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突出“情”？ 对“情”应做怎样的解读？
这是我要说的内容的前提，先得将其弄清楚。因为“情”在文学创作中举足轻重，太重要了。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表明，能打动人者，“情”也！文学能够打动人感染人，靠的就是“情”！文学就是借用所塑造的人物传情的，也是作者抒情的，因此，我把文学也称为“情学”！说传情，《诗经》就侧重于传情，头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在传相爱之情；再过几篇的《静女》中的“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也在传相爱之情；说抒情，《离骚》就侧重于抒情，它几乎没有人物出现，全是抒发作者情感与感情。中国名著是这样，外国名著也是这样！雨果《巴黎圣母院》里的艾斯米拉尔达、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斯》里的范莱莉娅、托尔斯泰《复活》里的卡秋莎玛兹诺娃（是多年前老译本的名字）中3位女主角，个个都是情感反应的喜怒哀乐上明显而且在友情上深厚、爱情上缠绵。
尤其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斯》里的女主人公范莱莉娅，是当时罗马帝国苏拉的夫人，当相于中国古代的皇后，皇后跑到起义领袖跟前爱得死去活来。这样的构思，在“情”上就将读者紧紧拉住了。三部小说就是靠“情”打动人的，我阅读这几部小说五六十年了，至今印象还很深刻，这是因为“情”在里面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将“情”字看得重的。文学一旦失去了“情”，就失去了打动，失去了感染，这些功能没有了，还能叫文学？可以说，“情”是文学之魂。
对于“情”进行解读？我研究后，认定“情”由两个方面构成：即情感和感情，这不一定科学，说出来供各位讨论。我认定，情感，是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最常见的是喜、怒、哀、乐、同情、厌恶等等。石壕村的“有吏夜捉人”、宫廷人员变相抢走卖炭翁的木炭，两件事分别刺激了杜甫、白居易，也就写下这两首充满情感的诗，反映了两位诗人关注百姓困苦的情怀！二位诗人写诗时掉没有掉眼不清楚，但可推断，二人都会怀着极大的愤怒！没有这样的强刺激与强反应，就不会产生《石壕吏》《卖炭翁》两首诗。这种刺激所产生的对加害者愤恨、对受害者的同情，就叫情感反应。
客观刺激引发的情感反应，对文学创作的作用有二：
第一，引发作者的写作冲动。《问故乡》显然是台海局势对作者李春光先生的刺激，才产生了写这部小说的动意，如果台湾早就回归，恐怕连写这部小说的想法不一定会有的。
第二，情感反应也是塑造人物表情、揭示其内心的主要手段，《问故乡》这部小说一开头就有个细节，老大郑红木和老二郑新林多年后的突然相见，其“久别重逢”就是强的刺激，二人有着相同的情感反应：“泪水一同滚出，也一同抽泣”。这11个字是用逗号断开的一句话，有3个看点：首一个看点是两个“一同”，一方掉泪，另一方同时也在掉泪，也必然掉，情感反应的时段、强烈程度也同样，这是静态过程；再一个看点，由眼泪滚出到抽泣，反映了动态过程；最后一个看点，在掉泪与抽泣前彼此没说一句话呀，此处无声胜有声，如果写到我整天想您呀什么的，这样的“有声”就画蛇添足了。11个字内容如此丰满，要拍电视剧，我估计这是免不了的一个好镜头。情感在这部小说中确是不少，其情感反应方式多以温和的形式出现，人物之间很亲善，很暖色，呈现的是和谐的气氛，这是主题表达的需要。当然，发怒、哀伤，不一定就都负面，例如小说中非常次要的一个人物邓莲虽然离婚，但看在孩子的面上，对原丈夫白浪还很在意，见他混得不成人样儿，她在郑新林面前说起他时，仍是“愤愤地说，眼睛里冒着火”。这样的情感反应，将人物写活了，而不会像泥菩萨那样的僵硬、死板。
上面说的是情感，下面说说感情，在《问故乡》中，感情比情感仅是要重得多，也复杂得多，笔者认为它指的是人们心理距离的远近，心理距离近，就亲；心理距离远，就不亲。最典型的是母爱，心理距离最近甚至趋近于零，这在一、两岁幼童身上体现最明显，抱也要妈妈抱，爸爸抱都不行，父爱在母爱前面是软弱无力的。感情，分为亲情、友情、爱情,这跟表达喜怒哀乐的情感并不是一回事儿，是两个概念。评论界将两个本来就有区别的概念常常混用，很值得商榷了。
二、《问故乡》对“情”的携带与呈现
先谈谈该小说对“情”的携带，这指的是素材以及所刻画的人物携带的“情”， 如《问故乡》中，笔墨最多的是兄弟仨之间的交往，几乎涉及不到经济，连谁支援谁多少钱、怎样富起来的内容很少有，纯粹从“情”的层面切入的。三兄弟的关系没有什么特别地方，此处就不必啰嗦了。重点说《问故乡》中“情”的携带与呈现，多的是垂直性的亲情，即父子之间。这是情的携带，至于“情”的呈现，本身很简单，指的是作家通过艺术手法将其尽量逼真而充分地表达出来。要求逼真，不能让人感到很虛；还要充分，不充分，无法打动人！
书中人物众多，作者不可能将“情”的呈现撒胡椒面一样平均使用，将笔墨着重用在老大郑红木、老二郑新林以及尚安民这三位主要人物身上。书中人物形象有二百多，作者把偏饭吃给这三人了。而这三人中，又是围绕郑红木展开的。亲情、友情、爱情，在小说《问故乡》中都有体现，但三者并不并列，爱情往往在其他小说中是浓浓的，而在这部小说中就淡，这跟表达的主题有关。《问故乡》突出的是亲情、友情。理论上讲亲情、友情，爱情三个方面中，友情是根，亲情属于血缘关系的友情，爱情也是恋人、夫妻之间的友情。显然，亲情、爱情都属于它的延伸。但这部小说着重呈现的是亲情，其具体体现是：
