然气和核能等产能开拓稳定市场。
2025年美国
宏观政策思路和成效评估
1
货币政策：议息决策承压，
但货币市场风险应对得当
2025年，美联储议息决策效果难言乐观。在关税政策反噬和移民政策收紧等多重冲击下，美国通胀和就业均不达目标：PCE同比从2.6%升至2.9%；失业率从4.0%升至4.4%。尽管美联储采取了预防式降息，但难以充分有效对冲供给侧冲击。加之政治司法争议频发、人事变动和内部分歧上升，美联储信誉面临严峻考验。金融稳定政策则应对充分。上半年，美联储预判准备金短缺风险后提前放缓QT；下半年风险实质化后，果断叫停QT，同时通过精细化管理有效避免了货币市场风险恶化。不同于议息决策面临跨部门掣肘，美联储的金融稳定政策和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财政部以短债增发为主，削弱补库影响；银行监管年末放松增强型补充杠杆率要求，增强银行做市意愿。
2
财政政策：受谈判僵局掣肘，核心职能弱化
一方面，受制于分权僵局、支出刚性、债务上限等体制约束，财政政策呈碎片化和被动化特征。全年未通过正式年度预算案，政府靠临时决议运转且陷入长达一个半月的停摆，议程落地有限；可自由支配支出空间成为政治博弈主阵地，民生支出大幅压降；债务上限从技术管理工具异化为被动约束，再融资节奏受扰，国债市场脆弱性加剧。
另一方面，财政核心职能大幅弱化，效率公平双重受损。公共品方面，公共品供给向国防、战略产业倾斜，长期或挤出私营部门、扭曲资源配置，而民生准公共品和转移支付缩减，加剧群体和代际失衡。再分配方面，减税议程虽普惠导向，但净效应加剧分化（名义收入增量的收敛效应弱于存量财富的分化效应）。宏观调控方面，当期费用化、大规模减税等政策透支未来调控空间；累进个税下调弱化了财政体系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群体因民生削减和通胀稀释，个人端减税福利改善效应被弱化，财政乘数整体趋降。
3
银行监管：整体抗风险能力增强，
但尾部风险加速暴露
美国银行监管全年经历了从趋严向放松的钟摆式调整，反映两党政府风险认识差异：民主党认定风险内生，监管以预防为导向；共和党认定风险外生，认为盈利可转化为抗风险能力，故以减负为导向。2025年美国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同时验证了这两种叙事：
一方面，放松监管对冲了紧缩货币影响，银行资本占用率显著降低，放贷意愿和力度增强，大型银行做市活动提振，净息差和ROA全面走强，不良率、早期逾期率、净核销率等风险指标同步优化，验证了从繁荣到稳健的叙事。另一方面，放松监管也面临两方面的深层矛盾：一是促增长和社区银行风控能力薄弱的矛盾，反映为“盈利—风险”悖论：盈利未转化为缓冲，反因业务扩张加速风险暴露，不良率持续攀升、拨备覆盖率大幅下滑。二是聚焦实质风险和未知风险覆盖不足的矛盾：监管资源向已知风险集中，却对表外嵌套、重复抵押等“模型外风险”识别滞后。下半年欺诈事件接连爆发，暴露银行内控薄弱和复杂融资风险识别短板；此外，大型银行投保存款占比跌破区域风险事件前水平，负债端脆弱性加剧。
4
数字资产监管：制度化框架搭建完成，
但联动效应尚需检验
美国2025年完成了数字资产监管框架的构建，通过行政令、国会立法和部门协调，系统构建了覆盖稳定币发行、现货交易、衍生品抵押品的全链条框架。SEC和CFTC的跨部门协调达到新高度。
比特币作为另类资产，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或和股票、债券等传统资产存在替代关系，从组合效应的角度看，或也存在风险对冲和联动效应。数字资产监管制度化过程中的一个隐含假设是：随着机构资金持续涌入，比特币对传统市场的影响将从外生冲击转为内生联动，需纳入统一风险框架。
事件研究显示，市场对数字资产政策的反应逐步收敛。3月加密战略储备行政令引发股市和比特币反向波动，到7月《GENIUS法案》签署时两市当日变动均不足1%。而末季度相关系数又升至全年高点，初步迹象表明机构化进程正在推高比特币和传统市场的联动，但影响尚不明确——平静期呈弱正相关，压力期转为负相关。这意味着它在不同情景下既可能是风险共振源，也可能是天然对冲工具。制度化是否强化了这一联动特征，抑或为市场提供了更清晰的定价锚，将是衡量本轮监管重塑成效的重要维度。
5
经贸政策：议程推进高效，
但收益和代价失衡
美国2025年经贸政策虽推进高效但面临以下挑战：一是总统推文作为政策形成的重要驱动，信号效力显著衰减；二是关税政策合法性面临问责：IEEPA关税被推翻，美国政府虽已寻找替代方案（如援引《贸易法》第122条），但法律转换将带来政策真空和观望情绪。
