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亚特·哈尼需要在加沙出门时，最难的并不是破损的道路，也不是炎热的天气，而是找零。
在以色列对加沙实施种族灭绝两年多后，出行变成了一场她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协商与屈辱。阿亚特是一名怀着孕、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
住在加沙中部萨哈巴街区的阿亚特告诉《新阿拉伯》：“每次我想坐车，都找不到愿意在没有正好零钱的情况下收钱的人，而我手里从来没有。”
结果，她常常要在街头等很久，或者在烈日下、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步行本不该走的距离。“这让人筋疲力尽，有时也很难堪。”她说。
她每天面对的困境，折射出一场正在加沙交通网络中悄然加剧的危机。这场危机处在战争、经济崩溃和技术排斥的交汇点上。
燃料价格上涨，已把交通成本推高到战前的大约5倍。而数字支付看上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替代方案，但对加沙大量居民来说，这类方案所依赖的基础设施本身就难以获得。
阿玛尼·阿布·萨达已经60多岁，如今流离失所，住在加沙城西部纳斯尔街区。她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银行应用程序，没有电子钱包，任何依赖屏幕运行的支付系统，她都无法使用。
她告诉《新阿拉伯》：“我的生活几乎都在营地里。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我才会出去。”
即便她鼓起劲出门，破碎的道路和她无法长距离步行的身体状况，也会很快耗尽她本就不多的选择。“就算我找到车，我也没法付钱。”她说得很平静，没有刻意渲染，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她被困住了。
14岁的加扎勒·穆尔希德也在面对同样的处境。她流离失所后住在加沙城东部图法街区，每次去上英语课，都要穿过这样的现实。
她的办法，是和司机商量，先载她一程，等回程时她也许能凑够车费再付钱。但大多数司机都会拒绝。“等待的时间很长，这会影响我集中注意力。”她说。即便如此，她还是坚持去上课。
穆罕默德·阿布·吉阿卜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所在的“加沙阿克拉姆科技”团队开发出了一套他们称为“我的卡”的系统。
穆罕默德告诉《新阿拉伯》：“交通领域面临的是一场复合型危机。超过95%的人手里和市场上，都没有现金和零钱。”
这个团队原本也可以尝试再做一个数字钱包，或者基于应用程序的支付平台。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判断，这样的产品还没上线就会失败。
加沙的移动网络目前仍主要停留在2G。出行途中，网络连接往好了说也只是很不稳定，往坏了说则根本没有。很多居民在战争中丢失了手机，而市场上能买到的设备，价格又高到大多数人负担不起。
穆罕默德说：“跟上技术发展的难题依然存在，不管是智能手机还是互联网，都是这样。”于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我的卡”是一张纸卡。
乘客不是在车站购买，也不是通过应用程序购买，而是在分布于加沙各地的超市和销售点购买，然后上车。
行程结束后，乘客把卡交给司机。到这里，乘客这一端的流程就结束了。穆罕默德说：“我们的口号很明确：不要智能手机。不要互联网。”它之所以设计得这么简单，是有意为之；而它的安全性，同样是有意设计的。
这些卡片采用了特定的物理规格，以抵御损坏、复制和欺诈。每一张卡都带有编码数据，只能通过安装在司机手机上的专用应用程序读取。从乘客的角度看，这就像递出一张车票；但从系统的角度看，这是一笔经过验证和加密的交易。
结算发生在之后。司机在一天工作结束时，扫描每一张已收卡片上的二维码，登录金融结算系统，然后收到转入自己银行账户的相应车费。整个处理周期为每12小时一次。这些卡本身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工具，它们只为交通出行而设计，不用于其他用途。
穆罕默德形容，这个概念大体借鉴了地铁票务系统：乘客先买票再上车。但它被调整到了一个没有车站、没有稳定供电、也不能假定每个人口袋里都有可用技术设备的环境中。
他解释说：“这里的居民不是在车站买票，而是在超市和各处分布的销售点购买。”他的团队试图搭建的，本质上是一座桥梁：用一种低技术门槛的接口，连接起更复杂的金融后台。这样一来，无论是乘客还是司机，都不必在路上、在战争当中、在实时场景里直接面对这种复杂性。
穆罕默德说，目前加沙各省已经大约有500名司机登记加入这一系统。他认为，这说明市场一直在等待这样一种解决方案。不过，这张卡能否在加沙持续动荡的环境中扩大规模并维持运转，仍有待观察。
它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售卡的超市、为司机结算的银行系统，以及司机用来扫码的手机——都处在一个持续受扰动的环境里。停电、流离失所，以及战争节奏的不可预测，都可能在任何时候切断这些链条中的任何一环。
但这张卡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十分紧迫，直接影响着人们最基本的日常出行。
对阿亚特·哈尼来说，在怀孕、酷暑、街道破损、已经等待太久的情况下，能够上车而不必拿出正好的零钱，这不是一种便利。
这关系到，她是否还能在一座被系统性剥夺了维持日常生活正常运转机制的城市里，继续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功能。她说：“我希望交通危机能有一个真正而迅速的解决办法，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出行更方便一些。”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张卡就是有人设法做出来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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