《问故乡》大量笔墨用于兄弟仨的和睦相处与亲情交往。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两点：一点是和睦相处，另一点是亲情交往，《问故乡》主要写的这个。他们的相处是很和睦的，连半句生分的话都没有，更不会像一些亲骨肉为争家产闹得不可开交！和睦相处明摆在那儿，他们之间除了亲，还是亲，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说的。作者把大量笔墨用在亲情交往上，尤其他们弟兄仨交往是不易的。因为三个地方陕西、香港、台湾都是千里之遥，但没有因为远而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之间不是你探望我，就是我访问你，或者书信不断，这部小说五分之四的篇幅写的是这个，从而突出了本书的主题。一部《问故乡》就是通过郑家弟兄仨的亲情，表达大陆、港、台三地浓郁而不可分割的亲情。
作者以最钟情的老大郑红木作为麻雀来解剖，展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亲情的特色：尚安民收养了郑红木并对待他如亲儿子一样，这本身就携带着很浓很浓的友情，后来收他为干儿子，友情则转换为近似于亲情的一种感情，笔者叫它为“准亲情”，说它接近亲情却又不是亲情，说它不是亲情它又像亲情，所以命名曰“准亲情”。这部小说的“准亲情”还有一种，是郑红木“借种”给好友麦草，却与麦草媳妇胡辣辣仅限于此，没有突破传统的道德底线，没有发展为淫荡关系，双方都有很强的伦理约束力，这就产生了又一少见的“准亲情”，“借种”下的“儿子”，不同于红木与尚安民的干亲关系，而是形为非亲、实为真亲的“准亲情”，从而加深了红木与麦草夫妇的友情。这位“借种”来的儿子长大后知晓了内情，并没有心起嫌疑、心生愤恨，小说有意将此事摆明，表达了“准亲情”得到了认可、经受了考验，也突出了郑红木与“借种”儿子之间的感情。这就有意思了，使得“准亲情”的呈现比其他小说丰富得多，其他小说呈现的常常为父子亲情，有的最多包括干亲在内，却少有《问故乡》血缘、干亲、借种三种亲情的齐备，喻示着大陆、港、台同胞之间的血缘亲情与相关友情，因血缘、干亲、“借种“三者齐备的亲情而显得更加厚重而多彩，这就是主题表达的成功，也是选材的成功。
我除了认定“情”是文学的魂儿外，还有一个观点，文学是信息传播物，这体现在小说改电视剧，文学作品对网络的利用也体现得很清楚。远的不说，就西安创作界来说，李印功先生的《野女镇》在喜玛拉雅上有三四百万的收听率，李红女士每发一篇，至少有几十个人留言，就很说明问题。这是文学与网络的结合，也是文学的社会效应。现代文学之所以是现代文学的特点上说，由印刷文化走向影视文化、网络文化是个趋势，这种现象多了去了，小说、网络小说电视剧很亮目（后者如《甄鬟传》先改电视剧，后出的六本小说）。为才能要重视传播学在文学中的作用。基于两点：一是离开传播学，对现代文学的好多问题无法解释。最值得研究的是《红楼梦》与《繁花》，尤其后者，原著多的是用对话向前推进的，内容大都是些生活琐碎，腔调也特婆婆妈妈，太碎片化了，与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距离甚远！因此，编剧秦雯不得不大刀阔斧地大变一下，另起炉灶。这都小意思了，关键有两个新的现象：一个现象是，编剧、导演、演员、拍摄四方在现场的互动，好多情况是在“飞页”的情况下拍摄的，这就不能不引发文学理论界、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另一个现象是，无台词表演，全是剧本上没有写的，就靠演员表演，这里全是传播，尤其辛芷蕾的表演最亮眼。这些，只有用传播学理论去阐释，传统的文学理论是解释不了的。依据之二，传播学理论与文学理论对同一问题的理解不同，有时结论甚至相反：比方《装台》由原著改为电视剧，我认为改的是失败的，硬伤很多，与原小说无法相比的，尤其菊（原著为菊花）的性格改变、蔡淑芬的离家走出后又返回、钢管舞演员与墩墩的恋爱与结婚，丹丹的两次出场，用文艺学观点均属败笔，至少不能大加肯定，但从传播学角度，是可以的，为的是发挥明星效应，给名星阎妮、秦海璐、宋丹丹更多出场机会，增强传播效果。我现在开设的公众号“杨若文文化窗”，就发了诸多系列性的文学评论确切说文学感言，就是利用的传播功能。就今天这个研讨会，传统的角度和传播学的角度，结论也不一样，传统的角度就是一些有实力的作家就说凭自己质量说话，开这些会就是什么炒作，这是一种结论。但是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创作的目的就是给人看的，开这样的研讨会，使更多的人获取信息，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有什么不对呢？所以这样的的活动，我们参加者就成了文学作品传播的信使，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是正常的、正当的。可以说，“情”与传播是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应该关注的两个问题。同是信息传播范畴的新闻界，对新闻上的传播研究已经分了派了，文学界尚未见到动静，这是值得注意的。对此，本文只将问题提出，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不宜展开细述。
作者：杨若文 编辑：司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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