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假期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如同对每个假期的怀念那样，我们又一次于某个时刻翻开手机相册，细数那几日的画面，或是一片云、一栋建筑，或是一段行程、一张合影。假期已留在我们身后，它渐行渐远，直到缩成一个模糊的梦。直到对时间秩序的感知不经意间恢复为上班时的节奏，我们才发觉自己大概“戒断”了对昨日假期的怀念。
怀念假期，是刻入每个现代人骨子里的。在这段日子里，人们得以从周而复始的日常或既定的角色框架中“出走”。
本期“聚落·场所·人”专栏，社会学家陈映芳从社会角色的角度，讲述“出走”：一种有关寻找生活意义的探索。人们不只是在假期中“出走”，也可能会寻求更主动的“出走”，去创造“gap”（间隙、间隔），去暂离一部分社会角色。多年前，她的社会学研究描述过年轻人的“过度角色化”之困，而今年她又读到阎鹤祥《摩托一扔跳进那绿海》等新书，有新的感受和思考与读者朋友们分享。如她所言，“出走”并非与世隔绝，而是调整或重新结成新的社会关系。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2024）剧照。
本文为“聚落·场所·人”第十七篇。
撰文｜陈映芳
“对跖点”与“人生分界线”
对跖点（antipode，或称对趾点）是指地球同一直径两端的两个点，它原是地理学与几何学的一个术语，但这两年我们记住它，大多是由于阎鹤祥的脱口秀表演。2024年8月，著名相声演员阎鹤祥在《喜剧之王单口季》决赛演讲中，讲述了自己当初在遭遇职业困境时，如何骑着摩托车穿越欧亚大陆和南美，最终抵达北京在地球上的对跖点——阿根廷内格罗河下游，最后又重新回归的精神历程。在节目播出后，他还在一些访谈节目中阐释了他对“对跖点”的理解，今年年初出版了《摩托一扔跳进那绿海》一书讲述了他的骑行生活。经由他的体验，“对跖点”成了许多人理解当下人们所面对的种种人生处境，以及人是否能、如何能走出困境，如何能实现精神突围的一个隐喻。
《摩托一扔跳进那绿海》
作者：阎鹤祥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1月
阎鹤祥坦言，当初遭遇的人生困境多少也与人对进入中年的恐惧有关：“往前走是父母催婚；往左走可能是失业没工作；往右走是父母都老了；往后退一步，把摩托车碰躺下了——这就是人生，退无可退！”他想逃离，彻底自由，或者推倒重来。而骑行世界让他有了看自己的不同角度。“你所经历的每一段迷茫和艰苦，每一段的孤独，都比那些可以在地理上进行标注的尽头更珍贵。我们真正的终点，也许就是把生活变成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这是一个“逃到世界尽头，反而找到了回家路”的故事。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阎鹤祥的骑行故事，或许也可以说是一个“为了回归的出走”的尝试，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人因为寻找差异而出发，在看到相同后而回家”的例子。
在这样的故事中，人的生活空间、人生赖以展开的那个地方，成为具象的“困境”本身；而“出走”成为摆脱困境、重启人生的有效选择。
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故事——日本著名电影女演员高峰秀子当年“出走”巴黎的经历。高峰秀子（1924年3月27日-2010年12月28日）是上世纪日本电影黄金时期的象征性人物之一，她幼年即以童星出道，一路成长为巨星，50多岁息影后转型为散文作家。在一系列散文作品中，高峰秀子曾详细地回顾了自己早年在陷入人生困境时，是如何毅然决然地远走他乡，试着找回自我，最后终于重返演艺事业的经历。她那次出走法国的六个月，后来被她的养女定义为“人生的分界线”。
《我的渡世日记》
作者：[日] 高峰秀子
译者：吴伟丽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4月
在回顾数十年演艺生涯的《我的渡世日记》中，高峰秀子讲述了出生于北海道的自己，是如何被东京的姑妈收养，随后自5岁开始即成为日本默片时代的著名童星的过往。那其中，除了与养母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没有真正接受过学校教育的遗憾外，最让早年的她无法释怀的，是她自小到大“没有过过普通人的生活”，或者说，从来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谁——演戏为生是养父母的安排，“高峰”原是她养母曾经的艺名，她的职业工作是按剧本和导演的要求去表演一个又一个的他人，她生活在养母的严格管控下，养活一大家子人是她童年开始的职责……
终于，1951年，演艺事业正进入高峰期（27岁的她已经出演过200多部电影）、却觉得人快要“窒息”了的高峰秀子，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决定：出走。为了摆脱绝境，她必须逃离家庭和演艺圈，而由于她是个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她还必须远离日本。为此，高峰秀子将她名下的房子转给养母，同时将她所有可支配的钱用来购买了机票、支付了巴黎的借住费用。这年的6月开始，高峰秀子用“平山”本名，以一名普通游客的身份，在法国过了半年的常人生活，每天睡觉、购物、参观景点、看演出……在那里，“没有人打电话过来，也没有访客，感觉就像是把自己还给了自己。”（高峰秀子《一个人的巴黎》30页）
