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海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依托教育部习近平经济思想国际传播基地，打造习近平经济思想“国际讲习所”。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在海内外召开习近平经济思想高水平学术会议，招收国际访问学者学习研讨习近平经济思想，集聚和培养了大量进步学者，推动海外学界形成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规模的、富有成效的、极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成果集群，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贡献“上财力量”。今刊发8位学者的文章，以飨读者。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中国力量
■【约旦】萨拉姆·阿尔沙雷夫（Salam Alshareef）
过去20年间，被称为“全球治理”的国际经济关系组织模式，即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治理范式，正经历深刻变革。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成为凝聚变革力量、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力量。
从不平等条约到被强加的新自由主义规则
国际协议对国家政策选项的持续压缩，被学界称为发展政策空间的系统性萎缩。发展政策空间意指国家在贸易、投资、工业发展、社会政策及环保等领域自主制定与实施政策的能力与自由度。对发展政策空间系统性萎缩的关注，正是对国际经济机构双重约束的批判性回应。国际机构通过附加条件系统性削弱发展中国家政策自主权，如今发展中国家被禁止的产业政策工具，包括保护性关税、补贴制度及宽松的知识产权规则等，恰是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赖以崛起的核心手段。这不仅削弱国家主权，更压缩了民主选择空间，即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必须遵循被强加的新自由主义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创建于80年前。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治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已有广泛共识，但对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依然存在分歧。
新时代中国回应全球南方的改革诉求
在新时代，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中国正在成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发展需要相适配的国际环境，因此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对外开放。中国正推动形成与工业化战略相协调的全球治理议程，强调国家及公共主体作为经济活动生产者、促进者、监管者和组织者的核心作用。中国始终倡导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在经济政策和相关活动中体现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中国同时主张通过提升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份额和决策参与度，以反映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日益提升的地位。
中国重塑国际金融格局的实践表明，其政治经济结构与经济实力正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形成新模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官方融资来源国，中国海外发展融资规模近年间几乎翻倍，显著扩充了全球发展资本供给。这种扩张不仅是数量级的突破，更体现为融资地域范围拓展、地缘政治条件弱化、融资周期延长以及向传统机构忽视的关键领域倾斜。
在双边层面，中国通过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构建的多元化网络，已使其官方信贷规模超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统计，2000到2023年间，中国海外发展融资总值逾1万亿美元。在多边领域，中国双管齐下，既推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以提升发展中国家政策话语权，又倡议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这些机构在核心放贷指标上优势显著——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的实缴资本比率分别约为20.5%和19.4%，远高于世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7%的水平。配合高效决策机制，新机构项目落地速度显著提升。世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主权贷款平均审批周期分别为14个月和11个月，而金砖银行仅需不到6个月。尽管充满挑战，但中国对这些政策工具的运用，标志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转变。
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代表性与影响力
中国主导的多边银行开创了新范式，发展中国家和借款国在资本认缴与投票权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打破了西方债权国的统治地位。这种变革已深植于治理结构，尽管中国经济体量超过其余四国总和，但金砖银行赋予每个金砖创始成员国平等投票权，并确保发展中国家对银行的绝对控制权。此外，金砖银行协定明确银行服务于“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机构使命决定了未来西方国家加入时只能成为非借款成员国而不能成为借款成员国，非借款成员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比例不能超过20%。在亚投行，发展中国家集体持有约七成股份和投票权。虽然中国凭借约26%的投票权份额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但显著区别于西方强权的干预作风，反而赋予银行领导层高度自主权。
此外，中国对合作伙伴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谋求地缘政治目标。中国不仅与亚投行各股东开展合作，也对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被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排斥的国家提供资金缓冲。这种模式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地缘政治动机明显的操作及不断升级的制裁机制形成强烈反差。
（作者为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助理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津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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