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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不存在一个脱离人类观念、动机与制度、专供“纯粹”科学研究的柏拉图式实验室。
发布时间: 2015年8月25日
作者: 马修·麦卡弗里
科学研究并非在经济真空中进行。不存在一个脱离人类观念、动机与制度、专供“纯粹”科学研究的柏拉图式实验室。和经济活动的其他领域一样,科学的投入与产出受意识形态、监管与垄断等复杂体系影响,因此,科学也面临着与营利性企业诸多相同的挑战。
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说,开展科学研究需要回答一个普遍的经济学问题:如何最优配置稀缺资源以提升人类福祉。这一问题表明,选择的逻辑在实验室里和在超市中同等重要。
事实上,在实验室里这一点更为关键。科学家必须在不同类型的知识探索之间权衡取舍,其中一些知识会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然而,科学研究能否真正带来经济增长与人类进步,取决于研究者将哪类科学视为最重要,以及他们如何在不同方向之间做出选择。
遗憾的是,科学本身无法为这两个问题提供答案。人类需要借助哲学与经济学来判断应当珍视什么,以及是否有合适的手段实现目标。我们不妨遵循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假定科学的核心目标是尽可能改善全人类的生活。那么,经济学能为如何推动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提供什么启示?
我们知道,科研与创新人才往往流向回报最高的领域。如果抽象科学的进步获得的回报高于应用领域,社会就会产出更多抽象科学成果。因此,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哪类科学能带来最大的经济与社会回报。
厘清这一点能带来更深的洞见:“回报”与“惩罚”的分配格局主要由制度决定,制度影响不同行为的“收益”,进而影响人的选择。简言之,科研机构会奖励它们所关注的研究方向,而这些方向若脱离经济计算,就很难贴合大众的真实需求。
换言之,科学的价值取决于资助它的制度。这并不是说政府出资的科研成果一定带有偏见,也不是说抽象科学毫无意义。问题在于,这类科学成果很难对大多数人产生实际用处——除非企业家找到将其推向市场的路径。
更重要的是,当科学与市场脱钩,就失去了经济计算的能力,进而无法合理配置资源。这意味着,即便初衷再好,试图通过科研选择最具社会价值的方向、提升人类福祉的努力,也注定会失败。
正因如此,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尽管在某些技术层面令人瞩目,却往往伴随着严重浪费、为科研而科研,以及破坏性的军事创新。而由市场——即消费者与企业家——资助的科学,能持续为社会带来提升福祉的知识进步。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科研的优先级,这也意味着要改变驱动科研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转变已经发生:数字革命推动个体发明家回归,为过去几十年主导创新的大规模研发提供了替代方案。这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研究去中心化,正催生出更多商业化的科学形式。
但与此同时,监管要求与知识产权法推高了研究成本,抑制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想要充分释放科学潜力,就必须破除这些障碍。只要这些壁垒依然存在,我们得到的就只会是现有制度所催生的科学,而非消费者真正需要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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