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诗歌总集，与《诗经》并称为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其中，屈原的《离骚》不仅是《楚辞》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大型个人抒情诗之一。 澎湃新闻获悉， “独骚——楚辞文化意象与龙舟”近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对外展出。这一筹备颇久的大展通过三个单元，呈现《楚辞》对后世跨越两千年的文化影响力，展品包括《历代圣贤半身像册屈原》、宋代米芾书《离骚经》、元代赵孟頫《九歌图并书卷》等。
《楚辞》自战国时代（西元前475-前221）出现，以《离骚》、《九歌》、《天问》等名篇为核心，其文学表现独树一帜，与《诗经》并列，成为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其中，《离骚》作为全书的灵魂，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应对现实困境的处世典范，常被视为《楚辞》的代称。关于屈原的史实考据虽仍有争议，但其形象已折射出多重且深刻的文化投影。
宋米芾书《离骚经》（局部）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能将作者与作品深刻连结的创作，将个人在社会、政治中的挫败，转化为瑰丽的想像，并透过“香草美人”的隐喻，确立了知识分子“以物言志”的传统，使这部经典成为深植于文化脉络中的重要根基。屈原的人生遭遇与这部经典相互激荡，使《楚辞》不仅具备文学高度，还拥有生命的厚度。《世说新语》记载：“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屈原具悲剧色彩的生命结局，与节俗活动深度串接，使原本孤绝的文学意象，交织进欢腾的岁时节庆活动之中。
元赵孟頫《九歌图并书卷》（局部）
战国烽烟中的屈原
屈原所处的时代，正值战国格局剧烈动荡的关键转折期。早期楚国国力强盛，在南方江汉流域具有主导地位。透过《曾姬壶》的楚曾联姻背景，可见当时楚国藉由外交与联姻构筑起稳固的网络，展现了大国的政治能量。然而，随着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的强势崛起，这种平衡逐渐被打破。
《历代圣贤半身像册》屈原
进入楚怀王、楚襄王时代，楚国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对内，朝廷深陷派系倾轧与决策纷歧；对外，则需应对秦国凌厉的攻势。屈原为楚国重臣，身处于此动荡局势中，其阅历记录了个人在国势倾颓之际的艰难选择。本单元尝试从内政与外交的历史背景，勾勒楚国从强盛走向衰变的时代轮廓，并呈现屈原在烽烟里的处世姿态。
秦楚相争
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前往楚国，以献出“商于之地六百里”为诱饵，诱使楚怀王与齐国断交、与秦国友好。然而楚国一陷入战略孤立，秦惠文王（西元前356–前311）随即背弃承诺，促使楚怀王愤而出兵并惨败。这场外交诈术重创楚国的声誉，当时力主维持齐楚同盟的屈原，亦因此在朝廷中逐渐失势，最终投江自尽。
屈原的政治生涯跨越楚怀王、襄王两代，见证了秦楚关系从盟友走向决裂。此篇《诅楚文》为秦王藉由祭祀神灵，数落楚国背弃盟约、内政失德的文告，其具体时代虽有争议，但无疑是研究当时大国激烈博弈的可信文本，著名学者如郭沫若（1892–1978）甚至主张是秦惠文王为了合理化秦国出兵攻楚的正当性所作。
秦楚两国疆域的消长，直观呈现了这场争霸的残酷局面。从最初的楚大秦小，到怀王时期失去巫、黔中，襄王时期连都城郢都被秦将白起攻破，被迫迁都，不再能与秦国分庭抗礼。
瑰丽奇幻的楚文化
楚文化发源于江汉流域，核心特色为深厚的巫风信仰，社会弥漫着祭祀与招魂的神祕氛围。在艺术表现上，楚人的青铜器、漆器与丝织品，风格瑰丽且富于奇幻想像。青铜代表作如造型奇特的鹿角立鹤、工艺精湛的曾侯乙编钟，以及具神祕图腾色彩的双头镇墓兽。漆器与帛画则透过流畅线条，勾勒出人神交感与灵魂升天的情境。在文学表现上，则以《楚辞》为代表，与北方中原的《诗经》并列为“风骚”，华丽、奔放且充满神话色彩，体现出南方独特的审美观与生命力。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甚至出现了《楚辞》佚篇。