从政策影响看，关税经济成本显著，收益与代价失衡。关税带来成效可观——全年关税收入约2608亿美元（较上年翻倍），钢铝领域累计吸引超100亿美元新建产能，中国在美国进口份额从约21%降至约18%；但经济成本更为显著——经济增长方面，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关税导致美国产出下降约0.9%，BudgetLab测算GDP拖累约0.5个百分点；价格传导方面，哈佛定价实验室显示进口商品零售价上涨约4%，关税对CPI累积贡献约0.7个百分点；分配效应上，底层十分位家庭关税负担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约为顶层的三倍（2.4%对0.8%）；就业方面，BIS模型估算失业率上升约0.3个百分点、非农就业减少约49万人。产业回迁方面，制造业PMI多数月份处于收缩区间，仅36%的制造商正考虑回流，77%选择转嫁成本而非回流。
以双边协议为特征的经贸谈判推动全球秩序从“规则导向”转向“交易导向”，非美替代型多边经贸安排陆续推进。WTO多边框架被以“交易导向”模式侵蚀，“以关税换取非贸易目标”模式引发效仿风险。“围堵式谈判”展现战术创新，但战略净效益存疑——美国对非华经济体贸易逆差不降反增，反映围堵未能系统扭转贸易失衡；更深远的是，中等强国正在主动构建替代多边框架（FIT—P、CPTPP扩容），反噬美国以双边协议为核心的“交易导向”秩序。
6
产业政策：对内规模效应尚待形成，
对外缺乏系统部署
本届政府产业政策以行政令为主要工具、放松监管为核心手段，同时探索政策工具的杠杆化，产业部署从发展优势领域转向构建完整产业生态。科技产业侧重竞争力维度，能源产业以“安全”替代“转型”作为政策出发点，对外合作从多边框架收缩为双边商业项目，中东国家取代传统盟友成为供应链合作重心。
相关政策部署成效显著，全年境内外投资协议总额高达9.49万亿美元，全年催化企业投资承诺接近拜登政府总和，能源、科技领域投资增长明显，但产业体系重构面临的成本压力不容小觑：一是境外采购成本被关税抬高；二是规模效应有待形成。多数行业产出和利润双降，中间投入由正转负或降幅扩大，显示劳动力和供应链配套未能充分跟进产业回迁议程；数据中心建设对电力的挤占进一步推高工业电价，加剧企业成本压力。此外，大量投资协议为关税让步条件下的政治承诺，实质落地存在不确定影响。
与对内高效动员相比，本届政府在对外议题上缺乏系统部署，这一失衡或对美国自身造成反噬。一方面，“弱美元”议程和产业政策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弱美元增加进口成本，反而损害依赖进口投入品的本地制造业。另一方面，多边转双边的供应链重构思路正在压缩美国外部战略空间。以双边模式在盟友国内建立产业链备份，本质上是让盟友承担额外成本，阻碍盟友自主建立效率驱动的供应链合作。中东、东南亚国家事实上成为美国产能承接国，相关模式难以大规模复制，反而将中间地带国家推向中国或多边体系，最终削弱美国在全球经贸领域的规则话语权和制度影响力。这意味着，追求“绝对安全”的措施，或正以损害长期活力为代价，形成安全和发展的根本悖论。
政策建议
对美国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跟踪总结，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美国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完善自身政策框架提供了有益镜鉴。从经验来看，货币政策强化权衡灵活度以应对复杂形势，财政政策优化政府采购以撬动中小企业，银行监管减负实现从盈利到稳健的闭环。从具体教训看，财政受体制约束职能弱化；社区银行自身风控薄弱削弱放松监管实效；对外政策从多边收缩至双边主导，战略净效益存疑。另一方面，对美国对外政策调整进度的跟踪，也为我国更好地规划和部署政策应对提供重要方向。从近期来看，需要重点关注IEEPA关税被司法推翻后的替代法律路径、未来对华301/232调查的持续推进；从中期来看，在美国推动“交易导向”秩序重构的背景下，我国应主动参与替代型多边框架建设。
不管是政策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是对政策动态和潜在影响的跟踪评估，都有助于我国在全球变局中捋顺政策制定和应对思路，也为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更好地坚守经济运行客观规律、实现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以下政策建议将围绕具体领域展开。
01
货币政策建议
