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我站在村支书家大门口，两条腿像是灌了铅，怎么都迈不开那一步。
那年的饥荒来得很突然。先是春旱，连着四十多天没下一滴雨，地里的麦苗还没抽穗就枯了大半。接着是虫灾，铺天盖地的蚂蚱从东山那边飞过来，黑压压的像一团乌云，落在地里就是一片光杆。等到秋天该收成的时候，每家每户分的粮食还不到往年的一半。
我爹在我十二岁那年就走了，是给村里修水渠的时候被塌方的土方砸的。我娘一个人拉扯我长大，又当爹又当娘，硬撑着供我念完了初中。可是常年的劳累让她落了一身的病，尤其是腿，一遇阴天就疼得下不了地。家里就我一个劳力，种的几亩薄田，风调雨顺的时候勉强能糊口，遇上这样的年景，日子就难过了。
那天早上，家里的面缸见了底，我娘坐在灶台前发呆，锅里只有一锅清水，连把野菜都没有。我妹小芸才七岁，饿得哭不动了，缩在被窝里一声不吭。隔壁的赵婶偷偷塞给我两个红薯，说：“柱子，你妈那身子骨经不起饿了，你去找村支书想想办法吧。”
村支书叫林德厚，是我们十里八乡有名的能人。他四十出头，当过兵，见过世面，办事公道，在村里威望很高。他家的条件在村里是最好的，老婆是赤脚医生，大闺女在县城念高中，小儿子跟我妹差不多大。他家的粮仓里，肯定有存粮。
可我知道，村里像我家这样揭不开锅的不止一户，林德厚就算有心帮忙，也帮不过来。再说了，我跟他非亲非故，平时见面也就是点头之交，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
我在他家门口站了足足有一刻钟，手心全是汗，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该怎么说。正犹豫着要不要转身回去，门突然开了。
是一双女人的手，细白纤长，骨节分明，端着一个白瓷盆子，盆里是刚洗过的衣服。她站在那里，看见门口杵着一个大小伙子，愣了一下。
阳光正好照在她脸上，我这才看清了——是林德厚的大闺女，林月娥。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眉眼间清秀得像画上的人。我在村里见过她，但从来没这么近地打量过。她的眼睛很好看，又黑又亮，像秋天山涧里的一汪清泉，干净得不沾一点尘埃。
“你是……”她微微歪着头看我，一开始没认出来，然后恍然大悟，“你是西头的张柱子吧？来找我爸？”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堵了团棉花，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林月娥倒是个爽快性子，把洗衣盆放在墙根，拍了拍手上的水，笑着说：“我爸去乡里开会了，下午才回来。你要是有急事，先进来坐会儿？”
“不……不用了。”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嗓子干涩得厉害，“我就是……就是……”
就是了半天，我就是说不出口。一个二十二岁的大男人，站在人家门口说“我家没粮了”，这话怎么想怎么窝囊。
林月娥看着我，目光里先是疑惑，然后又看了看我身上的旧衣裳——那是补丁摞补丁的劳动布裤子，膝盖上还破了个洞——她的眼神慢慢变了，变得柔软起来。
“你等一下。”她转身进了院子。
我站在门口，心跳得咚咚响。我听见她的脚步声进了堂屋，又进了里屋，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了几分钟，她出来了，手里多了一个白色的布袋子，鼓鼓囊囊的。
她把袋子递到我面前，轻声说：“拿着吧。”
我低头一看，那是一袋精面。白得像雪，细得像粉，隔着布袋子都能闻到麦子的香气。
在八七年的农村，精面是金贵东西。平常人家吃的多半是玉米面、高粱面，掺着野菜煮成糊糊。白面馒头那是过年过节才舍得吃的，更别说这磨了三遍的精细面粉。林月娥手里的这一袋，少说也有二十斤，够我家撑上十天半个月。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鼻子酸得厉害。我伸不出手，不是不想要，是觉得这双手不配接这样的恩情。
“拿着吧。”她又说了一遍，语气温和却不容拒绝，“我爸说过，乡里乡亲的，能帮一把是一把。”
我终于接过了那袋面，手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月娥……谢谢你……我、我一定会还的……”
“说什么还不还的。”她笑了笑，转身端起洗衣盆，“快回去吧，别让你妈等急了。”
我抱着那袋面转身往回走，脚下像是踩在云彩上，又轻又软。走到巷口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林月娥已经进了院子，只留下半扇没关严的木门。
我低下头，看着怀里的这袋白面，忽然觉得，这个秋天好像也没有那么冷了。
第一章
我家的日子，是从那袋精面开始慢慢缓过来的。
我娘知道我去林德厚家借了粮，先是愣了半天，然后红了眼圈，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去灶房烧了锅开水，和了一小碗面，搅了一锅面疙瘩汤。面疙瘩在锅里翻滚着，热气腾腾，满屋子都是麦香味。小芸从被窝里爬起来，端着碗的手都在抖，喝了一口，眼泪就掉下来了：“哥，好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林月娥递过那袋面的样子。她的手真好看，指甲圆润干净，不像村里其他姑娘那样粗糙。她的声音也温柔，像三月的风，软绵绵地吹进人心里去。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想了一个很荒唐的念头：要是能娶到林月娥那样的姑娘，这辈子就值了。
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自己掐灭了。林月娥是什么人？村支书的闺女，在县城念高中，前途一片光明。我是什么人？一个在地里刨食的庄稼汉，初中毕业就回家种田，穷得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我拿什么去配人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得美。
想通了这一层，我心里反倒踏实了。我告诉自己，张柱子，你别忘了人家的好，这辈子有机会，一定得报答。
那袋精面吃完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活路。村里有个在煤矿上干活的远房亲戚说，煤矿上缺推车工，下井推煤车，一天两块五，管一顿饭。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第二天跟着他去了煤矿。
煤矿在县城北边三十里的大山里，是个小煤窑，条件简陋得很。下井的工人戴着安全帽，帽子上挂着矿灯，猫着腰在巷道里推着一车车的煤往外走。井下的空气又闷又湿，到处都是煤灰，吸一口都觉得肺里沉甸甸的。我第一次下井的时候，心里怕得要死，总觉得头顶上的岩层随时会塌下来。可是想到家里的娘和妹妹，想到那袋空了的精面袋子，我咬咬牙，推起了煤车。
一天两块五，一个月就是七十五块。在那个年代，七十五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省吃俭用，每个月能攒下六十块寄回家。剩下的钱，我买了一条烟，称了两斤糖果，在腊月二十八那天回了村。
我先回了一趟家，把挣的钱和煤矿发的过年福利——两瓶白酒、一箱苹果——都交给我娘。我娘看着我黑瘦黑瘦的样子，眼泪扑簌簌地掉：“柱子，你瘦了，也黑了。”
“妈，没事，我身子骨结实着呢。”我咧嘴笑了笑，然后把那条烟和那两斤糖果装进一个布袋子里，“我去林支书家看看，这一年多亏了人家。”
我娘擦了擦眼泪，点头说：“是该去，好好谢谢人家。”
我拎着东西走到林德厚家门口，院子里已经有欢声笑语传出来。林家正在贴春联，林德厚踩着梯子往门楣上刷浆糊，他老婆邱桂兰在下面扶着梯子，嘴里念叨着：“往左一点，往左一点……多了多了，往右挪挪……”
林月娥站在院子里，正带着弟弟林国强放鞭炮。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散着，被寒风吹得有些凌乱，可那张脸依旧清秀好看，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弯成一个好看的弧度。
“张柱子？”林月娥先看见了我，惊喜地叫了一声，“你回来了？”
林德厚从梯子上跳下来，拍拍手上的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听说你去了煤矿？干得咋样？”
“还行，林叔。”我把烟和糖果递过去，“过年了，来看看您，谢谢您那袋面。”
林德厚接过东西，抬手就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你这孩子，见外了不是？乡里乡亲的，说啥谢不谢的。”他把烟拆开，抽出一根叼在嘴里，“走，进屋坐，中午就在这儿吃。”
“不了不了，林叔，我妈在家等着呢。”
“你妈那儿我叫国强送盘饺子过去。”林德厚不由分说地把我拉进了院子，“大过年的，你一个大小伙子，回去也是闲着，陪我喝两盅。”
邱桂兰在旁边笑着说：“柱子难得来一趟，就在这儿吃吧，我去多炒两个菜。”
我被林德厚按在堂屋的八仙桌前坐下，心里又暖又慌。暖的是林家人待我实在，慌的是我坐着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跟这屋里的气氛格格不入。
林月娥端着一碟花生米走进来，放在桌上，顺手给我倒了一杯茶。她的手指修长白皙，指甲盖泛着淡淡的粉色，跟煤矿上那些粗黑的大手比起来，简直是两个世界。
“柱子哥，你在煤矿上累不累？”她问。
“还行。”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低着头盯着茶杯。
“别干了，”林德厚在旁边插嘴，“那煤矿是人干的活吗？又危险又伤身体。你要是有力气，过了年跟我去乡里的砖瓦厂，我帮你问问缺不缺人。”
“真的？”我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全是惊喜。
“我还能诓你不成？”林德厚点着了烟，深吸一口，“不过砖瓦厂的活也不轻松，搬砖卸瓦，比煤矿好不到哪儿去。至少在厂里，不用下井，安全。”
“林叔，我不怕累，什么活都行。”我端着茶杯的手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激动。
那顿饭我吃得特别香。邱桂兰炖了一只鸡，炒了腊肉，蒸了白面馒头，摆了满满一桌子。林德厚跟我喝了不少酒，脸红得像关公，话也多了起来。他说他当年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怎么怎么样，说村里这几年的变化，说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家的儿子娶了媳妇。他说到兴头上，忽然拍了拍桌子：“柱子，你小子不错，踏实肯干，有前途。”
我被他夸得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林月娥坐在一旁，一边给弟弟夹菜，一边听着我们说话，偶尔抿嘴笑一下。她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好看得让人心里发慌。
吃完饭，我起身告辞。林月娥送我到门口，递给我一个纸包：“柱子哥，这是我妈蒸的枣糕，你带回去给小芸尝尝。”
我接过纸包，纸包还是热的，隔着纸能闻到红枣的甜味。我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走出十几步，我忍不住回头，看见她还站在门口，红色的棉袄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格外显眼。
她在看着我。
我的心跳突然加快，快得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我加快脚步往家走，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各种念头搅在一起，理不出头绪。
回家之后，我把那包枣糕拆开，拿了一块递给小芸。小芸咬着枣糕，口齿不清地说：“哥，林月娥姐姐好看不？”
我被问得一愣：“你咋知道的？”
“你每次看她的时候，眼睛都直了。”小芸嘻嘻笑着。
我瞪了她一眼：“小丫头片子，别瞎说。”
我娘在旁边纳鞋底，针线活做得很慢，眼睛却不离我：“柱子，你要是真有那个心思，妈不拦你。林家的闺女是好姑娘，就是……”
她没说完，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就是咱家配不上人家。
我没接话，转身进了自己的屋，把门关上了。
夜里我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闭上眼睛，眼前全是林月娥穿着红棉袄站在门口的样子。她的眼睛，她的笑容，她说“柱子哥”时温柔的声音，一遍一遍地在脑海里回放。
我想起林德厚说过，林月娥过了年就要高考了。她要是考上大学，那就是鲤鱼跳龙门，这辈子就彻底跳出农村了。到那时候，别说我，就是村里条件最好的人家，也高攀不上。
这个念头像一盆冷水，把我心里那点火星子彻底浇灭了。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强迫自己睡觉。
别想了，张柱子，你不配。
第二章
过了正月十五，林德厚果然给我在乡砖瓦厂找了活。砖瓦厂离村里七八里路，骑自行车要半个小时，条件比煤矿好得多，至少不用下井，也不用整天泡在煤灰里。我的工作是往窑里码砖坯，活儿不轻松，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但工资还算稳定，一个月能拿六十多块。
最重要的是，砖瓦厂离县城近，林月娥在县城一中上学，我有时候能碰见她。
当然不是偶遇，是我故意去的。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林月娥会从县城坐班车回村，班车在砖瓦厂门口有个停靠点。我算好了时间，每到星期六就提前把活干完，在厂门口等着，假装在抽烟休息。等班车停下来，林月娥从车上跳下来，我就上去帮她拎东西。
一开始她还有些不好意思，说“不用不用”，后来也就习惯了，每次看见我都笑着喊一声“柱子哥”，然后把书包或者一些零碎东西递给我。
那段从砖瓦厂到村里的路，大概四十分钟的脚程，是我这辈子最珍惜的时光。
我们边走边聊，她跟我说学校里的事，说数学题太难了，说历史书要背的内容太多了，说她同桌的女孩子跟隔壁班的男生谈恋爱被老师发现了。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活泼，眼睛里闪着光，像个普通的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而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村支书闺女”。
我大多时候都在听，偶尔插一两句嘴。我的那点文化水平，在初中毕业生里不算差，但跟念高中的她比起来，就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她说起课文里的诗词，我只能听出个大概的意思，说不出什么门道。她谈起理想，说想考省城的师范大学，将来当老师，我就觉得她一定能行。
有一次，她忽然问我：“柱子哥，你以前学习怎么样？”
“不咋样，”我挠挠头，“中等偏上吧，考不上高中的那种。”
“你要是继续念书，说不定能考上呢。”她认真地看着我，语气里带着一丝惋惜。
我没接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考不上。不是脑子不行，是家里供不起。我爹没了以后，家里就我娘一个劳力，我不回来帮忙，家里那几亩地就荒了。这些事儿我没跟林月娥说过，不想让她觉得我是个可怜人。
但林月娥是个聪明的姑娘，她从我那些欲言又止的话里，大概也猜到了七七八八。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提过念书的事，反倒是经常从学校带一些课外书回来借给我看，说是“闲着也是闲着，多看看书总没坏处”。
我看书慢，有时候一个星期才能看完一本薄薄的小说，还回来的时候不好意思地笑着说“看不懂”。林月娥也不笑话我，耐心地跟我讲里面的意思，讲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做，那个人为什么那么说。她讲得很细，慢声细语的，像在跟小孩子说话一样。
我听着听着，有时候就出了神，没听进去她讲的内容，光顾着看她的侧脸了。夕阳照在她脸上，镀上一层金黄色的光，她的睫毛很长，微微上翘，像两把小扇子。
“柱子哥，你在听吗？”
“在听在听。”我赶紧把目光收回来，装作认真听讲的样子。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也没戳破，只是抿着嘴笑了笑。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留几块钱在身上，星期六在砖瓦厂门口等她，星期天下午再送她去坐班车回学校。我们的关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像两根平行线，虽然没有交到一起，但靠得很近，近到能感受到彼此的温度。
林德厚和邱桂兰对我的态度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去他们家，林德厚就是客气，把我当村里的小辈看待。后来就不一样了，他有时候会主动留我吃饭，喝酒的时候也不再是长辈对晚辈的那种居高临下，而是有一种“把酒言欢”的意思在里面。
有一次，他喝了几杯酒，忽然看着我说：“柱子，你今年二十三了吧？”
“嗯，二十三了。”
“该说媳妇了。”他咂了一口酒，“有没有看中的？叔给你做媒。”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脸上却装作若无其事：“林叔，我家里那个条件，谁愿意嫁给我啊。”
“你这话说的不对，”林德厚摆摆手，“穷不怕，怕的是没志气。你这孩子我看得出来，有股子韧劲，肯下苦力，以后错不了。”
我当时差点就想说“我看中你家月娥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端起酒杯灌了一口，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现在想来，我那时候已经有些摸不清自己的心思了。我知道我跟林月娥之间有差距，可又舍不得离她远一点。哪怕只是每个星期六见她一面，说几句话，走一段路，我就觉得这一个星期没白过。
可梦总有醒的时候。
那年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我照常在砖瓦厂门口等林月娥。班车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才到，车门一开，林月娥慢吞吞地走下来，脸色很不好看，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我心里一紧，上去帮她拎东西，小声问：“咋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她摇摇头，咬着嘴唇说：“柱子哥，我可能考不上大学了。”
“为啥？”
“一模考试没考好，总分比上次少了四十多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数学和英语都考砸了，班主任说我这个成绩，上本科线悬。”
我愣住了。在我的认知里，林月娥一直是那种成绩很好的学生，考大学是十拿九稳的事。我从来没想过她会考不上。
“你以前不是考得挺好的吗？一次没考好，不代表什么。”我笨拙地安慰她，“还有一个月呢，你好好复习，肯定能行。”
“你不懂。”林月娥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你根本不懂。”
她说完这句话，拎着自己的书包，快步往前走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提着她的一个装脏衣服的布袋子，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她说“你不懂”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疏离和烦躁，好像我不是那个每周都来接她的柱子哥，而是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跟她之间的距离，不是一袋精面能拉近的，不是几本书能拉近的，也不是每个星期六走的那四十分钟的路能拉近的。
她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中生，我是一个在砖瓦厂搬砖的农民工。她将来是大学生，我将来还是农民工。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一条小路，而是一条鸿沟，深不见底，宽不可及。
那天晚上，我没去林家。我把那个装脏衣服的布袋子放在砖瓦厂的门卫室，请看门的大爷帮我转交给她。
我在砖瓦厂的宿舍里躺了一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味。我想了很多，想起了那天在林家门口，林月娥递给我那袋精面时的样子。白色布袋子，雪白的面粉，她干净修长的手指，还有那句“拿着吧”，语气温和却不容拒绝。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林月娥对我的好，就像那袋精面一样，是施舍。