江潭行吟的屈原形象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首位能将自身生命忧患与政治挫败，深刻交织进诗词创作的作者。其代表作《离骚》意为“离忧”，展现他“忠而被谤”的极度忧愤。被放逐后，他“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那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的身影，成为历代反复诠释的孤绝意象。他在与渔父对话中展现不愿“蒙世俗之尘埃”的高洁，将挫败转化为对理想不屈的坚贞。这份精神感召，使后世名士在“痛饮酒，熟读《离骚》”时，不仅是在阅读经典，更是在寻得跨越时空的共鸣与精神依归。
秦 巫咸朝那 《诅楚文帖》
秦 巫咸朝那 《诅楚文帖》
秦 巫咸朝那 《诅楚文帖》
这份文告是公元前四世纪末，秦惠文王在祭祀神灵时数落楚国背约失德、合理化秦国出兵正当性的政治声明。此帖虽为北宋《绦帖》翻刻本，却真实记录了大国博弈的历史情境。在文字演变上，其字形较秦篆方整，笔画尖细且转折明显，具甲骨文遗意。部分用字上承周代金文，下开小篆先河，是观察战国秦系文字从金文过渡至小篆的重要历史见证。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 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 陈洪绶 屈子行吟图《楚辞》明崇祯十一年刊本
明陈洪绶屈子行吟图《楚辞》。画面中屈原戴高冠、佩长剑、行吟江畔的形貌，揉合了《九章·涉江》中“带长铗之陆离，冠切云之崔嵬”，以及《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特质。书中十二幅插图出自陈洪绶（1598–1652）之手，呈现明代出版业图文互映的繁荣景象。陈氏笔下的屈原形象，不仅精准转译了文学意象，更因其独特的视觉风格，成为后世公认的经典范式。
楚辞：跨时空的文化共振
《楚辞》为楚地诗歌总集，是与《诗经》并称“风骚”的文学经典。其内容记述了屈原的心灵世界与家国忧患，融合神话信仰与地域特色，确立了南方文学的崇高地位。这些篇章透过香草美人的隐喻、对山川神灵的叩问、以及对上天下地的奇幻巡礼，将现实理想升华为永恒的文学意象。
这部经典对后世的浸润，不仅见之于历代的著述考辨，更深植于士人的精神底蕴。从《离骚》的坚贞志向、《九歌》的人神交感，乃至“痛饮读离骚”的名士传统与流传千古的名句，皆已转化为珍贵的文化资产。这一单元以经典篇章为引，穿梭于瑰丽词藻之间，领略《楚辞》在书法、绘画等领域无所不在的深远影响。
离骚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本册《补绘萧云从离骚图》由宫廷画家门应兆（生卒年不详）奉敕，在萧云从（1596－1673）版本基础上补绘而成，由原有的64幅大幅扩增至155幅巨制。
《离骚》意为遭遇忧患或指离别之愁，是屈原将生命忧患与政治挫败交织而成的长篇。开篇具自传色彩，由高阳苗裔血缘与庚寅生辰出发，强调天赋美质与后天修养。此篇并开创“香草美人”传统，以芳草喻高洁品德，以美人比拟明君贤臣，确立了知识分子“以物言志”的抒情典范。
宋 苏轼 书中山松醪赋
宋 苏轼 书中山松醪赋
宋 苏轼 书中山松醪赋
宋 苏轼 书中山松醪赋
宋 苏轼 书中山松醪赋
宋 苏轼 书中山松醪赋
宋 苏轼 书中山松醪赋
此赋写于绍圣元年（1094），为苏轼（1037–1101）赴贬惠州途中所作。大雨受困于旅店，他追忆定州酿酒往事，将饮酒与困顿际遇交织于文章中。
《世说新语》“痛饮读离骚”之语，确立了文士应对失意的精神范式。苏轼赋末自许“续离骚”的宣告，反映对屈原精神的接续。透过文学转译，他将个人不遇升华为豁达力量，深刻演绎了士大夫在忧患中以《离骚》为媒介，与先贤跨时空共鸣的实践。
九歌
元赵孟頫《九歌图并书卷》
《九歌》原为楚地民间祭神乐歌，经屈原加工润饰，转化为情感深沉的文学篇章。其内容涵盖天神、地祇与人鬼，如司掌寿命的大司命与江湘水神湘君、湘夫人等。
屈原将神话转化为诗篇，透过祭祀者与神灵间渴慕而不可得的“人神恋”隐喻，寄寓自身的郁结，表现忠臣追求明君的孤耿情怀。这种转化为政治托寓的手法，确立了后世文学中表达忠贞不渝、幽忧愤懑的抒情传统，使《九歌》成为《楚辞》中诗化程度最高的形式。
明 尤求 画洛神图
洛神题材延续由《九歌》开启的水神艺术传统，两者共享于水畔追寻所慕、寻而不遇的感伤母题，寄托了深切的思念、失落与哀怨之情。洛神御风凌波、若往若还的动态，与《九歌》中湘水女神“美要眇兮宜修”的空灵气韵一脉相承。
尤求（活动于16世纪）以柔韧流畅的白描线条，勾勒出精工秀雅的洛神形象。画面中洛神衣带飘举，与足下波涛相互呼应，尽显灵动神采。
天问