《一个人的巴黎》
作者：[日] 高峰秀子
译者：安素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0月
这年底，当高峰秀子绕道美国回到日本时，她已经不再是原先的那个高峰，虽然几乎已身无分文，但她已经“获得了一辈子再未动摇过的‘自我’”。（斋藤明美《那六个月，是她人生的分界线——献给亡母高峰秀子》，《一个人的巴黎》189页）作为日本影坛首位“自由演员”，回到东京的高峰开始进入了她演艺事业的黄金时期。那以后至息影前，她又出演了200多部电影。同时作为一个随笔名家，她曾出版了25部作品。
“奥德赛时期”与世外桃源
为什么有些人需要到地球的另一端、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去“找到自己”？虽然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隐秘的心路历程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但这样的现象其实不乏普遍性，如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流行于英美的“间隔年”（gap year）现象——这个词被用来指一些人在升学和进入社会之前，需要花一段时间逸出既定的轨道，从事基于内心冲动的旅行、社会实习等活动，然后才能够成长为一个精神成熟的独立的人。同时期，社会在“孩子”与“成人”之间，也开始接受了“teenager”（青春期）这个新的生命阶段。
电影《海滩》（2000）剧照。
又譬如近些年流行的“奥德赛时期”（Odyssey years、Odyssey stage）——这个概念起源于《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大卫·布鲁克斯于2007年发表的题为“奥德赛时期”的文章。他认为原先的人生四阶段（童年、青春期、成年、老年）在当下已经细化到了六个阶段，即在青春期与成年之间存在“奥德赛时期”，在成年与老年之间存在“主动退休时期”。其中的奥德赛时期——通行的说法是“20岁至35岁”，其实就是青春期的延长版，今天它已经被年轻人广泛用于说明自己的内心迷茫，以及不想/无法成为“大人”的心理现状，还有为了“寻找自我”“找自己”而做出的各种生活选择。
人的生长环境，无疑是人认知自我及世界的最重要的限定因素之一。作为“寻找自己”的方式之一，流动——变换人生轨道、改变生活环境，或者干脆逃离原先生活的地方，正成为许多人的规划设想或行动。人们试着从另一个地方、另一个角度看世界，看自己，以此重建自己的人格，以及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当然，如果要说阎鹤祥和高峰秀子的经历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他们在经历了出走之后，又回到了原先的地方。他们的成功回归可以被视作“gap year”的典型案例，是人生的励志故事。相比之下，当下不少人所感受的，则可能是既“看不到未来”又“回不到过去”的处境。“在漂泊中寻找”成了生活本身。也因此，他们所需要或相信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地球上的对跖点”或“人生的分界线”，而是一个远离现实社会的“桃花源”。
将人的生活困境归因于身处的环境，是人历来就有的社会想象。所以，逃离人群或寻找与尘世隔绝的美好世界、人间乐土，也一直是人摆脱困境的方式之一。中国人的“世外桃源”想象，应该源自晋代文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描述。但世界各国类似的想象还有不少，如佛教中的“净土”“极乐世界”，《圣经》中的伊甸园，西方旅行家描述的“香格里拉”，还有如规划史上的“理想城市”，文学史上的“瓦尔登湖”，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而现实中，为了“摆脱困境、发现自我”，历来就有无数人在寻找或建构这样的理想之地。那其中，就有今天云南的大理——它是中外许多人向往的一个著名桃花源。
大理的城市逃离者
大理有个别名叫“大理福尼亚”，在今天的书店里、网络上，有无数旅居者在讲述那儿不同于现实世界的风光和生活。多少有点偶然，我买了本英国人艾礼凯（Alec Ash）的《大理一年：一段自我发现之旅》来读。出生于英国牛津、毕业于牛津大学文学专业的艾礼凯是一位作家和编辑，长期为英美几家大报刊供稿。到大理前他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十年，2020年因为与未婚妻分手等不顺心的事，感觉人生陷入了绝境。为了疗伤和重新发现自己，他离开北京到大理生活了三年，其间写下了这本书。书中他将自己和周围的大理新移民称为“城市逃离者”，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年轻人也有中老年人。