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她看我可怜，所以给了我那袋面。她看我无聊，所以借书给我看。她看我用心，所以每周跟我走那段路。她对我好，不是因为她喜欢我，而是因为她对谁都好。
想明白这一点，我心里反而轻松了些。不是那种释然的轻松，是一种疼痛后的麻木，像皮肤结了痂，摸上去不那么疼了，可下面的肉还是烂的。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照常去砖瓦厂干活，一整天都没说话。旁边的人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晚上没睡好。
星期天下午，林月娥要回学校了。我没去送她。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写了一封信，写了撕，撕了写，折腾了半夜，终于写完了。信很短，就几句话：
“月娥，谢谢你那袋面，谢谢你借我的书，谢谢你对我的好。你安心考试，考完了我给你庆祝。柱子哥字。”
我把信折好，装进信封，第二天早上交给了砖瓦厂的会计，让他帮忙带进城投到邮筒里。
我不知道林月娥有没有收到这封信，也不知道她看了以后是什么反应。反正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在星期六等过她。
第三章
高考是七月的七、八、九三天，热得要命。
那几天我正好赶上砖瓦厂检修窑炉，忙得脚不沾地，连去县城看考场的心思都没有。但我心里一直挂着这件事，干活的时候总忍不住看表，想着这会儿语文该考完了，这会儿数学该考完了，这会儿英语该考完了。
九号下午，我请了半天假，骑自行车去了县城一中。
校门口围满了人，大多是来接考生的家长。我站在人群里，踮着脚往大门里张望，找了一圈没看见林月娥。正着急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柱子哥？”
我猛地转过身，林月娥就站在我面前。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头发扎成马尾，脸上带着考完试后的那种疲惫和放松。最让我意外的是，她在笑，笑得很真诚，跟那天在砖瓦厂门口哭着说“你不懂”的时候判若两人。
“你咋来了？”她问。
“我来接你。”我说完这句话，忽然觉得有些尴尬，又补了一句，“林叔交代的，他今天去乡里开会，让我来接你。”
其实林德厚根本没有交代我，是我自己来的。但我不好意思说实话，就撒了个谎。
林月娥没有揭穿我，或者她看出来了但没有说。她把手里的文具袋递给我，说：“走吧，我饿了，请我吃碗面？”
我带她去了一中门口的一家面馆，要了两碗肉丝面。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汤面上飘着一层油花和葱花，香气扑鼻。林月娥吃得很快，大概是考试耗费了太多体力。
我一边吃一边偷偷看她。她的脸色比一个月前好多了，虽然还是有些憔悴，但精神头很好，眼睛里的光是亮的，不像上次那样灰蒙蒙的。
“考得咋样？”我问。
“还可以吧。”她放下筷子，擦了擦嘴，“数学考得不太好，但英语超常发挥了。总分上线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能上哪所学校。”
“肯定能上省师大。”我说。
“你咋知道我想上省师大？”
“你不是说过吗？想当老师。”我说，“当老师好，体面，还受人尊敬。”
林月娥看着我，目光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感激，又像别的什么。她低下头，喝了一口面汤，轻声说：“谢谢你，柱子哥。”
“谢我啥？”
“谢谢你一直对我这么好。”
我被她这句话说得心里发酸，鼻子一酸，差点没绷住。我赶紧端起碗假装喝汤，把那股子酸劲压了下去。
吃完饭，我骑着自行车带她回村。那段路骑自行车要快得多，但还是得一个多小时。林月娥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抓着我的衣角，风吹起她的头发，时不时划过我的后脖颈，痒痒的。
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只有风声和自行车轮子碾过土路的声音。但我能感觉到她的手一直抓着我的衣角，从没松开过。
到了村口，我停下车，林月娥跳下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她看着我，忽然说：“柱子哥，你是不是故意不来接我的？”
我被问得一愣，支支吾吾地说：“我……砖瓦厂忙……”
“你要是忙，今天怎么有空来接我？”
我没话说了。林月娥看着我，忽然笑了，笑得眉眼弯弯的：“柱子哥，你是不是以为我嫌弃你了？”
我还是没说话。
“那天我话说重了，对不起。”她认真地看着我，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说你不懂，不是嫌弃你，是……是有些话说出来你也帮不上忙，说了只会让你也跟着着急。我不想让你替我操心。”
我心里那根绷了许久的弦，忽然就松了。
“月娥，我……”
“你别说了，我都知道。”她打断了我，低下头，声音轻得像是自言自语，“你每周六来接我，每周天送我，给我拎东西，听我说那些有的没的，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我站在原地，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眼前全是金星。
林月娥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温柔。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最后只是笑了笑，转身走了。
我推着自行车愣在原地，看着她走远的背影，红色的裙子在黄昏的余晖里荡来荡去，像一个不太真实的梦。
那天晚上，我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林月娥的那些话在我脑子里转了一遍又一遍。“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她看出来什么了？看出我喜欢她了？她要是看出来了，为什么还对我那么好？她是什么意思？她是不是也……
我不敢往下想了。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前一步可能是万丈深渊，也可能是青山绿水，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没勇气去试探。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好像又恢复了原样。林月娥在家等录取通知书，我继续在砖瓦厂干活。星期六的例行“接送”因为高考结束取消了，我们见面的次数少了，但每次在村里碰见，她都会笑着跟我打招呼，我也笑着回应。
有时候在村里的小卖部碰见她，她会站在门口跟我说几句话，问她妈最近身体好不好，问我妹小芸的学习怎么样。我说小芸学习成绩不错，期末考了全班第五名。她就特别高兴，说“小芸比你聪明，你得好好供她念书，让她考大学”。
我点头说“一定”。
八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在砖瓦厂的宿舍里刚躺下，听见外面有人喊我：“张柱子！张柱子！你家里来电话了！”
我爬起来跑到厂部办公室，接起电话，那头是我娘的声音，激动得变了调：“柱子！你快回来！林家的闺女考上大学了！省师范大学！”
我握着电话的手在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情绪。
“妈，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回去。”
挂了电话，我回到宿舍，躺在铺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泡。灯泡里的钨丝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像一只飞不出去的苍蝇。
她考上了。
省师范大学。
她真的要当老师了。
我替她高兴，真的高兴。可那种高兴里面，夹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酸，像醋里混了蜜，又酸又甜，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我回了村，先去了一趟林家。院子里已经聚了不少人，都是来道喜的。林德厚站在院子中间，笑得合不拢嘴，手里拿着一包拆开的烟，见人就发。邱桂兰在灶房里忙活，准备做一桌好菜招待客人。
林月娥坐在堂屋里，被一群婶子大娘围着问这问那。她穿着一件淡绿色的连衣裙，头发披散着，脸上带着微微的红晕，好看得像画报上的电影明星。
我站在院子门口，没敢进去。透过人群的缝隙，我看见林月娥在跟人说话，忽然她的目光扫过来，看见了我。
她跟身边的人说了句什么，然后就起身朝我走过来。
院子里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我身上。那些婶子大娘的表情各异，有好奇的，有打量我的，还有的在交头接耳，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柱子哥，你来了。”林月娥走到我面前，语气平静，但眼睛是亮的。
“恭喜你。”我把自己准备好的东西递过去——一个用红纸包着的长方形盒子，“考上大学了，没啥好东西，这个你拿着。”
林月娥接过去，拆开红纸，打开盒子，是一支钢笔。永生牌的，花了我十五块钱，是我半个月多的伙食费加烟钱攒下来的。
她拿着那支笔，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柱子哥，你……”
“好好念书。”我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
我听见她在身后喊“柱子哥”，声音有些发颤。我没回头，加快脚步往外走。
走出林家的大门，走出去很远，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我才停下来。我背靠着那棵粗壮的槐树，仰头看着头顶的树冠，树叶密密匝匝的，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我脸上。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秋天傍晚的空气里有庄稼成熟的味道，还有远处谁家灶房飘出来的炊烟味。
林月娥要去省城念书了。
省城离我们这儿三百多公里，坐火车要七个多小时。
她走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至少，再也不会回到我身边了。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趟林家。不是去找林月娥，是去找林德厚的。
林德厚正在堂屋里算账，算闺女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桌子上摊着一堆零钱，五块十块的，最大面额是五十的，加起来大概有两三百块。这在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里，已经是笔不小的数目了，但离大学学费还差得远。
“林叔。”我站在门口。
“柱子？”林德厚抬起头，摘下老花镜，“进来坐。”
我走进去，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
“林叔，这是我这个月在砖瓦厂挣的，六十五块，您拿着，给月娥凑学费。”
林德厚愣住了，看着那个信封，又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你疯了？”他终于开口了，“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你家里还有你妈和你妹要养，你把钱给我们？你拿什么过日子？”
“林叔，我妈那边我有办法。月娥上大学是大事，不能耽误。”我态度很坚决，“那袋面的情，我得还。”
林德厚的眼睛红了。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得我肩膀发麻。
“好小子。”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好小子。”
那笔钱林德厚最后收下了，但第二天就还回来了一半。他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你不能把自己逼得没活路。”我推了几次没推掉，只好把那三十二块五毛钱揣回了兜里。
林月娥知道这件事，是在她出发去省城的前一天晚上。
那天傍晚，她找到砖瓦厂来了。
我从窑炉旁边出来的时候，浑身灰扑扑的，脸上被煤灰抹得跟花猫似的。她站在厂门口，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跟这个脏兮兮的环境格格不入。
“你咋来了？”我赶紧拍了拍身上的灰，又用袖子擦了一把脸，结果越擦越花。
“柱子哥，你把钱给我爸了？”她开门见山。
“你爸告诉你了？”
“嗯。”她看着我，眼眶有些泛红，“你干嘛要那样？你家里也不宽裕。”
“那袋面的事，我一直记着。”我说，“我跟你爸说了，是还情，不是借的。”
林月娥忽然上前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膊。她的手指很用力，掐得我胳膊有点疼。
“柱子哥，那袋面是我给你的，不是我爸给的。你要还，还我就行，给我爸算什么？”
我被她的气势弄得有些懵：“你……你这是啥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别再躲着我了。”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倔强的光芒，“你送我钢笔的时候转身就走，你跟我爸说你是在还情，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觉得我考上大学了，咱们就不是一路人了，你就不配跟我来往了，对不对？”
我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正中靶心。
“柱子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她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我爸说等你从煤矿回来的时候，你家连饭都吃不上了，你拿着那袋面回家的那天晚上，你娘做了面疙瘩汤，小芸喝着喝着就哭了，你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哭了半宿。”
我被她说得心头一颤。那是我不愿意回忆的一个晚上，我确实哭了，不是因为饿，是因为觉得自己太窝囊，太没用，连娘和妹妹都养活不了。
“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柱子哥。”林月娥的声音更轻了，“你心善，你踏实，你肯吃苦，你对我在乎……我都知道。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
她说完这些，松开了我的胳膊，后退了一步。风吹起她的头发和白衬衫的下摆，在昏暗的天光里，她像一株亭亭玉立的百合花。
“我走了。”她笑了笑，“等我放了假就回来看你。”
她转身走了。我站在砖瓦厂门口，看着她走远，身影渐渐融进暮色里。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粗糙，黝黑，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煤灰。
我又看了看她消失的方向，只有空荡荡的一条土路，路两边是即将成熟的水稻，在夜风里掀起一层层的波浪。
那天晚上，我在砖瓦厂后面的小河边坐了很久。河水哗哗地流，青蛙呱呱地叫，夏天的虫子一浪一浪地嗡鸣。我坐在河岸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的红光在夜色里忽明忽暗。
我在想，林月娥跟我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只是感激我，还是真的对我有那个意思？
如果只是感激，那也说得通。毕竟她是个善良的姑娘，看不得别人对她好却没有回报。
但如果她真的对我有那个意思……我猛地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了出去。别做梦了，张柱子，清醒一点。人家是大学生，你是个搬砖的。等她到了省城，见了更大的世面，认识了更优秀的人，就会慢慢忘了你，忘了这个破旧的砖瓦厂，忘了这个灰头土脸的穷小子。
到那时候，你连站在她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第四章
林月娥走的那天是八月二十八号，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天我请了半天假，骑自行车送她到县城火车站。她带了一个大箱子，装了衣服、被子、脸盆和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箱子沉得要命，一个人根本拎不动。林德厚和邱桂兰也去了，一家人在站台上依依不舍地告别，邱桂兰掉了眼泪，林德厚嘴上不说，眼眶也是红的。
火车进站的时候发出一声长长的汽笛，喷出白色的蒸汽，把站台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里。林月娥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挥手。
“爸，妈，你们回去吧。”她又转过头看着我，“柱子哥，我走了。”
“好好学习。”我说。
“知道了。”她笑了笑，然后低声说，“等我回来。”
火车开动了，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慢慢加速，车轮滚过铁轨，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铁轨的尽头。
邱桂兰哭出了声，林德厚揽着她的肩膀，轻声说“好了好了，闺女有出息了，你应该高兴才是”。我站在一旁，手里还捏着一张站台票，票根已经被我揉皱了。
回去的路上，我没骑车，让林德厚夫妻俩先走了。我一个人推着自行车顺着铁路往回走，铁路两边的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玉米棒子已经灌了浆，沉甸甸地垂着头。火辣辣的太阳晒在背上，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衣裳湿了一大片。
我走到一个道口，停下来，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歇口气。远远的又有一列火车开过来，绿皮车厢，车窗大多开着，里面的人有说有笑。
我忽然想，林月娥在那趟车上，是不是也在窗户边坐着？是不是也在看着窗外的风景？她会不会在某个瞬间，想起这个坐在铁道边的傻小子？
火车呼啸着从我面前驶过，带起来的风卷起地上的尘土，扑了我一脸。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灰，站起来，推着车继续往前走。
日子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砖瓦厂的活，家里的活，日复一日，枯燥而漫长。林月娥走了以后，我的生活像是少了一块什么东西，说不上来少了什么，但总觉得空落落的。
林月娥偶尔会给我写信。她的信写得规规矩矩，开头总是“柱子哥你好”，结尾总是“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中间说的无非是学校里的事情，老师怎么样，同学怎么样，食堂的饭菜怎么样，省城的秋天比家乡凉得快之类的。她的字写得很漂亮，方正里有种说不出的秀气，像她这个人一样。
我每次收到信都会反复看很多遍，然后在回信里说些不咸不淡的话。我说砖瓦厂的生意还行，说村里的庄稼收成不错，说我娘的腿好多了，说小芸又考了年级前十名。我的字写得不好，歪歪扭扭的，但我尽量写工整，一笔一划地写，像小学生练字一样。
我从来没在信里说过一句想念她的话，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那些话太重了，重到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字来承载。我只能在信的最后写上一句“多注意身体”，然后反反复复描上好几遍。
大概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在砖瓦厂干活的时候，忽然收到一封林月娥的信。这封信跟以往的不太一样，信封很薄，拆开以后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一行字：
“柱子哥，这周六下午三点，我打电话到你们厂部，你方便接吗？”
我的心跳一下子就快了。她从来不给我打电话的，因为砖瓦厂的厂部电话是办公用的，一般不让工人随便用。而且从省城打到村里的长途电话，话费也不便宜。
我等到周六，从中午就开始坐立不安，一会儿看一眼墙上的挂钟，一会儿又看一眼。两点半的时候我就跑到厂部办公室等着了，会计老刘看着我笑：“柱子，等谁的电话呢？对象啊？”
我红着脸没吭声。
三点整，电话响了。
我一把抓起话筒，手在发抖。“喂？”
