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

新的通识教育会超越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相结合的传统结构，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的知识生态；它会超越知识存在与流动过程中的市场取向，而获得一种共有利益更大的公共性；它也会超越单纯实证性的评价标准，而生成一种思想性和体验性的价值取向

“十五五”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承担了巨大的历史性责任，面临着诸多紧迫且重要的任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体现了新的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的分类改革意味着不同学校的重新定位，学科专业设置的改革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而适时调整；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让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教育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等，正在经历着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的挑战迫使大学教师不得不对自身价值和功能进行深刻反思，而劳动力市场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让昔日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也平添了几分焦虑……对此，高等教育改革必须直面现实，进一步密切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联系，自觉地投身于时代发展大潮，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然而，越是在这种压力巨大的时候，高等教育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恐怕越需要重新对某些基本问题进行理论性反思，从而能够从历史中获取经验和智慧，对现实挑战作出更加明智和科学的回应。而通识教育则是这样的基本问题之一。历史和事实充分证明，通识教育的议题总是高等教育回应时代要求与改革发展的重大历史性节点中的“常客”，或者说是高等教育改革和转型中的标志性议题。对通识教育的历史回眸和时代审视，能够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基础性的启发和创新性的思路。

历史的经验

历史的经验充分反映了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的密切关系。例如，19世纪中后期，英国教育家、时任大学校长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倡导绅士教育和人文教育。进化论者赫胥黎则强调科学教育，认为传统的人文教育已经过时。两者的碰撞和交流，作为高等教育史上最经典、最核心的一场大辩论，其历史背景恰恰是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的浪潮对人才需求和大学变革的挑战。他们的讨论和观点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影响，直接回应了当时工业革命和科学发展对传统大学的挑战。它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通识教育的基本框架，推动了大学的改革发展，也构成了古今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张力。

1959年，英国学者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在剑桥大学瑞德讲座（Rede Lecture）所作的报告《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同样是时代发展与社会文化的矛盾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回响。面对冷战时期世界政治和军事格局，以及西方社会所存在的科技进步与人文价值的巨大张力对大学的影响，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著名命题，正是对这一时代困境的直接回应。当时社会和文化领域日益激烈的思想冲突和分裂，特别是知识界以古典人文教育为背景的传统精英阶层与掌握现代科技的科学家群体之间互不理解、相互隔阂，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社会认知上的严重对立，对大学教育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斯诺认为，这种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分裂，不仅阻碍个体完整发展，更削弱国家应对现代社会问题的能力，威胁自由社会的理性基础。这一论断直指工业化与科技时代高等教育的根本缺陷，成为推动文理融合与通识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当时哈佛大学关于通识教育的“红皮书”及其影响，也反映了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之间的关系。

无独有偶，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及其若干公案也反映了通识教育对大学改革的意义和功能。其中“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便是一个代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中国社会传统价值体系面临极大的危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思想观念，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转身”。1923年爆发的张君劢与丁文江“科玄论战”，正是在这一传统信仰危机、西方思潮涌入、救亡与启蒙交织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次文化论争。张君劢代表强调生命意志和精神价值的人文立场，认为人生观超越科学范畴；丁文江则代表信奉科学万能的科学派，主张以科学统摄人生观与社会改造。这场论战与大学的改革具有直接关系。它始发于清华大学，并很快演变成全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热点话题，引发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发展的走向。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发表于1941年的《大学一解》中关于“通才为本、专识为末”的论述，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对大学改革的要求。他主张大学教育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而在20世纪30—40年代，这一思想正是对当时国家危亡、教育功利化、人才结构失衡等多重时代困境的深刻回应，其本质是在国家危亡与教育功利化的夹缝中，坚守大学的本质和人才的长远价值。他反对将大学降格为职业训练所，主张以通识教育筑牢人格和思维根基，再以专业教育服务社会。这一理念至今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参照。

现代的案例

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在现代社会同样具有各种新的案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兴起，也是大学改革对时代背景和要求的一种回应。当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单纯专业技能转向综合素养与价值观念并重。以往高等教育中学科和专业面向狭窄、轻人文、重科技、轻素质的弊端在当时日益凸显，部分大学生出现人文知识薄弱、价值观念模糊、社会责任感不足等问题。与此同时，科技快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也促使社会反思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失衡的现象，呼唤教育回归人的全面发展。在国家层面，1998年4月1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单科性院校较多，文理工分家，专业设置过窄，单一的专业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突出，功利导向过重，忽视文化素质教育等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由此，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在回应时代需求、弥补教育短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多重背景下迅速兴起，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从专业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重要标志。