美国2025年货币政策对中国最深刻的借鉴，不在狭义的机制或工具层面，而在于构建一个能够持续诊断和响应关键问题的政策框架，不管是议息政策还是金融稳定政策都体现出类似思路。
一方面，货币政策框架应动态适配经济形势变化。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动态演变反映出美联储对裁量灵活度和规则清晰度的倾向会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校准：当经济金融形势方向单一时（如弱增长/就业+低通胀；或强增长/就业+高通胀），需要更明确的规则和承诺稳定预期；而当风险来源多元、目标背离时（如弱增长/就业+高通胀），则需提升裁量灵活度。当前，我国的主要宏观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与物价持续低位运行形成的负向循环”，决策应强化规则清晰度，但也需保留灵活裁量空间，以应对外部冲击、守住系统风险底线，实现多重目标动态平衡。
另一方面，着力打通货币信贷传导梗阻。美联储经验显示，流动性管理应超越狭义的“价格”（SOFR稳定）和“数量”（准备金充足）目标本身，而应关注价格信号背后的传导渠道是否畅通、准备金压力的风险来源等。更重要的是，央行是否具备对货币和信贷市场风险点、压力点快速判断和有效响应的能力。我国不仅需要关注“银行—非银”梗阻，更要重点疏通“银行—实体”堵点。在工具层面，应构建能够反映实体部门融资成本（如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民企发债利率）和不同细分市场资金压力的信号监测体系，为银行资金拆出需求提供充足、利率适中的央行借贷便利，可根据市场压力（如DR—R利差、实体融资成本异常时）动态调整申请限额；同时，将健全FTP机制建设和对货币传导支持效果纳入银行考核范畴，推动银行从规模扩张转向能力建设，从微观层面打通“银行—实体”的传导梗阻。
02
财政政策建议
2025年，美国财政政策对内以减税和挤出民生支出加剧债务压力和财富分化，对外则以“规则重塑”发起税制博弈。
这对中国构建稳健的财政体系、增强国际经济治理能力，具有深刻警示意义。对内，应坚持增长公平导向，确保不发生系统风险的底线。一是财政支出应侧重能够放大“挤入效应”的领域、优化政府采购程序向中小企业倾斜，确保公共资金高效拉动社会投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再分配应兼顾收入和财富效应，税收杠杆精准发力、联动普惠式资产增值渠道建设，为小微企业、零工经济赋能，帮助中低收入群体稳收入、增财富，切实落实再分配职能。三是守住社保收支平衡底线，织牢社会安全网，鼓励社会主体共同发挥稳定器作用。四是守住不发生债务螺旋风险的底线。高度关注经济增长率和国债收益率之间的缺口动态走势，有序探索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出清存量债务风险。
对外，主动参与全球税收治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是密切关注美国审查《美中税收协定》动向，加强双边税制协商，缓解中美企业跨境经营风险。二是主动对接全球最低税规则，适时推进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QDMTT）立法。三是主动应对美债风险，推动人民币主权债券成为可信赖的“全球安全资产”
03
银行监管建议
美国2025年银行监管的镜鉴意义，不在于在两党监管哲学中择一而从，而在于从两种叙事中萃取最具迁移价值的经验教训。
对于大型银行，监管考核逻辑应从规模导向转向能力本位。重点关注资产筛选与资源配置能力、杠杆撬动能力（银团组织、非银合作）、综合经营能力、风险定价与风险管理能力、跨境服务网络效能及人民币推广能力。将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入和能力建设挂钩，使“输血”转化为风控“造血”。
对于中小银行，应强化风控能力建设，打破“盈利—风险”悖论。一方面，参考美国银行监管将减负政策工具化的思路，同步推进非核心合规领域松绑和核心风险加强监管；另一方面，构建“减负不减责”的监管闭环。一是针对重组核销银行明确资金使用优先序，风险缓冲达标后方可扩张；二是要求提交风控优化方案，作为事后评估依据；三是将后续政策利好与监管评级、风险缓冲指标挂钩；四是对跨区域扩张设置更严格的资本计提、审批程序；五是发挥省级统筹平台的风险化解功能，鼓励省级联社、农商联合银行、金控平台等为辖内中小银行提供风控能力支持，监管可根据平台整体风控能力，动态调整纳入银行的监管力度。
04
金融市场监管建议