“柱子哥。”电话那头传来林月娥的声音，有些失真，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但还是能听出她特有的那种温和和柔软。
“月娥，你那边咋样？”我握着话筒的手全是汗，“冷不冷？省城比咱们这儿冷吧？”
“不冷，宿舍有暖气。”她笑了一声，“我就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啥事儿？你说。”
“学校……学校有男生给我写情书了。”
我握着话筒，一下子说不出话了。
电话那头的林月娥好像感觉到了我的沉默，赶紧说：“你放心，我没理他们。我就是……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跟我说这个干啥？”我的声音有些干涩。
“因为你得知道。”她说，“不然你在那边瞎想，又要想东想西的。”
我握着话筒，心里翻江倒海，嘴上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看见会计老刘正在低头看报纸，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柱子哥，你还在吗？”
“在。”
“你是不是又胡思乱想了？”
“没有。”
“骗人。”她语气笃定，“我听得出来，你又在瞎琢磨了。柱子哥，我跟你说，那些男生我都不喜欢。他们都太嫩了，说话做事都跟闹着玩似的，不像你……”
“不像我啥？”
“不像你……”她顿了一下，好像在斟酌措辞，“不像你那么踏实。”
我鼻子一酸，差点在电话里哭出来。
我使劲忍住了，深吸了一口气，说：“月娥，我这儿电话费贵，长话短说，你在学校好好的，别想太多，好好学习，家里有你爸你妈，有……有我，你别操心。”
“嗯。”她应了一声，然后顿了顿，轻声说，“柱子哥，等我回来。”
电话挂了。
我拿着话筒愣了好久，直到话筒里传出嘟嘟嘟的忙音，才慢慢把话筒放回去。会计老刘抬起头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柱子，好姑娘啊，可要抓住了。”
我没接话，出了厂部办公室，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灰蒙蒙的天。
十月的天空很高很蓝，几只麻雀从头顶飞过，叽叽喳喳的，像是在开什么热闹的会。我的心里乱糟糟的，像一团麻线，理不出头绪。林月娥的话一遍一遍在脑子里回放——“那些男生我都不喜欢”“不像你那么踏实”“等我回来”——这些话串在一起，像一把钥匙，试图打开我心里那扇紧闭的门。
可是那扇门太重了，我不敢开。
我怕门后面不是我想象中的春暖花开，而是一片冰冷的深渊。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林月娥的信雷打不动地每两周一封，她的电话偶尔会打来，每次都是三五分钟，说些细碎的小事。她说她们班的女生在宿舍里彻夜聊天，说她加入了学生会，说省城的冬天冷得不行，路上的积雪到脚踝那么深。
我回信的时候说得最多的是“注意身体”，有时候还会塞几块钱进去。我知道几块钱对她来说不算什么，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有时候我会想，林月娥到底看上我什么了？我长得不帅，没念过什么书，干的又是最底层的体力活，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她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她一个女大学生，有学历有模样，追她的男生排着队，她偏偏要跟我这个泥腿子纠缠不清。
我想不明白。
也许从一开始，她递给我那袋精面的时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
一九八九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一月底就过年了。
林月娥是腊月二十六到家的。她回来的那天，我正好在砖瓦厂加班赶一批砖坯，脱不开身。等晚上赶到她家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坐满了人，都是来看她的亲戚和邻居。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去，邱桂兰从灶房出来，一眼就看见了我：“柱子来了？快进来快进来，月娥念叨你一晚上了。”
我就被推进去了。
林月娥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边，身旁围着一群婶子大娘。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短发已经留长了，披在肩膀上，整个人看上去比半年前成熟了不少，眉眼间少了些少女的青涩，多了些女人的韵味。
看见我进来，她站起来，冲我笑了笑：“柱子哥，你咋这么晚才来？”
“加班来晚了。”我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她，“给你的，过年礼物。”
她接过去拆开，是一双手套。厚实的棉线手套，乡下供销社里最普通的那种，一点都不稀罕。但那双手套是我花了三个晚上自己织的。我跟我娘学的织毛线，拆了两副旧手套重新织的，针脚歪歪扭扭，丑得要命。
林月娥把手套戴上，翻来覆去地看，笑出了声：“柱子哥，你这是你织的吧？”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嗯，手艺不行，将就着戴吧。”
“不将就。”她把手套摘下来，小心地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旁边几个婶子看着这一幕，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然后开始窃窃私语。
我听见有人说：“林家的闺女跟西头那个张柱子，是不是……”，另一个说：“不太可能吧，人家是大学生，他一个种地的……”，还有一个说：“那也说不准，林德厚那个人，挺看得上柱子的……”
我装作没听见，但心跳得很快。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村里的年轻人都聚在老槐树底下放鞭炮。林月娥也在，她弟弟国强跟一群小男孩比赛谁的鞭炮响，震得耳朵嗡嗡的。
林月娥站在我身边，捂着耳朵，躲着四处乱飞的鞭炮和烟花碎屑。她忽然拉住我的袖子，把我拽到一边。
“柱子哥，我跟你说个事儿。”
“啥事儿？”
“我爸说了，过了年让我把你也带到省城去，他说省城的机会多，比你在砖瓦厂强。”
我愣了一下：“你爸要带我去省城？”
“嗯。”林月娥看着我，眼睛在烟花的照耀下一亮一亮的，“我爸认识省城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说是缺人，包吃包住，一天四块钱，干得好还能涨。”
一天四块钱，比砖瓦厂多了将近一倍。
“可是……”我犹豫了，“你家的事……”
“我家的事你不用操心，国强大了，能帮忙了。”林月娥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坚决，好像早就跟我娘商量好了似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去省城意味着离开家，离开我娘和小芸，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去搬砖。一个农村人，在城里能混成什么样？我心里没底。
但林月娥的态度出乎意料地坚定，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柱子哥，你别怕。到了省城有我呢。”
她的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我平静的心湖，激起了很大的浪。从小到大，每个女人都在说等她长大要上大学，要找份好工作，要有出息。好像她永远都在追逐什么更远的东西，而我站在原地，眼睁睁看着她越走越远。
现在，她站定在我面前，看着我，说“你别怕，有我呢”。
我的心脏狠狠地跳了一下，跳得那么用力，好像要跳出胸腔。
“好。”我说。
就一个字，但是我说得很重。
第五章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我跟着林德厚和林月娥坐上了开往省城的火车。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远门。我穿了我最好的一件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夹克，是我在砖瓦厂干了半年后用奖金买的。兜里揣着我娘连夜烙的葱油饼，用油纸包着，还热乎着。
火车上人很多，过道都挤满了人，卖东西的小推车根本推不过去。我靠在硬座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城镇，又从城镇变成工厂，心里七上八下的，说不清是兴奋还是害怕。
林月娥坐在我旁边，靠窗的位置。她一路上都在看书，是一本教育心理学，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划着红线，旁边还写着笔记。我瞄了一眼，大部分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
火车到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省城的火车站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喇叭里循环播放着“各位旅客请注意”的广播，声音大得震耳朵。我被这阵势吓到了，紧紧地跟在林德厚后面，生怕走丢了。
林德厚领着我和林月娥七拐八拐地穿过几条马路，来到一片老式的居民区。这里的楼房不高，都是四五层的红砖楼，外墙上的白灰已经脱落了大半，露出一块一块的砖头。拐角处有一个电话亭，旁边是一家小卖部，门口堆着一摞啤酒箱子。
林德厚在一栋楼下停住了，按了三楼的门铃。过了一会儿，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开了门，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工装，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笑着拍了拍林德厚的肩膀：“老林，来了啊！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侄子？”
“对，叫柱子。”林德厚把我推到前面，“柱子，这是赵叔，以后你就跟着他干。”
赵叔打量了我一番，满意地点点头：“看着就有把子力气。行，跟我走吧，先吃饭，吃完饭我给你安排住处。”
赵叔住的地方是一个筒子楼，走廊又窄又暗，两边堆满了各种杂物，煤气罐、纸箱子、自行车零件，走路都得侧着身子。他把我领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小房间，推开门，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窗户上的玻璃破了一块，用报纸糊着，傍晚的余晖从报纸的缝隙里透进来，给昏暗的房间带来一点光亮。
“条件简陋了点，将就住吧。”赵叔说，“吃饭在楼下的公共食堂，澡堂子在隔壁楼，一周开两次水。”
“谢谢赵叔，够好了。”我说。
林月娥帮我收拾了一下房间，把我的东西从包里拿出来放好。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说：“这是我的地址和学校传达室的电话，你有事就给我写信或者打电话。我周末会过来看你。”
“不用不用，”我赶紧摆手，“我挺好的，你不用操心。”
“操不操心是我的事。”她把纸条塞进我手里，语气不容商量，“收好了。”
我只好把纸条叠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块，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反复摁了摁，确认不会掉出来。
第二天我就上了工地。
赵叔的工地在一个正在开发的住宅小区，离林月娥的学校大概骑自行车半小时的路程。我的工作是搬砖和混凝土，跟土建工人一起抬钢筋，扛水泥袋。这些活我在砖瓦厂干过，驾轻就熟，抡起大锤砸墙的时候力气大得连工头都夸：“这小子，虎实！”
搬了一天砖，肩膀被压得红肿，胳膊上全是青紫色的勒痕。晚上躺在床上，浑身散了架似的疼，翻个身都觉得骨头在咯咯响。但我心里不觉得苦，因为我知道，我干一天拿到的钱，比以前在砖瓦厂干两天还多。
更重要的是，我跟林月娥在同一个城市了。
周末的时候，她果然来看我了。
她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从学校骑了半个多小时到工地。到的时候脸被风吹得通红，鼻尖上挂着细细的汗珠。她带了两个搪瓷缸子，一缸是她妈从老家寄来的咸菜，过了油的，装在罐头瓶子里，封得严严实实。另一缸是她从学校食堂打的米饭，还是热的。
我们坐在工地的材料堆旁边，就着咸菜扒拉米饭。太阳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林月娥看着我吃，自己没动筷子。
“你咋不吃？”我问。
“我吃过了。”她说，“你多吃点，干体力活的人不能饿着。”
我没客气，一口气扒拉完了满满一缸子米饭。林月娥又递给我一个苹果，说：“饭后吃个水果，对身体好。”
苹果是红的，圆滚滚的，皮上还挂着水珠。我舍不得吃，攥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半晌才咬了一口，又脆又甜，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
“柱子哥，”林月娥忽然开口了，“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干什么？”
“以后？”我嚼着苹果，含糊不清地说，“好好干活，多挣点钱，寄回家。”
“我是说你以后，长远的打算。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你想干什么？”
我被问住了。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活着就是活着，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幸福，哪敢想五年十年以后的事？
“没想过。”我老老实实地说。
林月娥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是在看我，又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她转过头，看着工地上忙碌的人群，轻声说：“柱子哥，我觉得你不应该一直在工地上搬砖，你可以学点技术，做个木工电工什么的，比搬砖轻松，挣得也多。”
“我初中都没毕业，能学会啥？”我自嘲地笑了笑。
“你别小看自己。”林月娥的语气认真起来，“我认识一个师兄，他爸就是木工，手艺好得很，不光在工地干活，自己还接私活，给人打柜子打床，挣得比工地上多多了。你肯学，我帮你去问问。”
我没接话。不是不想学，是心里没底。我这个人，除了下苦力，还会啥？木工是门手艺，讲究的是手巧心细，我能行吗？
林月娥看出了我的犹豫，说：“你别急着决定，先想想。”
那天下午，她又在工地上陪我坐了很久，一直到太阳西斜了才走。我送她到路口，看着她骑着自行车走远，消失在人流里。我手里还攥着那个苹果核，啃得只剩一个瘦瘦的核，上面还残留着苹果的甜味。
我把苹果核攥在手心里，往回走的路上，一直在想林月娥说的那番话。
学木工。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学木工。从小我爹就夸我手巧，说我能用竹篾片编出各种小玩意儿，编的蚂蚱、蝴蝶、小鸟，栩栩如生。他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柱子这双手，天生是干手艺活的料。”
可惜他走得早，没来得及教我真本事。
那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林月娥真的带来了好消息。她那个师兄的父亲姓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木匠，在省城木器厂退了休，手艺在圈子里很有名。老头闲不住，想收个徒弟，不要钱，就是图个乐子，找个能搭把手的。
林月娥带着我去见了孙师傅。孙师傅住在城北一个老院子里，院子里堆满了木料和各种木工工具，空气中弥漫着锯末和油漆的味道。老头个子不高，瘦瘦的，但两只眼睛亮得像鹰，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让我伸出手来。我伸出去，他抓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又捏了捏我的手指，哼了一声：“手倒是结实，就是不知道脑子灵不灵光。”
林月娥在旁边笑着说：“孙师傅，柱子哥虽然书念得不多，但人特别踏实，您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绝对不会偷奸耍滑。”
孙师傅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从工具架上拿了一把刨子递给我：“刨块木头给我看看。”
我接过刨子，这东西我在砖瓦厂见过，但从来没用过。我找了块废木料，学着印象里木匠的样子，把木料卡在工作台上，双手握住刨子，往前推了一下。
刨花卷起来了，薄薄的一层，像女人的头发丝。但刨得不平，中间深两边浅，木头面上一道一道的，像被猫抓过似的。
孙师傅皱皱眉，把刨子从我手里拿过去，调整了一下刨刀的深度，又递还给我：“再试一次。”
我又推了一刨，这次好了一些，但还是不平。
孙师傅摇摇头，叹了口气：“生瓜蛋子。”
我以为他没看上我，正准备说“打扰了”，老头忽然来了一句：“下个星期天来，带双胶鞋，木工房里灰尘大。”
我愣住了，林月娥已经高兴地拉着我的袖子说：“谢谢孙师傅！”
回去的路上，林月娥笑得合不拢嘴，自行车骑得飞快，我坐在后座上，差点被颠下去。她一边骑一边扭头对我喊：“柱子哥，我就说你行吧！”
风吹起她的头发，扫在我脸上，痒痒的。空气中飘着她身上的香皂味，清新得像雨后青草的气息。我忽然觉得，这个春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春天都好。
接下来的日子，我白天在工地上搬砖，晚上和星期天去孙师傅那里学木工。孙师傅是个严苛的人，脾气也大，活儿干不好就骂，骂得毫不留情。有一次我锯歪了一块板子，老头气得把锯子往地上一摔，瞪着眼睛吼：“锯都拿不稳，还学什么木工？回家种地去！”
我被骂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我忍住了，蹲下来把锯子捡起来，擦干净，重新锯。这次我全神贯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锯口，双手稳稳地推拉，锯末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来。锯完了，我拿起板子看了看，笔直的一条线，光滑得像镜面。
孙师傅走过来，拿起板子看了看，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还行，知道错了能改。干木工就跟做人一样，差一毫都不行。”
我记住了这句话。从那以后，我做每一样东西都特别仔细，尺寸量了又量，角度对了又对，宁可慢一点，也不要出纰漏。孙师傅看我肯下苦功，态度渐渐好了起来，有时候还会主动给我讲讲木料的知识，什么木料适合做什么，什么木料容易变形，什么木料贵重要省着用。
学了两个月，我已经能独立做一些简单的家具了。凳子、小桌子、鞋柜，做出来有模有样的。孙师傅说我的手艺虽然还嫩，但胜在细致，做出的东西结实耐用，像那么回事。
有一天孙师傅忽然问我：“你小子学木工，是为了以后吃这碗饭，还是为了别的？”
我愣了一下，挠挠头说：“当然是为了吃这碗饭，木匠挣得比搬砖多。”
孙师傅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那个女娃，叫月娥的，是你对象？”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支支吾吾地说：“不、不是，就是我同村的……”
“同村的每个星期来看你？给你送饭送菜？”孙师傅哼了一声，“你当我是老糊涂？”
我说不出话了。
孙师傅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柱子，我跟你说句实话，你是块干木工的料，但要想靠这门手艺养活一家人，还得下更大的功夫。那个女娃对你这么好，你要是没点真本事，怎么对得起人家？”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工棚里翻来覆去地想孙师傅的话。
躺在床上，头顶是摇摇欲坠的吊扇，嗡嗡地转着，带起一阵阵热风。六月的省城已经热得像个蒸笼，工棚里又闷又潮，蚊子在耳边嗡嗡叫，咬得人睡不着。
我掏出林月娥给我的那张纸条，借着走廊里透进来的昏暗灯光，看着上面她娟秀的字迹。她说周末会来看我，她就真的每个周末都来，风雨无阻。有时候带吃的，有时候带穿的，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一会儿，说说话。
她说“你别怕，有我呢”。她做到了。
可是我呢？我能给她什么？一个破旧的家，一双手工缝制的手套，还是一堆搬不完的砖头？