《大理一年：一段自我发现之旅》
作者：[英] 艾礼凯
译者：汪思佳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5年8月
艾礼凯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大理第一年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生活内容和内心感受。跟许多人相似，大理的古城和山山水水让他切实体验到了远离城市喧嚣、摆脱现实社会的可能性。人类无疑是具有想象并建构理想社区的能力的。在大理，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种人，为着相似的目标、相近的文化价值，实践自己的新生活方式，结成新型的社会关系，在安顿身心的同时，在现实世界创造了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一个个社会小聚落。
得益于作者的文化知识背景，以及作为职业写作者的习惯，艾礼凯在书中还介绍了世界各国有关理想家园的各种传说和历史。他既是世外桃源的探寻者、体验者，也是大理社会生态及新移民生活的冷静的观察者。而时时地反顾自身，也是艾礼凯的一个特点。在记录他自己在大理的春夏秋冬大自然中如何逐步自愈的同时，艾礼凯一再地记下了在大理的孤独、假笑、痛哭。自我怀疑如影随形，他将大理的小院比喻为逃避内卷的“老鼠洞”，时时会觉得自己在大理的一切只是虚幻的泡影，是一种冠冕堂皇的逃避，而非真正的改变。他也记述了周边中国朋友的困惑，即使在大理生活多年，他们依然没有扎根的感觉，觉得一切都是徒劳的逃避，“无法逃避自己”。
他还意识到在那儿的反主流文化中潜藏着一股暗流——人们追求的是脱离现实，而非与现实建立联系。“于我们这些新大理人而言，这是场实验，体验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我们选择离开城市，退出主流，以新生的名义，重燃我们的旧生活”。涉及城市逃离者群体及社区的未来命运，作者一开始就提醒自己，那些传说中的“桃花源”和“香格里拉”的主人，最后都离开了他们的完美世界。在大理，艾礼凯也敏锐地观察到了那儿的社会演变和各种新移民社区的现状。
纪录片《大理的声音》（2019）画面。
首先，大理作为无数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其实主要是外来者的想象和感受，而不是本地居民的境况。在新移民们租住的一个个村子里，当地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出打工，留在当地的年长者则靠种地和租房等手段谋生；其次，哪儿都不存在可以与世隔绝的永久乐园。大理古城早已高度商业化，城市逃离者们渐渐转移到了周边村落，然而各种开发又随之而来——“香格里拉”“元宇宙景区”等等已成为云南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文旅品牌。于是一些新移民又开始进山里寻找新的清静地。此外，城市逃离者即使能暂时地、部分地逃脱原来的社会环境、主流文化，但要摆脱所有的社会关系，对任何人都是极大的挑战。虽然也有一些人下决心从此永居大理，甚至出家为僧，但流动、告别，是大理新移民群体的常态。
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种世外桃源的想象。虽然在一些早年旅居过大理的“老大理”看来，那个曾经纯粹、朴实、自由、包容的理想国或许已经消失（如知乎署名“大理先生”的帖子《体验人：大理福尼亚消亡史？》），但“大理”无疑仍存在于现实和人们的想象中，“桃花源”不只是被发现的历史遗存或传统聚落，它也是人们实践的空间。当然它还可能是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及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就像艾礼凯在艰难徒步登顶苍山之后的感悟：“最初，苍山的神秘吸引我来到大理，我一直梦想着站在山巅，想象自己脱胎换骨，现在我已经做到了，无须再寻那虚无缥缈的避世桃源”。（《大理一年：一段自我发现之旅》205页）
真正值得追问的可能是，人们想摆脱的，到底是些什么？
关于“高度角色化/过度角色化”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出走”其实是个体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的基本类型之一——“顺从”“抵抗”和“出走”，被认为是人基于对社会目标、制度手段的态度而可能采取的三种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困境”往往是个体在难以顺从社会结构时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对人之困境的研究，历来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议题。就像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告诉我们的那样，理解个体的命运，必须从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着眼，个人困境的改善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改变（该书的汉译本中有的版本就直接将书定名为《社会学的想象——洞察个人困境与社会结构的深层连接》）。
