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这个小区快八年了。跟王姐不算太熟,就是那种见了面点个头、有空了在楼下聊几句的关系。
前天下午,我在家里改稿子,楼下突然响起救护车的声音。我们这个小区老年人多,救护车隔三差五来,我本来没在意。后来下楼倒垃圾,看见三单元门口围了一圈人,物业小张在那拉警戒线。
我问怎么了。小张说三单元五楼那个大姐,没了。
我问哪个大姐。他说就那个胖胖的,老一个人在楼下坐着那个。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说的是王姐。
王姐今年五十二。说老不算老,在我们小区算年轻的。她个子不高,胖,走路有点喘,脸色不太好,灰扑扑的。夏天的时候老穿一件碎花短袖,坐在单元门口那个石墩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我有的时候下班回来,她会跟我打招呼:回来了?我说嗯,姐你坐着。她说好。
就这些。
后来听楼下的阿姨们说,王姐有糖尿病。很多年了,一直没当回事。她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那种“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意思。
我没搭话。但我心里不好受。
王姐走了以后,我脑子里老是想起她。想起她坐在石墩子上的样子,想起她跟我打招呼的声音,想起她那双布鞋,鞋帮子都磨毛了。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们真的不熟。可能就是觉得,五十二岁,太年轻了。
头七那天,王姐的女儿回来了。那姑娘二十五六岁,在深圳上班,回来了也没住,就在楼下烧了纸,哭着给邻居发糖。她给我发了一把,说阿姨,我妈生前老提起你,说你有文化人好。
我愣了一下。我跟王姐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五十句,她居然老提起我。
我问姑娘,你妈这病多久了?姑娘擦了擦眼泪,说十几年了。她说完掉头走了,拖着个行李箱,赶高铁。
后来陆陆续续的,听小区里的人把王姐的事拼起来了。
王姐是湖南人,年轻的时候来这边打工,在服装厂上班。老公是个货车司机,常年在外面跑。她生下女儿后,身体就开始发胖。三十八岁那年查出来血糖高,医生让她控制饮食,吃药。她当时在超市做理货员,忙,顾不上。
别的小区的人我不清楚。但我们小区这些阿姨大妈,对糖尿病这事,真没几个当回事的。她们觉得就是血糖高一点,少吃两口甜的就行了。
王姐也是这么想的。她吃药吃到第四年,血糖控制得不好不坏,她觉得反正也就那样了。后来她嫌麻烦,腰疼,胃不舒服,自己就把药停了。也不去复查,也不测血糖。该怎么吃怎么吃,该喝粥喝粥。
去年疫情放开那阵,王姐二阳了。发烧,咳嗽,扛了一周好了。但人瘦了很多,瘦了大概三四十斤。我们楼下的阿姨们还羡慕她,说你这病一场倒是把肥给减了。
她们不知道,糖尿病三多一少,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少。那不是瘦,那是身体在垮。
那之后王姐的脸色就越来越不好了。走路开始喘,爬三楼要歇两回。有段时间我看她脚肿了,穿鞋都费劲。我多嘴问了一句,姐你脚咋了。她说没事,站久了。
她女儿从深圳打电话回来,说妈你得去看看,她说看啥看,没啥好看的。
我有一次在楼下碰见她,她跟我聊了几句。她说她现在眼睛有点花,看啥都模模糊糊的。我说你血糖高会影响视网膜,你得去查查。她说哪有那么严重。
我没再说。我说多了,好像我多懂似的。人家不想听,你上赶着说,人家觉得你多事。
但事实上我查过一些关于糖尿病的资料。我老公的舅舅就是糖尿病走的,走的时候五十九。脚上烂了个口子,一直不愈合,后来脚趾头黑了,截肢,人还是没保住。
糖尿病这个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它不像癌症那么吓人,不会一查出来就把人吓半死。它是温水煮青蛙。今天烂个牙,明天看不清东西,后天脚上破个皮好不了。一点一点地磨你,磨到最后,心肝脾肺肾全坏了,人就没了。
糖尿病肾病是糖肾,糖尿病足是糖足,视网膜病变是糖网。前面都带个糖字,听着好像挺甜蜜,其实每一个都是要命的东西。
王姐最后这一年,身体明显不行了。她很少下楼了,偶尔出来买个菜,走两步就得歇。脸色发黑,嘴唇发紫,人瘦得脱了相。
楼下一个阿姨跟我说,有天晚上听见王姐在屋里哭,哭了好一阵。她敲门,王姐没开。第二天问她,她说没事,看电视感动的。
现在想想,她那时候应该已经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但她不说。能跟谁说呢?老公在外地跑车,一个月回来一两天。女儿在深圳,一年回来一两次。邻居们都有自己的事,谁有空听你哭一场。
王姐走的前一天,有人看见她在楼下坐了一个下午。就一个人坐在石墩子上,看着小区的门发呆。没人知道她在那想什么。也许在想自己这辈子值不值,也许在想女儿还没结婚,也许什么都没想,就是没力气上楼了。
第二天下午,她就走了。
听说是她老公回来发现的。打开门,王姐躺在地上,已经凉了。法医来了说,心梗,跟糖尿病有关系。
我后来想,王姐之所以记得我,大概是因为去年她有一次在楼下突然头晕,我正好路过,扶她坐下,还给她倒了杯水。就这点事,她记了那么久。
也说明她这个人,但凡有人对她好一点,她就记在心里。
王姐走了之后,我回去跟我老公说了。老公说老小区这种事不少,都是觉得没事没事,拖到有事就晚了。
我说我把每天要吃的维生素拿出来,天天放桌上,提醒自己别忘了。他说你那又不是什么大病。我说我不是怕自己得病,我是怕自己跟王姐一样,觉得没事,就真的没事了。
这个星期我下楼,路过三单元,门口那个石墩子还空着。没有人坐在上面了。以后也不会有了。
楼下阿姨们聊了两天王姐的事,后来也就不聊了。小区的生活照常继续。接送孩子的接送孩子,买菜的去买菜,跳广场舞的跳广场舞。王姐走了,像一颗石子扔进河里,扑通一声,然后河面就平了。
我偶尔还会想起她。想起她那件碎花短袖。想起她坐在石墩子上的样子。想起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出差回来在楼下碰见她,她说:回来了?我说嗯,姐你还好吧。她说好着呢。
五十二岁,好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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