我二十二了，一个男人二十二岁的时候要是还一事无成，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是林月娥不一样，她才二十岁，是省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前程似锦。她应该有更好的选择，而不是跟我这个穷小子绑在一起。
我忽然想到一个词：门当户对。以前我觉得这是老封建，现在才明白，门当户对不只是说家境，更说的是一个人的能力、眼界和未来。我跟林月娥之间，差的不是一扇门，而是一座大山。她在大山的这边，我在大山的那边。就算她不怕累，不怕远，愿意翻山越岭来找我，我也不能让她一辈子都在翻山。
我得走过去。走到她那边去。
木匠，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桥。
我把那张纸条叠好，又放回了贴身的口袋里，轻轻摁了摁。
从明天开始，搬砖的活不能丢，但学木工要更用心。我要用这两年时间，把孙师傅的手艺学个七七八八，然后自己接活，攒钱，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立足之地。
到那时候，我才配得上站在林月娥面前。
第二天一早，我比平时早起了半个小时，去了孙师傅家。老头正蹲在院子里磨刨刀，看见我来了，愣了一下：“今天不是星期天，你咋来了？”
“孙师傅，我想跟您商量个事。”我蹲下来，认真地说，“我想每天晚上过来学一个钟头，加班费不要您的，就是多学一点。白天我还在工地上干，不耽误事。”
孙师傅抬起头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他很少笑的，一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就像树皮一样堆在一起。
“好小子。”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少见的慈祥，“你有这个心，我就舍得教。”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的生活变成了这样：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到工地，搬砖扛水泥到下午六点，下班后随便吃两口饭，骑二十分钟自行车到孙师傅家，学一个小时的木工，再骑二十分钟回工棚，倒头就睡。
日子过得像陀螺一样，转得飞快。
林月娥来看我的时候，发现我瘦了一圈，眼圈都熬黑了，心疼得不行。她第一次对我发了脾气：“你是铁打的吗？一天到晚不要命地干活？”
“没事，我身子骨结实，扛得住。”我咧嘴笑了笑。
“扛什么扛？”她的眼眶红了，“你要是把自己累垮了，以后怎么办？”
我知道她是心疼我，心里暖烘烘的，嘴上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反复说“没事没事，真的没事”。
林月娥看我那个样子，叹了一口气，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桶，递给我：“我给你炖了排骨汤，趁热喝了。”
我接过保温桶，打开盖子，肉香扑鼻而来。汤炖得很浓，排骨炖得酥烂，上面还飘着几颗红枣和枸杞。我端着保温桶，眼眶忽然就湿了。
这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喝到别人专门给我炖的汤。
我娘身体不好，小时候大多是她在灶前忙活，我站在旁边打下手。等我能干活了，就是我在灶前忙活，她坐在旁边看着。从来没有人专门为我炖过汤，从来没有。
我低下头，用勺子舀了一口汤送进嘴里，又烫又鲜，那个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好喝。”我说，声音有些闷。
林月娥看着我，目光很温柔，温柔得像是春天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不刺眼。她伸出手，轻轻弹了一下我的脑门：“以后不许这么拼命了，听到没有？”
“听到了。”我说。
但我知道，我会继续拼命的。
因为她值得。
第六章
一九九零年秋天，林月娥大三了。我在工地上搬了近两年砖，又跟着孙师傅学了一年半木工，手艺已经像模像样了。
孙师傅说，我打制的家具比市场上那些流水线生产的强多了，用料实在，做工精细，要是摆到街上去卖，肯定有人要。他鼓励我出去单干，别老在工地上耗着了，搬砖的木工没有前途。
我听了孙师傅的话，开始在周末的时候接一些零活。有人家装修需要打衣柜，有人家要打书桌书架，有人家要修旧家具，我都接。开始一两个活是免费的，只收材料费，图个练手和积累名气。活干得漂亮，口口相传，后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我开始收费了，不贵，但比搬砖强。
那时候林德厚已经回了老家，省城只剩下我和林月娥两个人。林德厚走之前特意找我谈了一次话，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他说：“柱子，我把月娥交给你了。你要是对她不好，我饶不了你。”
我当时紧张得手心全是汗，结结巴巴地说：“林叔，我……我一定好好对她。”
林德厚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说什么。他走的那天，我在火车站送他，他一直回头看我，目光里有期待，也有担忧。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他不是担心我对他闺女不好，而是担心我这个泥腿子配不上他闺女，担心将来出了什么岔子，对不起他闺女，也对不起我。
我没让他失望。至少在那段时间里，我拼了命地努力。
一九九零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去林月娥的学校找她。校门口的那条路正在重修，坑坑洼洼的，堆得到处都是砂石和水泥。我从工地上直接过去的，浑身灰扑扑的，头发上都是石灰粉，跟个泥猴子似的。
林月娥从宿舍楼出来，看见我，皱了皱眉——不是嫌弃，是心疼的那种皱眉。
“你刚从工地过来的？”她问。
“嗯，今天在粉刷，没来得及换衣服。”我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她，是一个用报纸包着的方方正正的东西，不大，大概一个鞋盒子大小，“给你的。”
她拆开报纸，露出一个木制的小盒子。盒子不大，手掌大小，盖子上刻着一朵梅花，花瓣层层叠叠，每一片都刻得精细传神。盒子四角打磨得圆润光滑，摸上去像玉石一样温润。
林月娥的手指在梅花上轻轻摩挲着，眼眶一下就红了。
“你做的？”
“嗯。”我挠挠头，“做了快一个月，废了好几块料子，就这个勉强能看。孙师傅说梅花的枝干雕得不够好，让我再改改，我说别改了，再改就赶不上你生日了。”
林月娥紧紧攥着那个小木盒，眼泪再也忍不住了，顺着脸颊流下来。
“你哭啥？”我慌了神，“是不是不喜欢？我手艺确实不咋地，要是不喜欢，我改天再做一个……”
“我喜欢。”她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声音发颤，“喜欢得不得了。”
她又低下头，把木盒翻来覆去地看，每一条刻线，每一个棱角，都看得仔仔细细。
“柱子哥，”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但脸上的表情很认真，“我想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毕业以后，不回老家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她不回老家，那意味着她要留在省城。这对她是好事，省城的机会多，工作也好找。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在省城扎下根来？还是意味着……
“我想留在省城找工作。”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你想回老家照顾你妈和小芸，但省城的机会比老家多，你可以在这儿干木工，等站稳了脚跟，再把你妈和小芸接过来。”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接我娘和小芸来省城？我从没想过这个。省城的房子多贵啊，我一个搬砖的，哪买得起？
“月娥，我……”
“你别急着拒绝。”她打断了我，“你先想想。我又没说非得马上怎样怎样。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的打算里有你。”
我的打算里有你。
这七个字像七颗钉子，一个字一个字地钉进了我的心里，每一个字都带着重量，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又暖得我浑身发烫。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林月娥看出我的窘迫，没再逼我。她把木盒小心地放进书包里，冲我笑了笑：“走吧，我请你吃碗面。今天是冬至，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冬至要吃饺子。学校门口新开了一家饺子馆，听说不错，我们尝尝去？”
我点点头，跟在她身后，朝校门口走去。
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个高一个矮，并排走在人行道上。风吹起地上的落叶，沙沙作响，卷起一片金黄色的梧桐叶，飘到我跟前，又飘走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叶子，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也许我也可以像那片叶子一样，飘到一个我没想过的地方，扎根，生长。
一九九一年春天，林月娥开始实习了，在一所镇上的初中教语文。学校离家很远，每天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我在工地上也忙，但每个星期还是会抽时间去看她，有时候带两把自己做的凳子，有时候带一篮子水果，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在她宿舍楼下等她，说几句话就走。
那年的夏天特别热，热得人心里发慌。
六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工地上干活，赵叔忽然跑过来喊我：“柱子，你的电话！一个女的打的，好像挺急的。”
我扔下手里的砖头，跑到办公室，抓起话筒。“喂？”
“柱子哥，月娥住院了！”电话那头是林月娥的同学，声音又急又慌，“早上上课的时候忽然晕倒了，现在在省人民医院，医生说是贫血加低血压，要住院观察！”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马上来！”我挂了电话，连工装都没顾上换，满身是灰地冲出了工地，拦了一辆出租车就往医院赶。那是我到省城三年多第一次坐出租车，平时我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一般都是骑自行车。
到了医院，我跑进住院部，找了好几层楼才找到林月娥的病房。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胳膊上扎着输液管，药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滴，很慢很慢，像是在数时间。
月娥的同学小芳坐在床边，看我来了，站起来说：“柱哥，你来了？我回学校了，下午还有课。”
我点点头，送走了小芳，转身在床边坐下，看着林月娥。
她睡着了，呼吸很轻，嘴唇干裂起皮，眉头微微皱着，好像在做不太好的梦。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指冰凉的，没有血色，指甲也不再是以前那种好看的粉色，而是泛着淡淡的青色。
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
这个姑娘，为了省钱，在学校里吃最便宜的菜，馒头就咸菜是常态。她把自己的生活费省下来给我买肉买菜，给我炖汤煮面，自己却在背地里啃干馒头。她每个星期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来看我，大冬天的脸被冻得通红，没说过一个冷字。她说“柱子哥，你别怕，有我呢”，可她从来不说自己怕不怕，自己苦不苦。
我一想到这些，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大颗大颗地砸在林月娥的手背上。
林月娥被我滴落的手背上的眼泪惊醒了。她睁开眼睛，模模糊糊地看了我一眼，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柱子哥……你哭了？”
“没有。”我用袖子胡乱抹了一把脸，“你别说话，好好休息。”
“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死了？”她居然还有力气开玩笑，嘴角微微弯了一下，“我就是饿的，低血糖，医生说要我好好吃饭。”
“我知道。”我的嗓子沙哑得厉害，“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她反握住我的手，掌心还是凉的，但手指微微用力，像是想给我一些安慰。
“柱子哥，你别担心，我没事。”她说，“我还得看着你娶我呢，不会死的。”
我抓住她的手，放在嘴边，嘴唇贴着她的指节，一遍一遍地亲。她的手指有消毒水的味道，混着她本身的肤香，说不清是什么气味，但我知道，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这个味道。
林月娥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出院了。出院那天我去接她，手里拎着一只炖好的鸡，用保温桶装着，汤还是滚烫的。那是我从工友那儿借了钱买的，三斤重的老母鸡，炖了整整一个上午。
林月娥看到保温桶，眼圈又红了，但没有哭，而是冲我笑了笑，弯起嘴角说：“柱子哥，你是不是要把我养成肥婆？”
“肥婆就肥婆，健康的肥婆。”我说，“从今天起，我每个月给你送一只鸡，再苦也不能苦着你。”
说到做到，从那以后，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市场买一只鸡，炖得烂烂的，送到林月娥的学校去。她室友一开始还起哄，后来都习以为常了，一看见我提着保温桶来，就主动让开位置，笑嘻嘻地说：“月娥，你柱子哥又来看你了。”
一九九一年的秋天，林月娥大学毕业了。
她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毕业证和教师资格证，但工作的事却没能如愿。省城的公立学校编制紧，她一个外地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没关系没背景，想进好学校难如登天。她跑了好几个学校，投了好几份简历，都被委婉地拒绝了。
那段时间她情绪很低落，跟我在电话里说话都没精打采的。我心疼她，但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说“别着急，慢慢来”。
最后还是孙师傅帮了忙。他有个老主顾，家里孩子在我们这个区的一所小学当副校长，听说林月娥的事儿，就搭了根线。林月娥去面试，试讲了一节课，副校长挺满意，说可以先进来当代课老师，一年后看表现转正。
代课老师的工资很低，一个月才一百二十块，但林月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她说：“能教书就行，钱多钱少不重要。”
我知道钱很重要。一百二十块钱，在省城连房租都不够。她住在学校给老师安排的集体宿舍里，六个人一间，挤得要命，夏天热得睡不着，冬天冷得直哆嗦。但她从来没抱怨过，每个星期天还照样来看我，给我带好吃的。
有一次她来，我正在给一个客户打书柜，刨花飞了一地，木屑落了满头满脸。她站在门口看着，忽然笑了：“柱子哥，你现在像个木匠了。”
“我现在就是木匠。”我拍拍身上的木屑，把她带到里屋，给她看一个新做的东西——一把摇椅。
椅子的扶手磨得光滑，靠背的弧度刚好贴合人体的曲线，坐上去轻轻一晃，吱呀吱呀地响，舒服得让人不想起来。
“你做的？”她问。
“嗯，孙师傅教我的，说这个是木工的进阶手艺，做好了才算真正出师。”我看着她，“你坐上去试试。”
她小心翼翼地坐上去，身体往后一靠，脚轻轻点地，摇椅就开始晃了起来。她闭上眼睛，嘴角慢慢弯起来，那种笑容我形容不出来，就像是大夏天喝了一杯冰镇的绿豆汤，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舒坦了。
“柱子哥，”她闭着眼睛说，“你以后要是开了家具店，这把摇椅就当镇店之宝吧。”
“好。”我说，“等我有钱了，开个家具店，就叫月娥木器。”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像是感动，像是温柔，又像是别的什么更深的感情。
“柱子哥，”她忽然说，“你跟我回家吧。”
“回家？回老家？”
“嗯。”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跟我爸我妈说，你要娶我。”
第七章
一九九一年冬天，我和林月娥回了一趟老家。
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心脏跳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林月娥坐在我旁边，看我那个样子，笑着拍了我一下：“你是去挨批斗的吗？至于么？”
“你不懂。”我说，“你爸以前对我好，那是把我当同村的小辈。现在我要当他女婿了，感觉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她歪着头看着我，“他以前就觉得你行，不然能让你跟我来省城？”
她说的有道理，可我还是紧张。
到了村口，我远远地看见林家的院子，心跳得更厉害了。院门开着，灶房的烟囱冒着烟，邱桂兰应该在做饭。院子里那棵枣树比我走的时候粗了一圈，枝头挂着零星的干枣，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暗红色的光。
我深吸了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林德厚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他的目光越过我，看见后面跟着的林月娥，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
“回来了？”他把斧头靠在墙根，拍了拍手上的木屑，“进来坐。”
没有想象中的审问，没有一场严谨的谈话。林德厚就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客人一样，把我们让进了堂屋，倒了茶，拿出了花生瓜子和自己腌的咸菜。邱桂兰从灶房跑出来，一把抱住林月娥，眼泪就下来了：“瘦了瘦了，瘦了好多。”
我站在旁边，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吃午饭的时候，林德厚开了瓶白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我倒了一杯。我们谁都没说话，闷头喝了几杯，酒劲上来，林德厚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柱子，”他夹了一口菜，嚼了两下，咽下去，看着我，“你在省城这三年，干得咋样？”
“还行，林叔。”我说，“搬了一年的砖，后来跟一个老师傅学木工，学了快两年了，现在自己能接活了。”
“接活？啥活？”
“就是给人打家具，书柜、衣柜、床、桌子椅子，啥都打。”我说，“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块，除去房租和吃饭，能攒下两百来块。”
林德厚点点头，没说话，又喝了一口酒。
“你妈呢？你妈身体咋样？”
“还行，就是腿还是不太好，阴天疼得厉害。小芸学习不错，今年上初二了，期末考试全班第三。”
“好，好。”林德厚连着说了两个好字，语气里都是欣慰。
林月娥在旁边坐着，抿着嘴笑，一句话都不说。我看她那个样子，心里直打鼓，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酒过三巡，林德厚忽然问我：“柱子，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了，林叔。”
“二十五了，不小了。”林德厚咂了一口酒，放下杯子，看着我，“该成家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林叔，我……”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想跟您说个事儿，我想娶月娥。”
话说出口的瞬间，我浑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顶，耳朵嗡嗡作响，连林德厚的表情都看不太清了。
堂屋里安静了几秒，那几秒比一个世纪还长。我听见邱桂兰在灶房切菜的声音，听见灶膛里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像有人在胸口擂鼓。
林德厚端起酒杯，喝干了杯中最后一口酒，把杯子重重地顿在桌上。
“我不同意。”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眼前发黑。
“爸！”林月娥猛地站了起来，椅子往后一掀，咣当一声倒在地上。
“你坐下。”林德厚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像块石头砸在地上，沉甸甸的。
