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中央规划局 (CPB) 向政府发出警告，荷兰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而税收制度并未遏制这一趋势。有时，税收制度甚至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这家独立的调查研究机构指出：“从理论上讲，荷兰的税收制度是累进的，但实际上，高收入人群缴纳的税款相对低于低收入人群。” 该机构正在研究如何改进荷兰的税收政策。
今天，CPB发布了一份关于此主题的报告，题为《最高的树反而风力最小：收入和资产的税收负担》（De hoogste bomen vangen minder wind: belastingdruk op inkomens en vermogens）。
据荷兰中央规划局称，家庭之间的差距正在以多种方式扩大：最富有的1%人群占据了总收入的越来越大份额；特定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也在扩大，如房主和租户之间，以及董事、主要股东和其他劳动者之间。
报告的合著者阿尔扬·勒茹尔（Arjan Lejour ）在评论中指出：“过去几十年，企业利润和投资收入的增长远超雇员和公务员的薪资增长。”
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9年间，收入最高的人群的生活水平提升幅度远超中低收入人群。收入越高，2011年至2019年间的收入增长幅度也越大。
对于收入最高的0.01%人群而言，其所谓的实际收入增长了70%。实际收入指的是经通货膨胀调整后，人们实际能够用收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同期，收入最低的99%人群的实际收入平均只增长了4%至8%。
2019年，人群中的1%平均收入约为60万欧元。对于收入最高的0.01%人群来说，甚至超过1300万欧元。
CPB警告说，这可能会影响机会平等。
显然，好爹妈的重要性在这种税收制度下显现出来了。你的父母是谁以及你的成长环境越来越决定你的人生机遇。
勒茹尔说：“如果你因为家庭需要收入而不得不早早开始工作，而没有上大学，那么你日后对经济的贡献很可能就会减少。”
规划局警告说，最终，这会导致人才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这对社会不利。
根据CPB的说法，税收制度的改革有助于减少差距，使社会更加公平。
勒茹尔说：“目前的税收制度结构很容易加剧差距。各种资产和收入都被征税，但存在限制或不平等，或者存在例外情况。”
他说，可以通过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等措施来缩小税收差异。这些税收的免税额也可以降低。
此外，还可以调整税率。勒茹尔表示：“这些调整相对简单，不会给税务和海关总署带来太多麻烦。”
中央规划局的报告还指出，由于各种有利于房主和退休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部分中产阶级缴纳的税款也相对较少。
尽管总收入大致相同，但其中一部分人缴纳的税款却高于另一部分人。报告指出：“而这种差异往往缺乏经济上的合理性。”
四年内入住紧急避难所难民儿童人数翻了两番
据荷兰报纸《忠诚报》（Trouw）报道，自2022年以来，入住紧急避难所的难民儿童人数增加了两倍。荷兰儿童权利联盟（Kinderrechtencollectief）向难民接待中央机构（COA）索取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议院已多次敦促内阁逐步取消此类住宿安排，并改善紧急避难所的条件。
儿童权利联盟主席马克·杜拉特（Marc Dullaert）表示，目前有超过7000名难民儿童居住在紧急避难所。2022年，这一数字只是接近2300人。
杜拉特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缺乏安置难民的空间。多年来，荷兰政府逐步取消了永久性的难民儿童收容场所，导致儿童最终只能住在紧急避难所。顾名思义，紧急避难所本质上是临时性的。但多年来，这些孩子一直睡在体育馆、难民船或酒店里。
据杜拉特称，他们在紧急避难所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医疗资源匮乏，隐私匮乏，而且不安全。例如，在体育馆里，孩子们睡在屏风后面，什么都能听到。灯光长时间亮着，无人监管，厕所也少得可怜。”
孩子们还不得不频繁搬家。在紧急避难所期间往往要搬家六到八次，因此，他们有时会长时间缺课。
杜拉特说，这会影响孩子们的健康。医生的报告显示，住在紧急避难所的孩子们经常感到恶心、肠胃不适，并且睡眠质量很差。他们还经常遭受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例如焦虑症、行为问题和情绪失控；有些孩子甚至被诊断出脑损伤。
杜拉特认为，我们采取了双重标准。“如果把7000名持有荷兰护照的孩子置于这种境地，房子都不够用了，我们会怎么办？但对于这些孩子，我们显然多年来一直放任不管，即便我们受到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等机构的批评。”
尽管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被列入政治议程，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去年，第二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改善儿童状况的动议。随后，阿森（Assen）的一座体育馆被关闭，但据杜拉特称，总体而言，儿童并未被从紧急避难所转移。
一周半前，第二议院就《分配收容法》进行了辩论，并再次强调了局势的严峻性，但依然没有任何行动。杜拉特说：“下周将就庇护和移民问题进行辩论，但这个问题甚至没有被列入议程。”
根据荷兰COA的说法，只有实施《分配收容法》才能解决问题。该法例规定所有荷兰市镇必须为寻求庇护者提供接待场所。
根据COA最新的数据，有108个市镇没有履行这一法律义务。一些市镇在最近几周曾表示愿意配合，提供更多接待场所，但却遭到了骚乱。例如，在洛斯德雷赫特（ Loosdrecht）和艾瑟尔施泰因（ IJsselstein），警察遭到石块和烟花袭击，市政厅也遭到破坏。
杜拉特说：“当这么多机构发出警报，议会也通过了相关动议，但却没有任何措施得到落实时，这就成了一个系统性问题。显然，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容忍这种情况发生，但这样的情况的确非常严重。”
消费者取消电信服务更加便捷
据荷兰消费者与市场管理局（ACM）称，电信运营商在ACM展开调查后降低了取消服务的门槛。
ACM此前收到了多起投诉，于去年4月启动了这项调查。法律规定，消费者必须能够以与签订服务时相同的方式取消服务。ACM发现，在接受调查的十家运营商中，有九家存在取消服务障碍。用户通常需要在网上签订协议后通过电话取消服务，而网站上很难找到关于在线取消服务的信息，甚至有些运营商完全没有提供相关信息。
ACM表示，经过调查，电信运营商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所有十家接受调查的运营商中，用户现在都可以在线取消服务，取消服务的信息也更容易找到，而且运营商不再在用户取消合同后致电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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