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周三的晚上，林夏回来得很晚。玄关的感应灯亮起时，我正坐在沙发上看一本已经翻了三遍的建筑杂志。她换鞋的动作很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疏离。她没有像往常那样过来抱抱我，而是径直走进洗手间，里面传来了细密的流水声。
餐桌上是我复热了两次的糖醋排骨，那是她最爱吃的菜。等她洗完脸出来，我轻声说，饿了吧，多少吃一点。她站在餐桌边，灯光打在她略显苍白的脸上，她看起来很疲倦，眼神却透着一种我看不懂的坚定。她没有坐下，只是扶着椅背说，陈远，我们谈谈。
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我放下杂志，手心微微出汗。她深吸了一口气，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读一份公文：“公司有个海外项目，在南美，周期三年。我想申请过去，带队。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如果做好了，回来就能进核心管理层。希望你能理解我，支持我的事业。”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跨越半个地球的距离。我看着她，试图从她的表情里找出一丝不舍，但我只看到了急于挣脱的决绝。我张了张嘴，声音有些沙哑：“出去这么久？”
“我已经交了申请，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她打断了我，语气里没有商量的余地，“陈远，这几年我觉得我们之间太闷了。这种生活让我窒息，我需要换个环境，需要找回那种拼搏的感觉。”
她口中的“窒息”，像一把钝刀子割在我的胸口。我为了让她能安心工作，主动承担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甚至放弃了去外地进修的机会。我以为这种平淡是福，原来在她眼里竟是枷锁。
那晚我们没有争吵，她回了卧室，我留在沙发。深夜的寂静放大了屋子里的每一个细微声响，我听见她在卧室里翻身的声音，听见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我的脑海里反反复复回响着“三年”和“理解”这两个词。
那半年来，林夏出差的频率高得惊人。每个周末她似乎都有开不完的会，接不完的电话。她开始频繁更换手机密码，接电话时总会下意识地走到阳台。有时候她看向我的眼神，不再是依赖和爱意，而是一种混合着愧疚与厌烦的复杂情绪。
最近这两个月，林夏的胃口变得很奇怪，她开始喜欢吃一些极酸的东西，而且清晨偶尔会传出干呕声。她解释说是肠胃炎犯了，我也就没多想，还专门去给她买了养胃的冲剂。
直到那天下午，我在帮她收拾换季衣服时，从她常背的一个名牌包夹层里，掉出了一个小小的塑料袋。里面不是什么贵重的首饰，而是一个验孕棒。
我当时手抖得厉害，几乎握不住那个细长的小东西。上面的两条杠红得刺眼，像是在嘲讽我这么多年的坚守。我跌坐在床边，大脑一片空白。
那半年里，她总是以累、压力大、身体不适为由要分房睡。我也心疼她，从不强求。可那根红杠说明了一切，它像一枚深水炸弹，把我构建了七年的婚姻堡垒炸得粉碎。
我没有立刻去找她对质，而是默默地把那支验孕棒放进了一盒新的抽纸盒里，我是要看她到底想把这出戏演到什么时候。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林夏表现得异常勤快。她开始帮我整理衣柜，叮嘱我以后一个人在家要注意饮食，甚至还给我买了几身新衣服。如果不是那个藏在抽纸盒里的秘密，我或许真的会被这种临行前的“温情”所打动，甚至会为了支持她的梦想而选择苦守三年。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家里堆满了行李箱。她坐在床边，拉着我的手，语气温柔地重复着那些叮嘱。她说，陈远，三年很快就过去了，等我回来，我们就买个大房子，换辆好车，到时候我们再要个孩子，好吗？
看着她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听着她规划着那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未来”，我感到一阵阵的反胃。那种心痛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透彻骨髓的荒诞感。
我起身走到客厅，从抽纸盒里拿出了那个东西。
我走回卧室，当着她的面，把那支带着红杠的验孕棒递到了她面前。那一瞬间，空气仿佛被抽干了，林夏的笑容僵在脸上，瞳孔剧烈地收缩。
“理解你？理解你去南美出差三年，然后在那边偷偷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吗？”我的声音很轻，却在这狭窄的空间里激起了雷鸣般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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