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反精神病学……为什么大家都在“抢”弗洛伊德？|哲学|女性主义|精神病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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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1856年生于摩拉维亚，精神分析之父，二十世纪思想版图上绕不开的那个人。他的学说改变了人理解自己的方式：无意识、压抑、俄狄浦斯情结、释梦——这些概念早已溢出诊室，渗透进文学、艺术、社会学乃至日常语言。他活着的时候，被保守势力斥为“泛性论者”，被正统医学界排挤，死后又被奉为思想大师。但无论毁誉，很少有人能真的对他视而不见。

弗洛伊德在诊疗椅旁

不过，弗洛伊德的命运不只是被崇拜或否定。更耐人寻味的是，他被“借用”了。

过去一百年里，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拉康，从《反俄狄浦斯》到后俄狄浦斯女性主义，反精神病学运动拿他当武器又拿他当靶子，不同阵营的人不断“抢”他、改他、骂他、利用他。为什么一个讲性和无意识的维也纳医生，变成了谁都绕不过去的人？

下文节选自文景“弗洛伊德作品集”的首卷《多拉：关于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多拉是弗洛伊德最著名的女病人之一，留下了精神分析史上最富争议的案例。而这篇总序则把镜头拉到更远处，看弗洛伊德的思想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反精神病学等不同阵营里被争夺、被改造、被反复质问。

《多拉：关于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孙飞宇译

今天是弗洛伊德诞辰170周年，让我们重读弗洛伊德，重新认识这个影响人类思想史的大家。

从弗洛伊德 - 马克思主义到弗洛伊德 - 女性主义

节选自文景“弗洛伊德作品集”首卷

《多拉：关于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总序

美国学界在二战之后才开始重读弗洛伊德。在当时，这一重读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拓展社会学的领域，还在于拓宽美国自身偏狭的自我认同。就前者而言，帕森斯那涂尔干式的文化理论必然会排除弗洛伊德式驱力主义，以便将精神分析带入社会互动的自由主义意志论范式。尽管在心理—历史层面上，弗洛伊德有关宗教作为强迫性神经症的概念，与帕森斯有关宗教自由发展的概念以及资本主义在现代个体主义中进展的概念格格不入，但是帕森斯也因其自身的分析需要而受到了弗洛伊德影响。比如，他会运用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构成来面对社会—心理以及心理—文化系统。

就后者而言，这一重读与当时美国的命运问题息息相关。美国曾经挽救民主于法西斯主义，并使得资本主义发展繁荣起来。不过，作为马歇尔计划的回报，美国同时也引进了许多欧洲学者，从火箭技术科学家到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弗洛伊德主义者等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在将弗洛伊德重新引入美国的同时，也引入了一种形式复杂的社会科学与文化分析式的马克思主义，并促成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盎格鲁-美利坚盛行的学界传统。

当然，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结合并非易事。它需要同时对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同等的深度反思。在这一反思中产生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将一名桀骜不驯的孩童引入了理论的殿堂。它的核心是要将政治革命缩略为性革命的诱惑。这就要求有另外两种尝试：将经济视为历史性匮乏的源泉，以及将家庭视为与之相应的性抑制之源泉。如此，便可用精神分析来反诘马克思了：将性从（布尔乔亚）家庭中解放出来，就会带来由充足经济所认可的快乐。

但是这并没有让弗洛伊德与马克思走得更近。在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努力中，我们回到了文明的问题，或者说人性本质的问题：人性是植根于生物性的，抑或其生物性是可以修改的？人性是反社会的，即人在社会中是不快乐的，还是社会化的人性及其升华证明了人性不过是第二本性？以上也正是马尔库塞、布朗以及菲利普·瑞夫等人在其一系列工作中所处理的问题。

转向弗洛伊德，同时也意味着背弃了“粗俗的黑格尔主义”及“粗俗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社会及人性之间文明化关联的讨论。在这一点上，弗洛姆对弗洛伊德后期作品（1920年以后）的研究可以视为起点。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曾经将精神分析视为布尔乔亚式的主体性意识形态。但是在萨特对于精神分析的存在主义批判之后，他们也转向了精神分析。不过，考虑到英国的莱因和库珀对存在主义的解读，萨特也可以算作由福柯接手的反精神病学运动的源头之一。精神分析为反精神病学运动提供了论点，但是随即又作为家庭化秩序以及资本主义抑制的既定意识形态而与之发生冲突。在这一方面的重要著作，当属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

《反俄狄浦斯》

弗洛伊德的传统所发展出来的另外一条线索在于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在欧陆哲学传统中，对于女性的研究曾一直都是盲点，即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不例外。重新思考妇女之性，重新思考其繁殖生产的社会—心理成本，以及重新定义异性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使得重返弗洛伊德成为必然。在女性研究的传统中，有关妇女他者性（otherness）的第二性思想及将妇女限定为维多利亚式癔症的女性奥秘性等，都可以在犹太式的家长制以及精神与社会阉割之中找到历史渊源。

如今，女性主义学者群体已经蔚为大观。这一研究传统一直都鼓励妇女从其自身的权利/书写角度来重构女性、家庭以及孩童看护的父权制理念。要对这一群体做出总结，就不得不忽略早期盎格鲁-美利坚女性主义与以拉康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及符号学为理论来源的法兰西女性主义之间的细微差别。

女性主义与拉康之间的复杂关系甚难得到理解，它堪称妇女运动之谜。拉康重读弗洛伊德并以之重返哲学、精神分析、反精神病学、妇女研究等等。拉康的起点是要修正弗洛伊德式的心理主义，这正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连接在一起的努力。

随后，拉康对社会学的贡献在于拒弃了在个人行为与社会机构之间寻求决定主义的尝试。社会从未超越个体。它存在于日常语言之中。主体与客体、男性主义与女性主义也因此而得到调和。社会并没有因为法律的负担而丢失自然的性质。在俄狄浦斯式的家庭中，亲属与父权制的概念被召唤而来，以将前俄狄浦斯式的婴孩从与母性交融无间的虚拟秩序转变成社会差异的符号性结构。对拉康来说，个体主义乃是源于（母性）镜子之中的一个幻觉，所以才构成了无休止追问着的主体。这是束缚与诱惑之主体的，是病人与学生的，是消费者与政治主体的惯技。简言之，对基于文化批评主义的精神分析来说，这是它那不计其数的客体，也即资本身体的惯技。

《盲人俄狄浦斯将他的孩子托付给诸神》，贝尼涅·加涅罗创作于1784年，收藏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艺术博物馆

后俄狄浦斯女性主义放弃了前俄狄浦斯的母体，而它的妇女之性的反父权制政治也在同等程度上忽视了由无意识为认同设下的前俄狄浦斯的限定。女性主义法学家们在母亲身份以及母性在公共生活中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兼顾工作与育儿，生育控制尤其是堕胎，以及女性身份政治指导下的平权运动——这些挑战也促使法学女性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甚至催生出某种母性法学。

女性在其拓展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对于精神分析的借用，首先体现在妇女们拓宽了“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之间的区别。此外，她们还扩展了主宰现代性的男性叙述，关注到了叙述的女性方面，并开启了一种自由的、生成—女性（gynesis）的女性社会叙述。

需要指出的是，对男性/女性二分法的解构已经在同等程度上被男性和女性理论家们所运用。在美国，斯托勒、莫尼和埃尔哈特等人关于生物与文化因素对性别差异方面的影响的工作，可以视为开山之作。总而言之，一俟社会建构主义的大门打开，大量关于性别及种族的研究便随之而来。不过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记住：比起在学术界之外的女性来说，学术女性重新书写和重新阅读“妇女”的工作要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