“我不坐！”林月娥的脸涨得通红，“你凭什么不同意？柱子哥哪点不好了？他在省城吃得苦受得累，一个人打了三份工，学了木匠手艺，每个月省吃俭用攒钱寄回家，给我爸的钱也是他给的……你凭什么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林德厚的脸色很难看，“你是大学生，他是啥？他在工地上搬砖，当木匠，你跟他在一起，街坊邻里怎么看？我林德厚的闺女嫁了个泥瓦匠，我这张脸往哪儿搁？”
这几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我的心里，扎得生疼。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因为林德厚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我是个泥瓦匠，我是个大老粗，我配不上他的大学生闺女。
“脸脸脸！你就知道你的脸！”林月娥的眼眶红了，声音沙哑，“我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柱子哥对我好，比什么都重要！他省吃俭用给我买鸡炖汤的时候你怎么不看你的脸？他下雨天骑三十里路给我送伞的时候你怎么不看你的脸？他在医院握着我的手哭的时候你怎么不看你的脸？”
林德厚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邱桂兰听见动静，从灶房跑出来，一看这架势，赶紧打圆场：“你们爷俩这是干啥？有话好好说，别吵别吵……”
“妈你别管！”林月娥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但她倔强地昂着头，死死地盯着林德厚，“爸，我告诉你，我非柱子哥不嫁。你要是不同意，我就……我就不回来了！”
这句话说完，她转身就往外走。
“月娥！”我追上去，在院子里拽住了她的胳膊，“你冷静点……”
“我没法冷静！”她甩开我的手，眼泪哗哗地流，“他凭什么看不起你？你哪点比他说的那些女婿差了？你是没本事还是没良心了？你比那些油嘴滑舌的人强一百倍一千倍！”
我看着她哭，心里又酸又疼，酸的是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一定受了很多委屈，疼的是她受的这些委屈都是我带给她的。如果不是我，她根本不需要跟自己的父亲吵架，根本不需要流这么多眼泪。
“月娥，你别怪你爸，”我轻声说，“他说的没错，我是配不上你。”
“你再说一遍？”林月娥猛地转过头，红着眼睛瞪着我，“张柱子，你要是再说这种话，我跟你没完！”
我被她的气势镇住了，不敢再说话。
堂屋里，林德厚一个人坐在八仙桌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遮住了他的脸。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的怒气正在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重。
那天晚上，林月娥没在家里住，跑到我家里来了。我娘看见她红着眼睛进门，什么都没问，把她让到屋里，给她倒了一杯热水，然后悄悄把我拉到一边，低声问：“咋的了？林家不同意？”
我点点头，嗓子发紧，说不出话。
我娘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背：“别急，慢慢来。林德厚那个人我了解，他不是看不上你的人，他是放不下那个面子。你给他点时间，他想通了就好了。”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黑黢黢的夜色，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冬天晚上的风很冷，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哆嗦。
林月娥从屋里出来，在我身边坐下，靠着我的肩膀，不说话。
寒冷的夜里，她的呼吸在空气中凝成白色的水汽，一缕一缕地消散。我侧过头，看着她被冻得发红的鼻尖和睫毛上凝结的细小水珠，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我要让林德厚同意，我要娶她。
不是为了赌气，不是为了面子，而是因为她值得。值得我拼尽全力去争取。
我在黑暗里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指冰凉，但握得很紧，像是怕我会松开。
“柱子哥，”她低声说，“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嗯。”我说，“一定。”
在老家待了三天，林月娥和林德厚一句话都没说。父女俩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三天，愣是没打过一个照面，不是她躲着他，就是他躲着她。邱桂兰夹在中间，两头为难，急得嘴上起了泡。
临走的那天早上，林德厚忽然出现在院子里。他手里拿着一包东西，鼓鼓囊囊的，递给我的时候看都没看我，板着脸说：“带回去吃，别饿着。”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包腊肉和一袋红枣。腊肉是林德厚自己熏的，用柏树枝慢慢熏出来的，表面油光发亮，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烟熏味。红枣是院子里那棵枣树上结的，晒干以后装在袋子里，红彤彤的，像一颗颗缩小的心脏。
“谢谢林叔。”我说。
林德厚没吭声，转身进了屋。
林月娥站在门口，看着他爸的背影，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回省城的火车上，我跟林月娥都没怎么说话。她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真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我侧着头，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五味杂陈。
三年前，我坐着同样的火车来省城，口袋里揣着葱油饼，心里揣着对未来的迷茫。三年后的今天，我有了木匠手艺，有了稳定的收入，有了一个真心想娶的姑娘。可又同时有了一个巨大的阻碍——她父亲的不同意。
我不知道这个坎能不能迈过去，但我知道，我必须迈过去。
到省城的第二天，我去找了孙师傅。老头正在院子做一张八仙桌，刨花堆了一地，空气中弥漫着新鲜的木头香味。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听完了，停下手中的活，抬起头看着我，目光很复杂。
“你打算咋办？”他问。
“我想自己开店。”我说，“开个家具店，卖我自己做的东西。”
孙师傅沉默了很久，拿起水烟袋，咕噜咕噜吸了几口，吐出一团白雾。
“开店的成本不小，你有钱吗？”
“攒了两千多块，还差一些。”我说，“我想跟工地上赵叔借点，再跟我娘借点，差不多就够了。”
孙师傅又沉默了一会儿，放下水烟袋，站起来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张存折出来，递给我。
“这是我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你拿去用。”他没看我的眼睛，声音很平淡，“利息不要你的，本金还我就行。”
我拿着那张存折，手在哆嗦。存折上印着一串数字，三千块。三千块钱，在那个年代不是个小数目，够一个普通家庭吃两三年的。
“孙师傅，这……”
“别这那的。”老头挥挥手，有些不耐烦，“我膝下无儿无女，就你这么一个徒弟。你不开窍的时候我骂你，你开窍了我高兴。这张纸放在我这儿也没用，不如给你拿去换个前程。”
我蹲在地上，眼泪掉下来了。
孙师傅是我在省城遇到的除了林月娥之外对我最好的人。他教会了我这门手艺，教了我做人的道理，在我最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现在他还要把他的棺材本借给我开店，这份恩情，我张柱子这辈子都还不完。
“孙师傅，我一定会还您的。”我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把眼泪，声音沙哑。
“还什么还，又不是白给你的。”孙师傅转过身，背对着我，“赶紧去租店面，别磨叽了。年关前是好时候，家家户户都要置办家具，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一九九二年元旦过后，我的家具店开张了。
店面在城北一条老街上，不大，二十来个平方，月租八十块。门口挂着我自己做的木招牌——“柱子木器”，黑底金字，油漆是我一笔一笔描上去的。店里面摆着我做的几样家具：一张八仙桌配四条长凳，一个三门大衣柜，一张雕花木床，还有那把摇椅。
开店那天，林月娥请了半天假来帮忙。她把店里擦得一尘不染，把家具摆得整整齐齐，还在门口摆了两盆她从花市买来的盆栽万年青，绿油油的，看着就精神。
“柱子哥，你说今天会不会有人来买东西？”她站在门口，有些忐忑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会有的。”我说，“就算今天没有，明天也会有。就算明天没有，后天也会有。”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也没底。这年头做家具的人家大多找木匠上门打，成品的家具店不多，而且这条街上已经有两家老牌的家具店了，我一个新人，要口碑没口碑，要名气没名气，谁会到我的店里买东西呢？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开店第三天，一个中年妇女走进来，在店里转了一圈，用手摸了摸八仙桌的桌面，又蹲下来看了看桌腿的榫卯结构，站起来问我：“小伙子，这桌子是你做的？”
“对，我做的。”
“手艺不错。”她点点头，又看了看那把摇椅，“这把椅子多少钱？”
“一百二。”
“一百二？”她皱了皱眉，“那边那家店差不多的摇椅才一百块。”
我笑了笑，说：“大姐，那边那家的椅子我见过，是用松木做的，一年不到准变形。我这把用的是老榆木，干透了的老料，十年八年不带变形的。榫卯都是手工做的，一个钉子都没用，您坐上去试试看。”
中年妇女半信半疑地坐上去，身体往后一靠，摇椅吱呀吱呀地晃了起来。她闭上眼睛，晃了一会儿，睁开眼说：“确实舒服，比我儿子在商场买的那个强多了。”
“那您拿这把？”
“拿。”中年妇女爽快得很，“一百二就一百二，你给我送到家行不行？”
“行，您留个地址，我下了班给您送去。”
第一单生意就这么做成了。我骑着三轮车，顶着冬天的寒风，把摇椅送到了城北一个小区里。中年妇女的家在六楼，没电梯，我一个人扛着摇椅爬了六层楼，累得气喘吁吁。她男人帮着我把椅子搬进屋，非要留我喝杯茶再走，我不肯，说还有事，推着三轮车就走了。
晚上回到店里，我关上门，开了灯，把那八十块钱的卖椅子的钱拿出来，放在桌上，一张一张地叠好，又一张一张地数了一遍。八十块钱，扣掉材料和房租，净赚四十多。这笔钱要是放在工地上搬砖，我要干三天。
我把钱揣进口袋，坐在店里那把还没卖出去的八仙桌前，拿了一个馒头就着一碟咸菜啃。馒头是早上从早点摊上买的，已经凉了，硬邦邦的，嚼起来咯吱咯吱响。可我觉得这馒头比什么都香。
因为这是我用自己的手艺挣来的第一笔钱。
开店不容易，头几个月生意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六七百块，差的时候连房租都挣不回来。有一段时间，我连续一个多星期没开张，每天坐在店里干等，等得心焦。眼见着快交房租了，银行存折上的数字哗哗往下掉，我急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
林月娥看出我在发愁，周末跑来帮我，在店里站了一整天，也没等来一个客人。傍晚的时候，她忽然对我说：“柱子哥，你做的家具是好东西，但你知道为什么没人买吗？”
“为啥？”
“因为没人知道。”她说，“你看看这条街上，哪家店门口没有广告牌？哪家店不在报纸上登广告？你光坐在店里等，谁知道这里有家柱子木器？”
“报纸登广告要钱呢，我哪有钱？”我说。
“不一定要报纸。”林月娥想了想，“你可以印一些宣传单，挨家挨户地塞，或者在城市的小区门口贴。印传单花不了几个钱，但效果应该不错。”
我听了她的话，去印刷厂印了五百张宣传单，单子上写着“柱子木器——纯手工打造，传统榫卯工艺，结实耐用，十年保修”的广告语，底下是地址和电话。我用了三天时间，骑着三轮车把传单选了几个小区挨家挨户地塞。
效果立竿见影。发完传单的第三天，我的店里来了七八个客人，都是看了传单来的。他们看了我做的家具，大部分都夸手艺好，但也有嫌贵的，说“你这桌子比人家贵了二十块钱呢”。我不怕人家嫌贵，就怕人家不来。我每样家具都给他们认真讲，用的是什么木料，榫卯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比别人的结实耐用。讲着讲着，有些人就心动了，当场下了单。
一个月下来，我算了算账，净利润居然上七百了。
我拿着账本，一分钱一分钱地算了好几遍，确认没算错，眼眶一下子就热了。七百块钱，在九二年的省城，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而我一个泥腿子，凭着一手木匠手艺，一个月挣了七百块。
我跑到电话亭，给林月娥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她也笑了，笑得特别开心，笑声隔着电话线传过来，像一串清脆的风铃响。
“柱子哥，我就说吧，你行的。”她说。
第八章
一九九二年的秋天，我的家具店开始有了回头客。那对中年夫妇买了我做的摇椅后，觉得好，又把儿子婚房的家具交给我做。儿子结婚那天，我去送家具，在他家新房子里看见那把摇椅就摆在阳台上，老太太坐在上面晒太阳，手里织着毛衣，一脸满足。
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以前在工地上搬砖，永远不知道自己搬的砖最后用在了哪面墙上。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做的每一把椅子、每一张桌子，都知道它们去了谁家，被谁在用，给谁带去了便利和快乐。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让你觉得踏实，觉得自己的汗水没有白流。
收入稳定下来以后，我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接我娘和小芸来省城。
我娘一开始不愿意，说她在农村住了一辈子，离不开那几间老屋，离不开院子里的鸡和猪，离不开跟她做了几十年邻居的婶子大娘。我没强迫她，慢慢做她的工作。我说小芸在省城上学条件好，考大学的希望大。我说省城医院的骨科好，您的腿在那儿能治好。我说我一个人在省城，天天吃馒头咸菜，胃都吃坏了，您来了能给我做口热乎饭。
说到最后一条的时候，我娘终于松口了。
一九九三年春节过后，我回老家把娘和小芸接到了省城。小芸正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对城市的繁华充满了好奇，坐在火车上一直趴在窗户边往外看，看见高楼大厦就兴奋地叫：“哥，快看，好高啊！”
我娘第一次坐火车，晕车晕得厉害，一路上吐了好几次。我给她倒了热水，又去餐车买了几个橘子剥给她吃，她皱着眉头咽下去，说“比老家的酸”。
到了省城，我把她们安顿在租来的一间两居室里。房子在老街附近，离我的店不远，走路十分钟。房子不大，但干净亮堂，朝南的窗户采光好，冬天能晒进满满的太阳。我把最大的那间朝阳的卧室给了我娘，让她好晒太阳，小芸住小间，我自己在客厅支了一张折叠床，白天收起来当沙发，晚上打开就是床。
我娘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大街，发了很久的呆。她转过头看着我说：“柱子，你真的在省城站住了？”
“站住了，妈。”我说，“站得稳稳的。”
我娘的眼圈红了，转过身去，假装看远处的风景。
小芸转学到了附近的一所中学，我托林月娥帮忙办的。林月娥帮我跑了三天学校，找校长，找教导主任，填表盖章，跑前跑后，腿都跑细了。小芸一见到林月娥就喊“嫂子”，喊得林月娥脸通红，喊得我浑身不自在。
“别瞎叫。”我瞪了小芸一眼。
“叫得没错啊。”小芸嘻嘻地笑，拉着林月娥的手，“月娥姐，你什么时候嫁给我哥啊？”
林月娥的脸更红了，低着头不说话，手指绞着衣角，跟个害羞的小姑娘似的。
“小芸！”我提高了声音，“再胡说我扣你零花钱了！”
小芸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跑回房间写作业了。
林月娥抬起头看着我，嘴角噙着笑：“你妹比你聪明多了。”
“啥意思？”
“她都知道喊嫂子了，你呢？到现在连句像样的话都没跟我说过。”
我被她说得一愣，挠了挠头，不知道该接什么。
林月娥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算了，指望你开窍比让母猪上树还难。”
她走了以后，我坐在店里，反复琢磨她的那句话。“到现在连句像样的话都没跟我说过”——她想听我说什么？说“我爱你”？说“嫁给我”？这些词我想过无数次，在脑子里排练过无数遍，可每次到了嘴边就说不出来了。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我总觉得，像我这样一个泥腿子，配不上说这些词。
一九九三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林月娥忽然跑到店里来找我，脸色很不好看。
“咋了？”我放下手里的刨子，问她。
“我爸来电话了。”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他说……他说村里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是乡里一个干部的儿子，家里条件好，在县城有房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握着刨子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
“你爸咋说？”
“我爸说让我回去看看。”林月娥咬着嘴唇，“你说他是不是还不同意我们的事？”
我沉默了很长时间。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街上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芒透过玻璃门照进店里，把我和林月娥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有汽车喇叭声，有小贩的叫卖声，有孩子的哭闹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杂乱无章的交响曲，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又传到很远的地方去。
“柱子哥，你怎么不说话？”林月娥急了，“你是不是后悔了？是不是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没有。”我放下刨子，走到她面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看着她的眼睛，“月娥，我张柱子这辈子，不会后悔跟你在一起。”
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那你为什么总躲着我？”她的声音带着哭腔，“为什么每次我说到结婚的事，你就打岔？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想过要娶我？”
“我想过。”我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想过无数次。可是月娥，你爸说的没错，我现在这个条件，开个小家具店，一个月挣几百块钱，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我怎么娶你？你嫁给我了住在哪？住在这个破店里面？跟着我啃馒头吃咸菜？”
“我不在乎！”林月娥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不在乎住哪儿，不在乎吃啥，我只要你，柱子哥，我只要你这个人。”
她哭得那么伤心，哭得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想伸出手去抱住她，可我的手抬起来，又放了下去。不是不想抱，是觉得自己不配抱。她哭得这么委屈，都是因为我。如果她跟了那个乡干部的儿子，她就不会哭，不会委屈，不会在这个破店里掉眼泪。
“柱子哥，你抱抱我好不好？”她哭着说，声音像是碎了一样。
我终于伸出手，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的身体小小的，软软的，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在我怀里瑟瑟发抖。我把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闻着她头发里淡淡的洗发水味道，心里又疼又酸。
“月娥，”我闭上眼睛，声音很轻很轻，“你等我三年好不好？三年之内，我把店做大，买一套房子，然后风风光光地娶你进门。”
“我不要房子。”她闷闷地说，声音从我胸口传出来，“我只要你。”
