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舆地纪胜》卷六十三《荆湖南路▪茶陵军》记载，绍兴九年（1139年），茶陵由县升为军，称“茶陵军”，茶陵军辖茶陵（简称“茶乡”）、睦亲（简称“睦乡”）、西阳（简称“西乡”）、衷鹄（简称“衷乡”）、康乐、霞阳、常平七个乡及永安、茶陵、船场（有写作“船厂”的）、霞阳四个镇。

唐宋以来，县级以下地方行政单位称“乡”。茶陵军所辖之地包括现在的茶陵县、炎陵县所辖区域。嘉定四年（1211年），“黑风峒寇”罗世传起义被平定之后，当时的湖南安抚使曹彦约认为茶陵军辖区过大，地域辽远，不便于有效管辖。于是，他上书朝廷，建议析分茶陵军，把茶陵军管辖的范围缩小，由此增置郡邑，以便于地方政府能随时掌控局势；朝廷采纳这个建议之后，把康乐、霞阳、常平三个乡及霞阳镇从茶陵军中析出，设置酃县。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酃县更名为炎陵县。

从嘉定四年到清代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茶陵或设为州，或设为县，期间又有改里为都这样的基层行政单位设置变革，但是，茶陵以原茶陵乡、睦亲乡、西阳乡、衷鹄乡及永安镇、茶陵镇、船场镇为基础的四乡三镇主体构架格局始终没有变化。

介绍完了茶陵七个乡之后，再来说一说茶陵的四个镇。

这里所说的“镇”，指的并不是市镇、集镇，而是朝廷在地方设置的驻军机构。从文献记载来看，地方设置“镇”这样的军事机构，至少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就开始了。宋代有鉴于前代的经验教训，对镇的设置作了重大改革，改革的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只在人口众多、商业繁华之地设镇，二是军、治分治，镇辖区的治权收归知县。这就是说，宋代在地方设置的镇，开始由地方驻军机构意义上的“镇”向基层行政区划单位意义上的“镇”转变或过渡。绍兴九年至嘉定四年（1139年至1211年）间，茶陵军境内设置的四个镇中，永安镇在今高陇镇境内。高陇地处湘赣边界，为湘赣边界重要的集镇之一。在永安镇设置之后，弘治年间（1488至1506年），茶陵知州董豫在这里设置视渡巡检司，管理水上运输、缉私及地方治安事宜。视渡巡检司一直保留到清朝末年。

茶陵镇在今城关镇境内，船场镇，一说在今湖口镇境内，一说在今云阳街道下窑一带，而霞阳则在今炎陵县原霞阳乡境内。2015年，笔者有幸受邀赴炎陵县参加一个会议，会后在炎陵县城散步，获悉县城所在地属霞阳镇，颇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虽然，笔者知道此霞阳镇非彼霞阳镇。这是后话，或者题外话。

绍兴年间，茶陵隶属荆湖南路。荆湖南路在上述四个地方设置镇，说明在当时，这些地方是茶陵军境内经济，特别是商业繁华之地。四个镇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茶陵镇和船场镇，这两个镇的设置与兴起，很可能与茶陵境内的水上运输、造船业的兴起以及由此带动的茶陵经济、文化中心变更有直接关系。

关于船场镇，明清两代的州志中有间接支撑资料，一是北宋熙宁年间（1068至1077年），茶陵主簿彭友方提议改茶上三乡（即康乐、霞阳、常平三个乡）输木材至长沙造船为在境内造船，然后载漕粮出境，二是宣和年间（1119至1125年），倪涛被贬至茶陵任造船使。倪涛被贬至茶陵任造船使的记载提示：当时的茶陵造船业已纳入官方主办体制，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茶陵县的国营企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代，茶陵的水上运输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运输形式，茶陵已形成了水路、陆路并行互补的运输体系。

茶陵镇地处茶水、洣水、文水交汇之地，境内有茶水、洣水、文水交汇形成的三角洲。凭借这样的地理优势，大约从隋唐时期开始，这个三角洲地带——茶陵州城及今茶陵县城所在地逐渐发展为洣水河沿岸的新兴码头与货物转运、商品交易地，茶陵洣江河三角洲一带的商业活动由此而兴起、发展。与之相应的是，唐代，茶陵恢复县置之后，一度把县治（唐代金州城）设置在这里。从五代十国时期到南宋时期，茶陵县治曾经北移至今高陇镇古城村（古城）、思聪街道大兴村（宋代金州城），到绍定初年，茶陵知县刘子迈选择将县城南迁，修筑在唐代茶陵县治旧址，这与水上运输兴起以后，洣江河三角洲在洣江河水运交通地段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还有随经济发达、商业繁华而彰显的综合优势——为茶陵新兴的交通、经济、文化中心——有直接关系。

2015年9月1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