同样，20世纪欧洲的通识教育在回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功利主义的挑战中，以理念调整、课程重构、功能转向，持续回应时代挑战：它们从传统精英教养，转向强调人文精神、道德反思、批判思维，反思工具理性和极端民族主义，特别是通过哲学、历史、社会理论课程，为战后民主制度重建提供价值支撑，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拒绝盲从的现代公民。通识教育以全人教养为依托，强调基础学科和人文素养，防止人被简化为技术工具，通过广泛的人文、社科、科学教育，培养兼具专业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以服务国家重建与现代工业社会运行。通识教育坚持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伦理判断、跨学科视野等不可替代的能力，强调人文价值和数字伦理、可持续发展，倡导平衡经济效率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反差。在服务国家重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过程中，通识教育又不断反思和约束技术、市场与权力的过度扩张，成为欧洲现代社会稳定、文明延续的重要教育支柱。而当年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讨论至今仍然余音绕梁，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影响着大学及其通识教育的改革发展。

通识教育的变革

显而易见，通识教育始终是高等教育回应时代转型、价值传统和文明困境的核心议题。在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关键性历史时期，通识教育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是绝不会缺席的，而且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通识教育本身也在这种回应中得到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极大地推动、影响和改变着高等教育的形态、文化和品格，几乎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动能。这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内在规律。这种历史的启示对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回应时代的要求和挑战，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的经验和现代的案例表明，通识教育的价值及其对大学改革的意义，不仅在课程形态和教育模式改革层面，更重要的是对知识观的审视和变革，这是通识教育的核心内涵和根本价值。面对21世纪以来科技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全面挑战，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中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全面重组的压力，在教育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重构中，新时代的通识教育需要反思以往的知识观，对21世纪知识的存在方式和流动机制、知识形态的发展及其特点提出新的看法，努力形成新的知识理论。它需要进一步分析人文和科学两种知识本身的变化，探究两者之间对立和张力的时代内涵，还需要深入探讨和总结创新人才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等。更核心的是，新时代的通识教育需要接续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对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过程中知识发展的新的时代特点进行全面思考和研究。

这种对知识观的探讨也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对象。作家约翰·霍根在1996年出版的《科学的终结：在科学时代的暮色中审视知识的限度》中，针对知识的发展探讨了两个问题：科学中的重要问题是否都已经得到解答，科学的现状是否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决定性阶段。他采访的有些科学家认为，目前的知识是有限的，科学的进步正在走向终结。其中，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便把科学分成两类，“有些问题起码可能是有解的，有些问题则是神秘的、无解的”。在乔姆斯基看来，有些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有些领域则毫无进步可言。他说，在这些领域，“我们甚至连肤浅的观点都谈不上”。实际上，乔姆斯基走得更远，他在自己1988年出版的著作《语言和有关知识的问题》中写道，“人们从小说中了解到的生活和人性很有可能（甚至是必定）仍将远远多于他们从科学心理学学到的东西”。这些都从某种意义上暗示着一种呼之欲出的新知识观及其对通识教育的影响。

实事求是地讲，这种知识观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只是国内外学术界一个初见端倪的重要议题，但它们对通识教育和大学的改革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工智能的启示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为通识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典型的经验和案例，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了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面对新的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所暴露出来的内在矛盾，进而直接或者间接地揭示了知识发展可能具有的新特点。

虽然人工智能本身仍然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况，但它的迅速发展及其现实意义和客观影响，已经超越了单纯技术和自然科学的领域，渗透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和公共话题。学术界对它的探讨和研究也日益深入，形成各种有见地的观点。根据学者穆斯塔法·苏莱曼的看法，人工智能技术至少具有与以往技术浪潮不同的关键特征，即“它们本质上具有通用性，因此可以得到多元应用；它们具有超级进化性；它们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某些方面，它们还呈现出日益提升的自主性”。这些特征从整体上正在逐渐改变20世纪以来单纯以个体化、技术化、实证化为特征的知识表现形式和内在结构，并且融合了科学与人文等诸多领域的知识要素，形成了如今的各类大模型和操作性软件、程序的知识基础和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知识特点和结构，以及各类生成式大模型和客户端所具有的形式和内涵，已经逐渐超越传统知识形态的框架和边界，正在突破以往知识生成和发展的分类模式、集成方式，而且开始颠覆某些既定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标准，等等。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具有某种工具的形态，也并不只是代理的角色，它正在改变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改变整个社会经济的存在形式，等等。同时，人工智能还逐渐地改变着人们反思自身的方式。质言之，人工智能将使现代知识获得某种新的存在方式、流动方式和发展方式，进而使通识教育和教育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

目前，对新时代通识教育提出系统的看法为时尚早，但可以预期的是，这种通识教育会超越个人主义，而具有更广泛的群体性；它会超越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相结合的传统结构，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的知识生态；它会超越知识存在与流动过程中的市场取向，而获得一种共有利益更大的公共性；它也会超越单纯实证性的评价标准，而生成一种思想性和体验性的价值取向；等等。可以预期的是，新的通识教育将赋予知识某种新的形态，让大学展现新的模样，并成为引领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战略性力量。

大学改革应该高度重视通识教育。

（作者系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文科资深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6年05月07日 第07版

作者：谢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