“房子也要。”我说，“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她从我的怀里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我：“三年太久了。”
“那就两年。”我说，“两年。”
她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宿舍，在楼下站了很久，等她房间的灯亮了才转身离开。走在回去的路上，月光很好，银白色的光芒洒在地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霜。九月的夜晚已经有了凉意，风吹在脸上，清清爽爽的，不像夏天那样黏腻。
我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圆圆的，亮亮的，像一块打磨光滑的白玉，挂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月光透过梧桐树的缝隙落下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风吹过的时候，影子也跟着晃动，像是活了一样。
我想起了林德厚当年借给我的那袋精面。白得像雪，细得像粉，隔着布袋子都能闻到麦子的香气。
那袋面我早就还了，用钱还的。可林月娥这些年对我的好，我拿什么还？
我加快脚步，在月光下走了很远的路。
心里有团火在烧，烧得我浑身是劲。
一九九四年的春节，我带林月娥回了一趟老家。我又去了林德厚家，不是去吵架，是去跟他摊牌。
我把在省城这几年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租了店面，开了家具店，一个月能挣六七百块，把我娘和我妹接过去了，我妹在省城念书，成绩很好。我说这些的时候，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不显得炫耀，也不显得卑微，就像在跟一个长辈汇报工作一样。
林德厚坐在八仙桌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句话都没说。邱桂兰在旁边织毛衣，针脚很慢，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继续织。
我说完了，堂屋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林德厚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又点燃了一支新的。烟雾缭绕中，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心跳声大得像擂鼓，耳朵里嗡嗡的，什么都听不清楚。
过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了：“柱子，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答应你把月娥娶走，对吧？”
“是的，林叔。”我坐直了身体，“我想娶月娥。我保证会对她好，一辈子都好。”
林德厚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很久。他的目光里有审视，有考量，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欣慰，又像是伤感。
“你都这么大了，我没法拦你。”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但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敢对月娥不好，我饶不了你。”
我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心脏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我想说什么，嗓子眼发紧，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对着林德厚深深鞠了一躬，鞠得腰都快断了。
林月娥在旁边捂着嘴哭了，邱桂兰也放下毛衣，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林德厚看了她们一眼，皱着眉头说：“哭什么哭？又不是办丧事。”
他嘴上这么说，但在那瞬间，我看见他的眼眶也红了。
一九九四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和林月娥领了结婚证。
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热闹的酒席，我们就办了两桌，请了孙师傅、赵叔，还有林月娥学校的几个同事，加上我娘和小芸，在店里吃了个饭。菜是我娘和邱桂兰一起做的，鸡鸭鱼肉摆了一桌子，香味飘出去好远，路过的街坊邻居都伸着脖子往里看。
林月娥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是她自己挑的，料子好，款式大方，穿上以后整个人像一团火，明艳得让人睁不开眼。我穿了一件中山装，是在商场里买的成品，黑色的，花了八十多块，买回来以后自己又改了改袖子的长度，让它更合身。
小芸自告奋勇当了我们婚礼的司仪，拿着一个用红纸卷成的话筒，一本正经地说：“各位来宾，今天是张柱子和林月娥女士喜结良缘的大喜日子，下面请新郎新娘交换信物！”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个木制的小盒子，跟以前送给林月娥的那个有点像，但更大一些，盒盖上刻的不是梅花，而是一对鸳鸯。鸳鸯刻得活灵活现的，羽毛根根分明，眼睛是嵌进去的两颗黑色的玛瑙石子，亮晶晶的，像是活的。
这是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刻的，刻废了五块料子，手被刻刀划了不知道多少道口子，血糊糊的结了痂又开裂，开裂了又结痂。最后刻出来的这对鸳鸯，是我这辈子最满意的作品。
林月娥接过木盒，打开盖子，里面放着一枚银戒指，是我攒了好几个月的钱在百货大楼买的。戒指很细，上面刻着简单的花纹，在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
她愣了一下，抬眼看着我，眼睛里有泪花，但她忍住了没让它掉下来。
“柱子哥，你什么时候买的？”
“上个月。”
“你就不怕我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呗。”我咧嘴笑了，“反正你都嫁给我了，还能跑了不成？”
她嗔怪地瞪了我一眼，眼圈红了又红，最终还是没忍住，眼泪掉了下来。
她从盒子里取出那枚戒指，自己戴在了无名指上。银色的戒指衬着她白皙的手指，好看极了，像一弯月牙挂在纤细的枝头。
“该你给我戴了。”她红着脸说。
我愣了一拍，才反应过来，赶紧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枚戒指——同样款式的男款，比她的那枚粗一些，在我黝黑粗糙的手指上戴着，显得有些笨拙。
我把戒指盒子递给她，她拿出来，握着我的左手，慢慢地把它戴在我的无名指上。她的手指很凉，微有些抖。
“张柱子，”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得像星星，“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人了。”
“嗯，”我说，“你也是我的人了。”
孙师傅在旁边看着，笑呵呵地端起酒杯说：“好！好！好！我活了六十多年，头一回见这么简单又这么热闹的婚礼。柱子，月娥，你们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我娘坐在一旁，看着我和林月娥，眼泪止不住地流，却一直笑着。她的腿在省城医院看了大半年，治好了不少，阴天的时候不太疼了，但右膝还是有些僵直，走路不太利索。可她硬是不坐轮椅，拄着拐杖站着，亲眼看着我们把戒指戴好，才慢慢地坐下去。
小芸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十六岁，亭亭玉立的，一双大眼睛跟她爸一模一样。她不像小时候那样爱闹了，但嘴上还是不饶人，起哄让我们喝交杯酒。我从小不会喝酒，一杯白酒下去，脸就红得跟关公似的，把大家逗得直乐。
那天晚上，散席以后，我骑着自行车载着林月娥回我们租的房子。
夏天的夜晚很安静，路边有虫子在叫，远处有狗在吠。我骑得不快，夜风很凉，吹在脸上很舒服。林月娥坐在后座上，抱着我的腰，脸贴在我的后背上。
“柱子哥，”她的声音闷闷的，从我的后背传过来，“你说我们以后会一直这样好吗？”
“会。”我说，“一定会的。”
“你不许骗我。”
“我不骗你。”
月亮很好，洒下一路清辉。自行车轮子碾过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我低头看了一眼无名指上那枚银色的戒指，在月光的映照下微微发亮。
我忽然想起七年前，在村支书林德厚家门口，林月娥递给我的那袋精面。白得像雪，细得像粉，隔着布袋子都能闻到麦子的香气。
那时候我穷得叮当响，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哪敢想有一天能娶到这个姑娘。
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一袋精面会在你的生命里种下什么样的种子。
第九章
结了婚的日子，像老榆木做的桌子一样，结实又踏实。
白天我在店里干活，林月娥在学校教书，晚上我们回到租来的小房子里，我娘已经把饭做好了。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着热乎乎的饭菜，说着家长里短的闲话，日子平淡得像白开水，可这杯白开水里，掺着蜜。
结婚三个月后，林月娥怀孕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小屋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激动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这个词在我脑子里转了一百遍一千遍，每一次都让我心跳加速，浑身发烫。
我爬起来，摸着黑从床底下翻出一块珍藏了许久的木料，是一整块核桃木，是我从一个拆迁的老房子里扒来的，听说有上百年的历史，木质坚硬，纹理漂亮，一直舍不得动。我举着手电筒，在木料上反复比划，想着要做一张最好的婴儿床，全榫卯结构的，一根钉子都不用，打磨得光光滑滑的，连一根毛刺都不能有。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干。锯、刨、凿、磨，每道工序都做得一丝不苟。床腿要粗一些，结实；围栏要密一些，防止宝宝的头卡进去；床板要活动式的，能调高低；床脚要装上四个小轮子，方便移动。我一边做一边想，这是给我孩子的，我得做最好的。
婴儿床做好的那天，林月娥摸着围栏上雕刻的小兔子和小熊，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柱子哥，你手艺越来越好了。”
“那当然，”我得意地说，“这可是给我儿子的。”
“你就知道是儿子？万一是女儿呢？”
“女儿更好，”我赶紧改口，“女儿像你，漂亮。”
她笑着拧了我一把，疼得我龇牙咧嘴，但心里甜丝丝的。
一九九五年春天的最后一个夜晚，林月娥开始阵痛了。
我把她送到医院，在手术室外面等着，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等得心急如焚。手术室门口的红灯一直亮着，像一只不瞑目的眼睛，瞪得我坐立不安。走廊很长，空荡荡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声响，偶尔有护士推着小车走过，轮子在瓷砖地面上碾出单调的声音。
我在走廊里来回走，走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鞋底都快磨破了。我娘拄着拐杖坐在候诊椅上，闭着眼睛，嘴唇一直在动，像是在念叨什么。邱桂兰也从老家赶来了，坐在我娘旁边，低着头织那件永远织不完的毛衣，但针脚乱得很，织几行就拆两行。
凌晨三点十七分，里面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嘹亮得像一把刀子，划破了走廊里压抑的寂静。
我猛地站住，心脏提到了嗓子眼。
门开了，一个护士抱着一个小包裹探出头来：“张柱子？恭喜你，是个女儿，母子平安。”
我的腿一软，差点没站住，扶着墙才稳住。我冲进病房，看见林月娥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但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颗星星。她怀里抱着一个小不点儿，粉红色的，皱巴巴的，小拳头攥得紧紧的，眼睛还没睁开，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找什么吃的东西。
我站在床边，看着那团小小的东西，眼泪就掉下来了。
“柱子哥，你看，我们的女儿。”林月娥的声音虚弱，但语气里有种说不出的骄傲和满足，好像她完成了这辈子最伟大的一件事。
我伸出手，颤抖着碰了碰女儿的小脸。她的皮肤嫩得像豆腐，手指碰到的一瞬间，我浑身上下像过了电一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涌上心头。那是一种铺天盖地的爱，来得猛烈又毫无道理，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她，把世界上所有好东西都搬到她面前。
“她好小。”我的声音哽咽了。
“她跟你长得真像。”林月娥笑着说。
“哪里像了？我哪有这么漂亮。”
“眼睛像你，又大又圆。”
我低头看着女儿，她好像感应到了什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黑葡萄，滴溜溜地转，最后定在了我脸上。
我的心彻底碎了，碎成了千万片，每一片都在发光。
“给她取个名字吧。”林月娥说。
我想了很久。张什么好呢？不能太土气，不能太俗气，要好听，要有意义。
“张念。”我说，“念，思念的念。”
林月娥看了看我，忽然懂了。她在女儿的额头上亲了一口，低声说：“念念，你的名字是你爸取的，他这辈子啊，什么都不会，就会念着咱们。”
我蹲在床边，握着林月娥的手，看着女儿的小脸。窗外天色渐渐亮了，晨曦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女儿粉嫩的脸上镀上一层金黄色的光。
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冬天，那个站在村支书家门口不知所措的年轻小伙子，那袋雪白的精面，那句“拿着吧”。
一袋面，一双手，一个姑娘。
然后有了我孩子。
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滚烫滚烫的，滴在林月娥的手背上。她轻轻擦了擦我的眼泪，笑了：“柱子哥，你这个大男人，怎么比我还爱哭？”
“我今天高兴。”我说，“特别高兴。”
日子像流水一样往前淌，不紧不慢。
张念一天天长大，从一个只会哭着要吃奶的小不点儿，长成了一个会爬、会站、会叫“爸爸”“妈妈”的小丫头。她说话比同龄的孩子早，一岁半的时候就能说完整的句子了，喜欢蹲在我干活的时候，捡地上的刨花玩，把刨花一片一片地叠起来，堆成一个小山包，然后推倒，再重新堆。
她每次喊我“爸爸”的时候，我都觉得浑身上下的骨头都酥了，再硬的心肠都能化成一摊水。
我的家具店生意也越来越好。口碑这东西，就像滚雪球，一开始很小，滚着滚着就大了。找我做家具的人从街坊邻居扩大到整个城北区，又从城北区扩大到别的区。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了，就招了两个学徒，一个叫小刘，一个叫大赵，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孩子，跟我当年一样，想在城里混出个名堂来。
我把孙师傅教我的东西原原本本地教给他们。不光教手艺，还教做人的道理。我说：“咱们干木匠的，做出来的东西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钉一个钉子，要钉得结实；接一个榫，要严丝合缝。别想着偷工减料，糊弄别人，就是糊弄自己。”
小刘和大赵都很听话，学得也快，不出一年就能独立完成一些简单的家具了。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年，我用攒了几年的积蓄，加上从银行贷的款，在城北一个新建的小区里买了一套房子。两室一厅，六十多平米，朝南的阳台很大，采光极好。站在阳台上能看到远处的一条河，河水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河边种着一排柳树，风一吹，柳枝轻轻摇摆，好看极了。
拿到房产证的那天，我把那个红色的小本本翻来覆去地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差点没把它供起来。我娘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着那个红色的小本本，笑了：“柱子，你总算在省城有个窝了。”
“妈，这不是窝。”我说，“这是咱的家。”
我娘没说话，看着窗外的河和柳树，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她的腿治好后留下了后遗症，走长路还是不太行，但生活已经能自理了。
搬进新家的那天晚上，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万家灯火的城市，心里感慨万千。八年前我刚来省城的时候，住的是工棚，吃的是馒头咸菜，口袋里连一百块钱都掏不出来。八年后的今天，我有了一家店，一套房，一个老婆，一个女儿，还有了稳当的收入。
我把这些归结为两个字——命好。
不是命好还能是什么？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村小子，凭啥能得到这一切？还不是因为有林月娥。没有她那袋精面，我早就饿死了。没有她跟我爸说让我来省城，我还在砖瓦厂搬砖。没有她鼓励我学木工，我还在工地上灰头土脸地搬砖。没有她帮我宣传，我的家具店哪来的生意？没有她跟我一起扛过那些难熬的日子，我哪来的今天？
所以，我的一切，都是林月娥给的。
我想起了那句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她给我的，何止是一滴水，她给我的是整整一条河，一片海。
我转过头，看着正在客厅里哄女儿睡觉的林月娥。昏黄的灯光下，她低着头，轻轻地拍着张念的背，嘴里哼着不知名的摇篮曲，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像夜风拂过湖面。
她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冲我笑了笑。
那笑容跟八年前一模一样，温温和和的，不浓不淡，像秋天的阳光照在身上。
我鼻子一酸，赶紧转过头去，假装在看远处的万家灯火。
城市的夜晚很明亮，星星不太看得见，但灯火补上了那份缺失的璀璨。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透出温暖的黄色光芒，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一个故事，一段悲欢离合。
而我们家的故事，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财富。
第十章
二〇〇〇年，千禧年。
世纪之交的那一年，一切都显得格外有希望。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同一首歌，商场里挂满了红色的灯笼和对联，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张念五岁了，在小区附近的幼儿园上大班。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爱画画，爱唱歌，最喜欢在我干活的时候蹲在旁边，用木工铅笔在地上画各种各样的图案。她画的东西我看不太懂，乱七八糟的线条和色块，但在她自己的描述里，那些都是精彩纷呈的故事。
我的家具店又扩大了，从原来二十平米的小门面搬到了一个八十平米的大店面，还添置了几台现代化的木工设备——一台带锯机，一台平刨，一台压刨，虽然比不上孙师傅那辈人纯手工的讲究，但大大提高了效率，也让我的家具能做得更精细。我请了小刘和大赵做正式员工，还有两个销售员帮忙看店，我主要负责设计和把关手艺。
林月娥在两年前转正了，成了一名正式的小学语文教师。她教了五年多的书，从当初什么都不懂的新手，变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她班上的学生都喜欢她，说她人长得好看，说话好听，上课有意思。有学生家长专门写感谢信到学校，感谢林老师对孩子的关心和帮助。
我娘的身体时好时坏，但精神头还不错。她每天负责接张念放学，给全家人做饭，剩下的时间就在阳台上种花，种了一阳台的花草，一年四季都有花开。她说她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念过什么书，所以对张念的学习格外上心，每天晚上都要陪着张念看动画片、读故事书，一老一小窝在沙发上，画面温馨得让人心头发软。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甚至开始盘算，再干几年攒够了钱，就把店面买下来，彻底结束租房的日子。