《天问》为屈原流放时，见先王庙壁画之神灵怪异，因忧愤“呵而问之”所作。全篇由百余个诘问组成，内容上起宇宙起源、下至历代兴衰，风格瑰诡慧巧，展现强烈的求索与批判精神，将现实不平升华为奇幻史诗。
萧云从（1596－1673）首创全图五十四幅，开此篇图像化先河；门应兆（生卒年不详）奉敕补绘时，则在萧氏图稿基础上，将瑰丽奇幻转化为井然庄重的表现。
清 萧云从绘 离骚图 清顺治二年（1645）刊刻
清顺治二年（1645）刊刻的萧云从（1596－1673）《离骚图》，是楚辞图像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萧氏赋予图像独立于文本的诠释力，并将不同篇章的场景融合，提供跨文本的视觉导读。原刊本包含《离骚》、《九歌》、《天问》等共64幅图，素材博采自《山海经》、戏曲插图与历代名家作品。此作诞生于明清易代之际，深刻承载了士大夫的离乱之慨与隐逸情怀。其瑰奇风格与精湛版刻，被视为清初木刻版画的艺术高峰。
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
此为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门应兆奉敕补绘的版本。除保留并临摹了萧云从（1596–1673）原有的64幅图，还大幅增补91帧，成为总计达155幅图的巨制，是《楚辞》相关图像中规模最宏大、完整的图本。
与顺治二年本相比，萧云从的画面追求自由流动、保有大量留白的诗意，人物形貌飘忽；门应兆则转向布局严谨、细节填满的特色。
九章、卜居、渔父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清 门应兆 补绘萧云从《离骚图》
这三篇均为屈原放逐江湘期间，将生命忧患转化为人格自剖与处世抉择的代表作。《九章》辑录随感散篇，详实记录政治遭遇，旨在申明“忠信之道”并印证生平志节。《卜居》与《渔父》则藉由问卜与江畔对话，展开灵魂诘问。面对“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现实困局，屈原拒绝“与世推移”，展现“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的决绝。这些篇章在仕、隐、死的交织中，辩证隐逸与入世之执着，成为后世士人在磨难中守卫尊严与节操的精神典范。
端午民俗的屈原记忆
农历五月正值仲夏，自然环境随气候转变而百毒齐出。在屈原相关传说定型前，民间已有顺应节气的习俗，透过悬挂药草、兰汤沐浴等方式驱邪避秽。龙舟竞渡的原始功能，亦可溯至江汉地区祈求排除水厄的水神祭祀。
这份原属因应环境的驱避传统，与屈原投江的生命结局相互汇流。龙舟从祭仪转化为群体的竞速活动，伴随震天锣鼓的节奏，将原本带有驱邪色彩的水上仪式，转化为追思诗人的集体行动。这一单元展示节俗相关的作品，呈现孤绝的文学意象如何透过岁时活动渗透进常民生活，交织出欢腾的节庆景观。
明 王穀祥 《盘石菖蒲》
王穀祥（1501–1568）精于花卉写生，本幅绘制菖蒲奇石盆景。画幅上方有金用（约活动于16世纪）所题《菖蒲歌》，不仅称许菖蒲“通仙灵”之质，更透过“灵均遗骚经”的典故，将植物特征与屈原《离骚》深度连结。
此歌结合了端午辟秽与祈求长生的民俗，使本作从书斋清供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吉祥寄托，将文人雅趣与岁时节令的意象成功融汇为一体。
元 吴廷晖 《龙舟夺标》
吴廷晖（活动于14世纪）擅长青绿山水与花鸟。《龙舟夺标》描绘端午盛事“龙舟竞渡”，中心龙船装饰华丽，前后船只摇旗呐喊、锣鼓喧天，两岸仪仗随行，生动表现节庆热闹场面。全作勾描细腻，人物精密生动且舟船工整华丽，线条有如游丝般细致柔和。画风虽标元代，实近于明代风格。
竞渡不仅呼应驱邪避恶的传统，后更加入纪念屈原的意涵，体现节俗在常民生活中的演变。
元 王振鹏《宝津竞渡图》
元 王振鹏《宝津竞渡图》
元 王振鹏《宝津竞渡图》
元 王振鹏《宝津竞渡图》
元 王振鹏《宝津竞渡图》
元代界画名家王振鹏（约1280–1329）擅长精准规矩的界画。《宝津竞渡图》采水墨白描，以纤细线条勾勒金明池龙舟竞渡的盛况。画中主龙舟宏大华丽，四周环绕着众多小艇，楼阁舟车刻划精微、纤悉毕具，并生动描绘水戏与杂技表演。
内容虽取材自北宋《东京梦华录》，图稿并非亦步亦趋跟随文本，而是叠合不同时空的庆典细节。传世相似版本众多，而笔墨品质略有差异，应是反映作坊集体合作的现象。
（本文图文资料据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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