中美两国在数字资产监管方面呈现显著差异：美国以市场化为导向，将加密资产纳入主流金融体系进行监管；中国则以主权化为核心，严格禁止加密资产交易，集中资源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这一差异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美国经验，但美国在制度化建设、风险监测、跨境延伸等方面的探索对我国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方面，借鉴美国“法律先行”的制度化思路，探索数字人民币法律框架和监管边界。加快出台《数字人民币法》或相关行政法规，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偿地位、个人信息保护边界等，厘定央行与金融监管、外交、商务等部门在跨境试点中的协作职责；借上海建设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电商、跨境结算等场景的制度化安排，同时积极参与IMF、BIS等国际平台关于央行数字货币规则的对话。此外，就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交易甚至跨境使用对货币体系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加强研究，围绕具体问题展开跨部门协同。
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和防范发达经济体数字资产发展对我国的溢出效应。中国虽禁止境内交易，但境外市场波动仍可能通过跨境渠道对境内金融市场造成间接冲击。建议重点监测境外加密资产市场剧烈波动对A股、汇率、资本流动的传导路径和影响。
05
经贸政策建议
针对美国“围堵式谈判”和关税政策的冲击和外溢效应，我国应在密切跟踪和积极应对的同时，主动填补美国留下的多边治理空白。
在应对方面，一方面，密切跟踪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法律基础转换（IEEPA被否后的替代路径），建立关税政策情景预演机制，为企业出口和供应链布局提供风险预警。另一方面，针对小额包裹免税待遇取消等政策调整，由商务部会同海关、邮政等部门，通过海外仓建设指南、税收优惠、通关便利等措施，引导跨境电商企业优化海外仓布局，降低美国政策调整对出口的冲击。
国际参与层面，一方面，针对美国“以关税换取非贸易目标”模式，在世贸组织等多边场合发起规则倡议，推动制定国家安全例外等领域的多边纪律，捍卫以规则为导向的全球经贸秩序。另一方面，深化RCEP框架合作、主动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联合中等强国推进“未来投资和贸易伙伴关系”等替代型多边框架，在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治理中发挥更主动的引领作用。
06
产业政策建议
美国2025年产业政策对我国最大的警示意义在于，脱离经济规律的“安全优先”终将反噬安全本身。中国在推进产业政策时，应以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普惠思维兼顾前沿与传统，以开放姿态深化合作与互信。
对内应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加强算力和电力的普惠度。一方面，应吸取美国彻底脱钩断链、忽视比较优势逻辑的产业链重构思路，对于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固然应加强独立自主，但对于更广泛的制造业，应坚持深化全球化分工，避免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对企业造成额外负担。另一方面，高度关注电价、算力价格对中小企业甚至居民部门的溢出效应，建立重点产业要素成本和利润水平的监测预警机制。
对外应充分利用美国战略收缩期深化国际产业链合作。一方面，从禀赋优势和国际分工出发，推进差异化和兼顾当地发展的国际产业链合作思路；另一方面，针对美国“弱美元”议程，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国际产业合作保驾护航。
内容来源｜高金智库SAIF Thinktank
图片来源｜千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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