可老天爷好像看不得人太顺遂。
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刚从客户家量完尺寸回到店里，电话铃响了。是林月娥学校打来的，接电话的销售员小周脸色有些奇怪，把话筒递给我的时候小声说：“老板，是嫂子学校的电话，好像找你有事。”
我接过话筒，那头是林月娥的同事李老师，声音有点急促：“柱哥，你快来学校一趟吧，林老师今天忽然晕倒了，我们送她去了医院，医生说要做进一步检查……”
我当时正在喝水，端着搪瓷杯的手猛地一抖，热水撒了一手，烫得我一下子回过神来。
“哪家医院？”我声音发紧。
“市第一人民医院。”
“我马上来。”
我交代小刘和大赵看好店，骑上摩托车就冲了出去。摩托车是一年前买的，二手嘉陵，排气管有点漏气，突突突的声音很大，开起来像拖拉机一样响，但比自行车快多了。
到医院的时候，林月娥已经醒了，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色还是不好看，苍白得像一张纸。她看见我进来，费力地扯出一个笑：“柱子哥，你来了？我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没事就好。”我嘴上这么说，心里的石头却还没落地。
医生把一份检查报告递给我，指着上面的几个指标，说要住院观察，找出病因。
林月娥皱着眉头说：“住院？我明天还有课呢，不能耽误。”
“身体重要还是上课重要？”医生的口气不容商量，“你这个情况，必须住院。”
我在旁边帮腔：“听医生的，住院。”
林月娥看了我一眼，没再争辩。
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我去了缴费处。收费窗口后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戴着老花镜，拿着一张单子看了一会儿，抬头对我说：“住院押金先交两千。”
两千块。我掏出口袋里的钱数了数，只有一千二。我犹豫了一下，把一千二都递了进去，说：“我先交一千二，剩下的明天补上。”
中年女人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把单子递给我。
晚上回到家，我从柜子里的储蓄罐里拿了八百块，加上店里的备用金凑了五百，又把存折上还没到期的定期存款取了一千块，七七八八凑够了三千。我把钱用信封装好，放在枕头底下，准备明天一早就送到医院去。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林月娥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结婚前就贫血低血压，生张念的时候又大出血，落下了病根。这些年她一直没怎么好好调理，总说工作忙，没时间。我劝过她好几次去看中医，她嘴上答应，一转身就忘了。
我正想着，电话忽然响了，是医院打来的。接起来，那头是值班医生的声音，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谨慎：“您好，是林月娥的家属吗？患者今晚又晕了一次，血压掉得很厉害，我们给她做了个紧急检查，怀疑是……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具体情况还要等明天的专家会诊。您最好来一趟医院。”
我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就往外跑。骑着摩托车在空旷的大街上飞驰，夜风吹在脸上，冷得像刀子割肉，可我却感觉不到疼。我的心全在林月娥身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不能有事，她绝对不能有事。
凌晨的医院走廊空荡荡的，日光灯发出惨白的光，照得人心里发慌。护士站里，两个小护士在低头写病历，看见我来，指了一个方向。
我推开病房的门，林月娥正躺在病床上，身上连着几根管子，一旁的监护仪发出规律而单调的滴滴声。她睡着了，眉头微微皱着，呼吸又轻又浅，像是怕吵醒谁似的。
我轻轻走过去，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凉，骨节分明，指甲圆润干净，跟很多年前我在村支书家门口第一眼看见的那双手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无名指上多了一枚银色的戒指，微微泛着光。
我把她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闭上眼睛，像是这样就能感受到她的脉搏，感受到她的心跳，确认她还好好地活着。
护工阿姨悄悄走进来，把一张折叠床推到我旁边，小声说：“小伙子，你睡这儿吧，我帮你看着。”
我摇摇头，声音沙哑：“不用了，我坐一会儿就好。”
护工阿姨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我就这么坐着，握着林月娥的手，看着监护仪上跳动的心电图，一根根线条起起伏伏，像海浪一样永不停息。
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浅灰，最后慢慢亮了。晨曦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来，在林月娥的脸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光影，像极了当年那袋精面袋子上细细密密的经纬纹理。
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却不知道，这一天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消息。
第二天上午，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
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示意我坐下。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翻着林月娥的检查报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你是患者的丈夫？”他问。
“对。”
“患者的病历我看过了，有几个指标很不好。我们有理由怀疑她患有一种少见的心脏瓣膜疾病，可能需要手术。但具体的病因和手术方案，还需要做一个心脏彩超和心导管检查来确认。”
我坐在椅子上，感觉身体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医生，这个病严重吗？”
主治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斟酌着措辞：“如果确诊是心脏瓣膜疾病的话，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轻度的情况可以用药物控制，重度的话……就需要做瓣膜置换手术。这种手术是大手术，风险比较高，费用也相当昂贵。”
“费用多少？”
“保守估计，五到八万。”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五到八万。在那个年代，五到八万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我这两个店一年的收入加起来也不过三四万块，还要刨除房租、工人工资、材料成本和各种杂七杂八的开支，真正能攒下来的钱，一年也就万把块。
八万块钱，不吃不喝也要攒八年。
“医生，能不能先保守治疗？”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问。
主治医生沉吟了片刻：“药物治疗可以暂时控制症状，但无法根治。这个病是进行性的，拖着不治，病情会越来越重，到时候再手术，风险和难度都会增加。”
我沉默了很久。
“医生，麻烦您先给她做检查确诊，费用的事我来想办法。”
主治医生点了点头，把检查单递给我。
走出医生办公室，我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前，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从骨头缝里往外的累，像整个人被抽空了一样。
我摸了摸口袋，掏出烟来想点一支，想起医院禁烟，又塞了回去。
我盯着玻璃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脑子里飞速地盘算着钱从哪里来。店里的钱不能全动，还有房租要付，工资要发，材料要买。存折上有不到两万块，加上店里的流动资金，加起来大概三万出头。还差一大截。
找亲戚朋友借？我娘那边指望不上，她的钱都贴在老家那几间老屋上了。小芸还在读大学，每个月还要家里寄生活费。林德厚那边？我知道他也没什么积蓄，邱桂兰常年吃药，开销不小。赵叔？孙师傅？不行，孙师傅的棺材本我早就还了，不能再开口。
我用手撑着窗户框，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闭上眼睛。
窗外开始下雨了，雨点打在玻璃上，顺着玻璃蜿蜒而下，像一条条透明的蚯蚓在慢慢爬。空气变得潮湿而沉闷，带着一股子泥土的腥味。
“柱子哥？”
身后传来一个虚弱但熟悉的声音。我猛地转过头，林月娥穿着病号服，扶着墙，慢慢朝我走过来。她的脸色还是不好看，嘴唇发白，但眼神清明，不像昨天那样昏沉。
“你咋下床了？”我赶紧过去扶她，“医生让你卧床休息的。”
“我没事，躺久了难受，想出来走走。”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你刚才跟医生谈过了？医生怎么说？”
“没说啥，就是说要做个检查，排除一下毛病。”我尽量让语气轻松，“可能就是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好了。”
林月娥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让我心虚的东西，像是看出了我的言不由衷，但她没追问。
“柱子哥，”她说，“你别瞒着我。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这几个月我一直觉得心跳不太对，有时候快有时候慢，还老是头晕，以为是贫血的老毛病犯了。可这次晕倒，我自己有感觉，跟以前不一样。”
我说不出话。
“你老实告诉我，医生到底说了什么？”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一下一下地敲在我的心上。
我扶着她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蹲在她面前，握着她的手，把医生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没有隐瞒，也没有添油加醋。我知道瞒不住她，她是个聪明人，比谁都聪明。
林月娥听完以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走廊里很安静，静得能听见对面病房里有人在低声说话，能听见远处某个房间传来的电视声，能听见雨点打在窗玻璃上的声音。
“五到八万。”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我。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握住她的手，用力攥了攥，“我来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她的嘴角扯了一下，带着一丝苦笑，“两个人的店，一年能攒多少钱？念念还小，妈身体也不好，你那边还要……柱子哥，我这个病……”
“你别说了！”我打断了她，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走廊里的几个病人和护士都转过头看我们，“林月娥，我跟你说，这个病必须治。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只管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听到没有？”
林月娥的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咬着嘴唇，没让它们掉下来。她看着我，目光里是掩饰不住的担心和心疼。
“柱子哥，你要是为我的病背一屁股的债，我不会安心的。”
“你不治我才会不安心。”我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声音有些抖，“林月娥，你听好了，你要是敢有什么事，我也不活了。”
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我自己都愣住了。我以前从没说过这么重的话，也从没想过自己会说这么重的话。可是那一刻，我是真心的，一点水分都没有。
林月娥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无声地掉，大颗大颗的，顺着苍白的脸颊往下流。她伸出手，拉我蹲下来，然后捧住我的脸，额头抵着我的额头，闭上眼睛，睫毛颤动着，像两把蝴蝶的翅膀。
“柱子哥，你就知道说狠话。”她的声音轻得像呼吸，“你放心，我不会死的。我还得看着念念长大呢，还得跟你一起白头到老呢。”
我把她搂进怀里，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眼睛闭得紧紧的。
有一种湿热的东西正在我脸上流，分不清是她的眼泪还是我的。
第十章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的生活变成了一场跟时间的赛跑。
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去医院陪护，凌晨再去赶夜市的活。我把所有能接的活都接了，能加班的班都加了，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有时候在刨床边站着站着就睡着了，手上还拿着刨子，差点把手指头削掉。
小刘心疼我，说：“老板，你别这么拼，身体要紧。”
我说：“你嫂子在医院躺着，我能不拼吗？”
钱是硬通货，少一分都不行。我把店里的流动资金套出来一大半，又把存折上的定期存款都取了——虽然提前支取损失了一大笔利息，但顾不上那么多了。我还跟赵叔借了五千，跟孙师傅借了两千，跟几个老客户借了三千。东拼西凑，勉强凑了四万八，还差一大截。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林德厚来了。
他风尘仆仆地从老家赶过来，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子，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他把蛇皮袋子往桌上一放，哗啦一声，里面倒出一堆钱来——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角票和硬币，堆了满满一桌子，像一座小山。
我愣住了。
“这是村里人凑的，”林德厚的嗓子有些沙哑，“听说了月娥的病，都伸了把手。这家二十那家三十，攒了四千多块。这是名单，张寡妇捐了五块，赵瘸子捐了十块，村东头的王老头捐了五十，说当年月娥给他打过针，救命之恩不能不报……”
他拿出一本皱巴巴的作业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和数字，字迹歪歪扭扭，有些是用铅笔写的，有些是用圆珠笔写的，有些已经模糊了，但能看出一个个竖排的名字，像一棵棵挺立的庄稼。
我蹲在地上，眼泪啪嗒啪嗒地砸在那堆钱上。
村里那些人家，我太了解了。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能温饱就不错了，哪有什么闲钱？张寡妇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赵瘸子年轻时在矿上干活伤了腿，赔了点钱早花完了，现在靠修鞋为生；王老头七十多岁了，靠着几亩薄田和儿女接济过活，五十块钱对他来说是半个月的伙食费。可就是这些人，一家二十一家三十地凑了四千多块钱，亲自让林德厚带来。
“柱子，”林德厚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眶红红的，声音发哽，“你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你说，当年那袋面的情，你得还。现在，是大家还月娥的情。”
他的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心上。
那袋精面的情，我记了一辈子，还了一辈子。可我今天才发现，这个世界上，记得恩情的人不止我一个。你给过别人一点光，哪怕再微弱，总有一天，那点光会以你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你身边来。
晚上我去医院的时候，把这些钱和名单拿给林月娥看。她靠在病床上，一张一张地翻着那个作业本，每翻开一页，眼泪就掉一串。她翻到最后一页，看到最后一行，作业本的末尾处，有一行小字，钢笔写的，字迹娟秀：“林月娥老师，我们等你回来。四年级二班全体同学。”
林月娥捧着那个作业本，哭得浑身发抖。她虚弱的身体经不起这样的情绪起伏，我赶紧把本子从她手里拿过来，轻轻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说：“别哭了，你再哭，我也要哭了。”
“柱子哥，我想回学校。”她抽噎着说，“我想孩子们了。”
“等你病好了就回去。”我说，“到时候还要继续当你的林老师，教他们认字，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做人。”
检查结果出来了。确诊是二尖瓣脱垂伴重度关闭不全，需要做瓣膜置换手术。
主治医生跟我详细说了手术方案和风险，说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术后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并且要定期复查。手术费用加后期治疗，总共下来可能要七万多。
七万。我看了看手里攥着的钱，算上林德厚带来的四千多块，一共五万三千多。还差将近两万。
我咬了咬牙，把心一横，做了一个决定——把家具店盘出去。
小刘和大赵知道以后，死活不同意。小刘说：“老板，这是你一手一脚干起来的，盘出去了你以后怎么办？”大赵说：“嫂子病了，我们帮你撑着店，你只管去医院照顾嫂子，店里有我们，不用你操心。”
我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这是大事，我不能拖累你们。”我给他们结算了工资，多给了两个月的遣散费，然后贴出了店面转让的广告。
广告贴出去三天，就有一个人来问。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姓钱，做建材生意的，想把这间店面盘下来做仓库。他出的价钱不高，六万块，但肯一次性付清，不拖欠。
我咬了咬牙，成交了。
签合同那天，我拿着那六万块钱，站在空荡荡的店门口，发了很久的呆。店里的东西已经被搬空了，只剩下满地的刨花和木屑，空气中还能闻到木料的香味——松木的清冽、榆木的沉稳、花梨木的芬芳，混在一起，像一首无声的告别曲。
地面上钉着的工作台还在，台面上满是刀痕和锯痕，深深浅浅，纵横交错，记录着这些年我在这里做过的每一件家具。那把小刘他们自己做的椅子，孤零零地摆在墙角，落了一层灰。
我蹲下身子，捡起地上的一块刨花，薄薄的，卷卷的，跟当年我第一次在孙师傅家推刨子时推出的一模一样。
那时候我刚学木工，手不稳，刨出来的刨花一边厚一边薄。孙师傅骂了我三天，我就练了三天，手磨出好几个血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他站在我身后，看着我用磨出老茧的手掌稳稳地推着刨子，刨花从刨口里卷出来，像女人的头发丝一样薄，一样匀。
孙师傅说：“柱子，木工这门手艺，差一毫都不行。”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记了这么多年。
现在，为了给月娥凑手术费，我把店给盘出去了。可我一点都不后悔。店没了可以再开，钱没了可以再赚，可月娥只有一个。
我把那块刨花放进口袋里，锁上门，头也没回地走了。
十一月十二号，林月娥做手术的日子。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
早上七点，护士来推她进手术室。她躺在推车上，脸色平静，看不出一丝恐惧。我握着她的手，跟在推车旁边走，从病房到手术室，那条走廊不长，大概四五十米，可我走了很久，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我跟她之间的距离。
张念被小芸带着，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远远地看着我们。她不知道妈妈要去做什么，以为妈妈只是去打一针，很快就会回来。她冲我们挥了挥手，奶声奶气地喊：“妈妈，加油！”
我听见那声“妈妈，加油”，鼻子一酸，眼眶就红了。
林月娥转过头，看了一眼窗边的女儿，嘴角弯了弯，然后收回目光，看着我的脸。
“柱子哥，”她说，“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不管手术结果怎么样，你都不要怪自己。你已经尽力了，比任何人都尽力。”