左：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右：吴育旻译《社会学的想象——洞察个人困境与社会结构的深层连接》，台湾大写出版社2025年版。
不过在今天有些人看来，讨论社会结构等等的宏大命题，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人更迫切、更重要的，是发现自我。这背景之中，有社会个体化的趋势，也有个体面对社会结构的无力感。不过在我看来，当一个社会中年轻人拒绝变成“大人”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当业已进入社会的人们将“退出”申张为一种正当的行为/生活方式时，我们还能不能简单将他们的选择归入为“出走”？这是值得三思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涉及“对跖点”“大理福尼亚”等现象，诸如“摆脱父母的期待”“抵抗主流文化”等的叙事，已经被许多人用以对出走、迁移等行为的意义阐释。
这涉及了如何确认一种社会亚文化的问题——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为选择，既不以直接改变社会制度为目标，也并非以摆脱社会、放弃生活为愿望，换句话说，在个体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中，在抗议与出走之间，他们选择的，是摆脱由社会结构所设定的某些正统规范的束缚。其实我们在阎鹤祥、高峰秀子以及艾礼凯所记录的大理新移民们的人生故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一个关键词——“角色”，他们真正想要逃离的，是角色规范的束缚，而不一定是某一个物理空间，或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本身。
《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
作者：陈映芳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10月
“社会角色”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指的是社会中相关身份属性的群体或处于相关位置上的人，被社会期待的责任及行为规范，就像传统中国社会对“孝子贤孙”“贤妻良母”等的角色期待及规范要求那样。赖特·米尔斯在与他导师共著的《性格与社会结构》中，曾明确地说明，社会角色是个体的性格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连接点，社会通过角色规范来规训个体，而个体也可能通过顺应或逃离角色来维护或者改变社会结构。
格斯（H.H.Gerth）和 米尔斯（C.W.Mills）在《性格与社会结构》中对社会角色和社会结构的描述。参见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第54页。
“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
作者：陈映芳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
在既往的研究中，笔者曾以“青年”及“孩子”等角色类别为例，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年轻人角色演变的历史，并指出，孩子/年轻人被高度角色化/过度角色化，一直是中国社会中突出的社会现象；同时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青少年的心理成长、人格培育等课题，是被这个社会的文化及制度所忽略的重要课题。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现象会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或引发年轻人的集体抵抗或拒斥，最终导致社会角色的解体。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今天年轻人各种出走行为的一个角度。
但归根到底，人是社会性存在。出走之后，除非真的与世隔绝，人通常需要调整或重新结成新的社会关系，依然要扮演种种社会角色。而既有的角色规范体系的改变，或一种新的角色类别的形成，都需要相关群体进入公共空间，致力于与社会的互动，据此维护自我并共同建设社会的价值规范体系。这是所有人都需要不断面对的课题。
作者/陈映芳
编辑/罗东 张婷
校对/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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