我握紧了她的手，声音发紧：“别说这种话，手术一定会成功的，你一定会没事的。”
“我知道。”她的声音很轻很轻，“我只是想跟你说，这辈子嫁给你，我不后悔。”
手术室的门关上了，门顶上的灯亮了起来，红色的，像一只冰冷的眼睛。
我被拦在外面，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挖走了一块什么东西。手术进行了四个半小时。那四个半小时，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时间，比当年在煤矿下井推煤车时度过的每一个小时都漫长，比当年在砖瓦厂等林月娥下课时的每一个下午都漫长。
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手术室的门。我娘拄着拐杖坐在旁边，嘴唇不停地动着，不知道在念叨什么。邱桂兰坐在另一边，手里的毛衣早就织不下去了，毛线团从她膝盖上滚到地上，她一点都没发觉。林德厚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前，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颤抖着，不知道是在抽烟还是在哭。
走廊里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秒针一圈一圈地转，像是永远都走不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瓷砖地面上拉出一道道长长的光影，光影慢慢地移动，从左边移到右边，从走廊的这头移到那头。
中午十二点半，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
主治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疲惫但满意的笑容：“手术很成功，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在监护室观察两天，没问题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
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扑通一声瘫坐在椅子上，眼泪跟不要钱似的往外涌。我娘在旁边也是哭得稀里哗啦，邱桂兰一把抱住我，娘俩哭成一团。
林德厚从窗户边转过身来，我看见他的眼眶红红的，但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他走过来，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什么都没说，转身走到走廊的另一头去了。
我透过监护室的玻璃窗，看见林月娥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脸色白得像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她的身边围满了仪器，屏幕上跳动着各种我看不懂的曲线和数字，嘀嘀嘀的声音嘈杂得像一群麻雀。
但她活着。
她还活着。
我就这么隔着玻璃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玻璃上映出我的脸，那张脸又黑又瘦，眼窝深陷，胡子拉碴，老了好几岁。
我冲玻璃上的自己笑了一下，又冲玻璃那边的林月娥笑了一下，虽然她看不见。
第十二章
林月娥恢复得比医生预想的要好。手术后第四天就转出了监护室，一周后能下床慢慢走了，两周后能自己吃饭上厕所了，三周后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嘴唇也有了血色。
医生说她的底子不错，加上手术做得及时，恢复得很好。这话说得我差点没笑出来——就她那个贫血低血压的底子，也能叫不错？但我没跟医生抬杠，只要月娥能好起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出院那天，我去交费窗口结账。收费员噼里啪啦地按了一通计算器，抬头跟我说：“总共七万八千四百三十六块。”
我把那叠钱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沓一沓地数给她。那些钱有新的有旧的，有百元大钞也有零碎角票，有些还带着一股子樟脑丸的味道，看得出是压箱底攒了很久的。
收费员点着点着，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有点复杂。她大概没见过有人拿这么多零钱来交住院费的，但她没说什么，低下头继续点。
点了将近十分钟，终于点完了。
“刚好够。”她说。
我拿着那张结账单，走出收费处的时候，浑身轻飘飘的，像是卸下了一座大山。可同时又觉得很沉重，因为那叠钱里，有赵叔的血汗钱，有孙师傅的养老钱，有张寡妇赵瘸子王老头的救命钱，有村里每户人家的心意。这些钱，我得一笔一笔地还，一分都不能少。
走出住院大楼的时候，初冬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不像夏天那样毒辣，也不像深冬那样无力。林月娥穿着一件新买的羽绒服，头发散着，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但精神很好，眼睛亮晶晶的，跟做手术前那个面色苍白、有气无力的样子判若两人。
张念跑过来，抱住林月娥的腿，仰着脸喊：“妈妈，你好了吗？你什么时候回家？”
“妈妈已经好了，今天就跟你回家。”林月娥蹲下来，一把抱起女儿，在她脸上亲了一口，眼圈红红的。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们娘俩，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动。
“走吧，回家。”我说，从林月娥手里接过行李袋，另一只手扶住她的胳膊。
她甩开我的手，嗔怪地白了我一眼：“我自己能走，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我笑了笑，没再扶她，但还是走在她旁边，随时准备接着。
出了医院大门，一阵风迎面吹来，带着初冬特有的清冷和干燥。街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蓝色的天空，像一幅简洁的木刻版画。
林月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着眼睛说：“住院部的空气太难闻了，还是外面的空气好，都是秋天的味道，甜丝丝的。”
“妈妈，秋天是什么味道？”张念仰着脸问。
“是树叶的味道。”林月娥捏了捏女儿的小鼻子，“还有苹果的味道，还有烤红薯的味道。”
张念使劲吸了吸鼻子，皱着小脸说：“我没闻到。”
“等你再长大一点就闻到了。”
我听着她们娘俩的对话，忽然觉得很幸福。那种幸福不是说生活没有烦恼、没有压力了，而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一种失而复得的满足。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最后一刻被人拉上了岸，浑身湿透，精疲力竭，但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跳动着——活着真好，我们都还活着。
回到出租屋（店面转让后我暂时租了一处房子），我娘已经把饭做好了，是林月娥最爱吃的红烧排骨和清炒时蔬。排骨炖得酥烂，筷子一夹就骨肉分离，散发出诱人的酱香。时蔬是楼下菜市场买的小油菜，清炒的，加了点蒜末，绿油油的，看着就有食欲。
林月娥吃了一碗半米饭，喝了两碗汤，吃了好几块排骨。住院这些日子她瘦了足有十斤，脸上的颧骨都凸出来了，我心疼得不行，一个劲地往她碗里夹菜，她翻我一个白眼：“我又不是小孩子，自己能夹。”
嘴上这么说，碗里的菜她一个都没剩。
晚上，张念睡着了，我娘也回房间休息了。林月娥靠在床头，我坐在床边，两个人在昏黄的台灯下说话。
“柱子哥，你把店盘出去了？”林月娥忽然问。她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那里放着一把折叠刀和一块木料，是我白天闲着的时候削着玩的，已经削出了一个摇椅的大致形状。
我没打算瞒她，点了点头。
沉默了很久。
“对不起。”她的眼泪掉下来了，无声无息的，像两行清泉，“都是为了给我治病，盘了你的店，你那么多年的心血，说没就没了。”
“说啥呢？”我伸手给她擦眼泪，她的皮肤比以前粗糙了些，手心也有些干裂，大概是住院期间老是在病床上蹭的，“店没了可以再开，你没了上哪儿找去？”
她握住我的手，贴在自己脸上，眼泪顺着我的指缝往下淌，浸湿了床单。
“柱子哥，你为我做的太多了。”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从当年那袋面开始，你就一直在还，一直在还，你还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还到死。”我说。
她的身体猛地一震，哭声再也压抑不住了，趴在我肩膀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搂着她，一下一下地拍着她的背，像拍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女孩。她的身体很轻，手术后瘦了那么多，背上的肩胛骨硌得我手疼。
窗外有月亮，半圆形的，光芒柔和，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小块银白色的亮光，像一面小小的镜子。
“柱子哥，”她哭累了，声音闷闷的，从我肩窝里传出来，“等我好了，我帮你把店重新开起来。”
“好。”我说。
“我说话算话。”
“好。”
过了好一会儿，她从我的肩膀上抬起头，眼睛哭得红肿，像两只桃子，但目光很温柔，温柔得像三月的风。
“柱子哥。”
“嗯。”
“我爱你。”
这三个字，她从来没说过。我认识她快十年了，她第一次说出这三个字。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利落干脆，却重逾千钧。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挡都挡不住。我张了张嘴，想说“我也爱你”，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说不出那三个字，不是因为不想说，是因为觉得分量不够。我对她的感情，哪里是“爱”这个字能概括的。那是感激，是敬重，是心疼，是不舍，是把一个人刻进骨头里、融进血液里的那种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比爱更深，比海更广。
林月娥看着我这个样子，笑了，笑容里有一点点得意，有一点点心疼，还有一点点我形容不出来的温柔。
“你这个木匠啊，”她说，声音轻轻的，柔柔的，“连句话都不会说。”
她低下头，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印下一个吻，嘴唇软软的，凉凉的，带着一点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我闭上眼睛，感觉那个吻从额头渗进了脑子里，又从脑子里流遍了全身每一个角落，像一股温暖的泉水，把我从头到脚浸泡了一遍。
这一辈子，就为了这个吻，值了。
尾声
二〇〇三年春天，非典刚过去，整个城市重新焕发出生机。大街小巷的商铺又热闹起来，药店终于摘下了“口罩已售罄”的告示，孩子们重新背起书包去了学校，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
林月娥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术后三年，每年复查结果都令人满意。她重回了讲台，继续当她的语文老师，每天早上踩着自行车去学校，傍晚满脸疲惫但眼睛闪亮地回到家，跟我讲班上的孩子们又闹了什么笑话、又写了什么让大人惊艳的作文。
我的家具店重新开张了。
就在原来的那条街上，离旧址不远，换了一个更大一点的店面，六十平米。店门口挂着我亲手做的招牌——还是“柱子木器”四个字，黑底金字，明光锃亮，在阳光下直晃眼睛。
小刘和大赵听说我重新开店，二话没说就回来了。小刘比当年胖了一圈，结了婚，老婆刚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天天抱着手机看照片，傻笑个不停。大赵瘦了，说是特意减的肥，以前太胖了不健康，但胳膊上那两块腱子肉还是硬邦邦的，一拳能打死一头牛。
孙师傅的身体大不如前了，七十多岁的人，腰弯了，背驼了，走路也慢了许多，但精神头还行。他每个星期天还是会来店里坐坐，坐在那把摇椅上，晃晃悠悠地喝着茶，看着我和小刘他们干活，偶尔指出一两处毛病，说话的时候还是要用“差一毫都不行”的口头禅。
开业那天，孙师傅特意穿了一件新做的蓝布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摇椅上，混浊的老眼里有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光芒。他把我和林月娥叫到跟前，一手拉着一个，声音苍老但很坚定：“柱子，月娥，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这辈子能遇到你们，是我老头子的福气。”
“孙师傅，您别这么说。”林月娥的眼眶又红了，她这个人，泪点低得吓人，别人一说煽情的话她就绷不住。
“我说的是实话。”孙师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套木工工具——刨子、凿子、刻刀、锯子、墨斗、角尺，每一件都用油布仔细地包着，锃明瓦亮，刀刃锋利得能照出人的脸。
“这套家伙跟了我大半辈子，传给你了。”他把红布包放在我手里，“好好干，别给我丢人。”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握着那包工具的手在发抖。这套工具我太熟悉了，当年跟孙师傅学艺的时候，天天摸天天用，每一件工具的脾气秉性我都了如指掌——哪把凿子容易崩口，哪把刻刀最锋利，哪把锯子的齿路偏左，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孙师傅，我一定好好用它。”我说，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孙师傅点点头，端起茶杯，不再说话。
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
张念八岁了，上小学二年级，就在林月娥任教的那所学校。她长得像她妈，清秀文静，但性格像我，内敛沉稳，不爱说话，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画画或者看书。她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尤其语文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念。
林月娥嘴上说“我教的嘛，当然好了”，可我知道，张念的语文好跟我也有关系。她小时候最喜欢听我讲故事，我把小时候听评书学来的那些故事讲给她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讲得绘声绘色，她听得入了迷，翻来覆去地让我讲，讲到后来，她都能背下来了。
有一次张念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她在作文里写：
“我的爸爸是个木匠。他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木屑。他说，木头是有生命的，每一块木头都有自己的纹理和性格，你得顺着它的性子来，不能跟它拧着干。我不太懂他在说什么，但我觉得，我爸爸说的一定是对的，因为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林月娥把这篇作文拿给我看的时候，我的眼眶又红了。
我发现自己这些年，越来越容易掉眼泪了。以前在煤矿下井的时候，脸被石头划了一道口子都没吭一声。可现在，随便一件小事就能让我鼻子发酸眼眶发热——女儿的一句作文，妻子的一碗热汤，老顾客的一句“还是你做的家具结实”。
也许是人到中年了，心变软了。又也许是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更懂得珍惜眼前的幸福。
八月的一天，我的店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是林德厚。
他一个人从老家坐火车来省城，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风尘仆仆的，脸上全是汗。我赶紧把他让进店里，给他倒了一大茶缸子凉白开，他一口气喝了大半缸，擦擦嘴，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林叔，您咋一个人来了？”我问。
“想孙女了，来看看。”他把编织袋打开，里面是半袋子红薯、一捆大葱、两罐自家腌的咸菜，还有一袋面粉。
那袋面粉用白色的布袋子装着，雪白雪白的，隔着布袋子都能闻到麦子的香气。
我看着那袋面粉，忽然有些恍惚。十六年前，也是这样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一袋精面，把我从揭不开锅的困境中拉了出来，也把我跟林月娥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林叔，这面……”
“自家种的麦子磨的，头道粉，精着呢。”林德厚说，“你不是爱吃面疙瘩汤吗？拿去让你妈给你做。”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像是欣慰，像是感慨，又像是一种穿越了岁月的温情。我忽然觉得，他真的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一道浅一道，手臂上的青筋暴起，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指甲又黄又厚——那是一辈子在田里劳作留下的印记。
可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背还是直的，眼神还是亮的，说起话来声音依旧洪亮，带着村支书特有的那种笃定和从容。
那天晚上，我娘真的做了面疙瘩汤。
锅里的水开了，我娘把和好的面糊一勺一勺地拨进锅里，面疙瘩在沸水里翻滚着，由生变熟，由小变大，一个个胀得鼓鼓的。她又在汤里打了两个鸡蛋，撒了一把葱花，淋了几滴香油，顿时满屋子都是诱人的香味。
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喝面疙瘩汤，热乎乎的汤喝下去，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又从胃里暖遍全身。张念喝得快，小脸蛋红扑扑的，鼻尖上挂着汗珠，碗底还剩下几颗面疙瘩，她用小勺子一颗一颗地舀起来送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
林德厚端着碗，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种笑容很复杂，像是一种释然，又像是一种托付。
“柱子，”他说，“月娥嫁给你，是她有眼光。”
“林叔，是我高攀了。”我说。
“不高攀。”林德厚摇摇头，放下碗，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当年月娥考上大学的时候，村里人都说林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个大学生。月娥要嫁给你的时候，又有人说闲话，说一个大学生嫁给个木匠，不值当。可你看看现在，村里那些嫁了有钱人的姑娘，有几个过得比月娥好？”
我没有说话，但心里暖洋洋的。
林德厚又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慢悠悠地说：“人这一辈子啊，找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比什么都强。我当年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你邱姨等了我三年，三年里我连封信都没给她写过，她就那么等着，等着我回去娶她。”
他放下碗，看着林月娥，目光里有一种深深的温柔，那种温柔，我在他脸上从来没见过。
“月娥像我，认定了一个人，就是一辈子。”他说。
林月娥被她爸说得不好意思了，低下头，扒拉着碗里剩下的面疙瘩，脸红得像外面墙上挂的红辣椒。
我端着那碗面疙瘩汤，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汤里映出昏黄的灯光，映出桌对面林月娥低头的侧脸，映出张念喝汤时鼓起的腮帮子，映出我娘花白的头发和林德厚饱经风霜的面容。
这些画面重叠在一起，像一幅温热的剪纸，贴在我心上。
我把碗里的汤喝完了，一滴不剩。然后把碗放在桌上，看了看身边这一桌人，我的眼眶又开始发热。
这个毛病，怕是这辈子都改不了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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