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明史》，觉得它芜杂，虽然并不满意，但读时却极下功夫，这从现在保留的毛泽东批注《明史》的原件上即可看出，在毛泽东读过的《明史》的封面上，密密麻麻，不仅全录出了《明史》的册和每册中的卷数，而且还列出了众多传主的姓名，如"60册，列传107，张四维，马自强","67册，131-132，东林党传"之类，有的还在传主的姓名之下加圈，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后画括弧加注。毛泽东读《明史》，比较注意明代的政治问题。对《明史·宣宗纪》的批注，很能说明他的这个政治取向以及读史联系实际的特色。
一、"今犹存此弊"，时刻要警惕”-﹣毛泽东读《明史·宣宗》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4页）
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年）是明仁宗朱高炽的长子，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年号宣德，在位10年。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是明朝的鼎盛时期。明仁宗和明宣宗在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创业的基础上，比较清楚地看到了明朝前期政治的弊端，因而一改明初的严酷国家政治，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宽缓的政策，以稳定内部关系，求得社会的安宁与自身统治的稳固。史称"仁宣之治"。由于明仁宗在位仅有一年，因此，所谓"仁宣之治"，实际上是在明宣宗时期完成的。不过，由于"仁宣之治"比较注重宽容，因而也就出现了"纪纲不振"的问题。有令不行、令行不止的事情屡屡发生。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庚申，明宣宗下诏行宽恤之政。第二天，他鉴于当时的政风不严，因而对自己所下的诏令是否能得到落实存有疑问，便对礼部官员重申道："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毛泽东对《明史·宣宗》的这段故事很有感慨，对此批注道："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所说的"此弊"，指的是有令不行、令行不止的问题。这个批注大约是在50年代后期以后写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并极力寻求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法。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党内通讯中，曾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胃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此，需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
二、不要把朱元璋写得太坏“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晚年）”-﹣摘自1955年毛泽东审阅吴晗著《朱元璋传》（修改稿）时的谈话（见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231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是朱元璋耳”。--（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摘自毛泽东1953年2月23日同陈毅等人的谈话（见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们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开国皇帝，他从一个放牛娃奋斗至至尊之位，可谓身经百战征途艰涩。在位时又大刀阔斧改革勤政，使明朝的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是此深得史学家们的一致赞誉。《朱元璋传》是著名史学家吴晗的史学代表作。吴晗是明史研究专家。《朱元璋传》充分地肯定了朱元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不但统一了全国，发展了生产，使社会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在吏治方面，也多有建树。当然，吴晗在该书中也指出，朱元璋推行特务统治，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宣扬神道等是有害的措施。吴晗之于此书的写作，多次得到毛泽东的指导性帮助。1948年11月，吴晗到石家庄解放区将该书书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肯定了书稿的许多优点和一些人物评价的正确意见之时，也对书稿中关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西系红巾军领导人彭莹玉功成身退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彭莹玉是一个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起义成功）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究竟史料有误，建议吴晗对此予以考虑。没过几天，毛泽东又给吴晗去信指出："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事后，吴晗重新查阅了大量史料，果然找到彭莹玉在杭州被元军杀害的记载，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1955年，吴晗将该书油印稿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得很细，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一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晚年）。"之于朱元璋，毛泽东自然十分熟悉，因而对《朱元璋传》的作者吴晗的点拨和诱导使之受益匪浅。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陈毅等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视察工作路过朱洪武（元璋）的坟墓，在墓的正北有一墓堂，墓堂里有一幅朱洪武的全身像，整个面部很像猪脸。陈毅于是说："这个朱洪武啊！怕有人刺杀他，所以故意要画家画成这个样子，其实他长得并不这样难看。朱洪武死后，据说南京的四个城门同时出殡，迷惑人们，不知哪个棺木装的是朱洪武，他怕后人盗墓，可谓用心良苦也！"毛泽东接着说："这些都是传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三、李自成推动了社会进步“……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摘自毛泽东1944年4月29致李鼎铭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12月版）“当时陕省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追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以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引自《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广州党史资料丛刊，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3年版，第103-104页。“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引自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第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农民革命战争的成功领袖，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历史已证明是十分英明而又正确的。革命初期，毛泽东主动放弃到大城市上海工作，而是认识到历史上黄巢，李闯王式流寇主义的危害，决心创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曾经和毛泽东一同创立井冈山根据地的谭震林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根据地。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早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就意识到了根据地的重要及注意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到李自成，他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是好的，老百姓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
1944年4月初，毛泽东读罢李键侯先生写的《永昌演义》（此书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推荐给他的）后，于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键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多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北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各位先生们的光荣。此书若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键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键侯先生为祷！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由此信亦可看出，毛泽东之于李自成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1944年，也正好是李自成攻进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写了一篇1.9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史论。该文推翻明末清初以来特别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在文中，郭沫若还总结了李自成进京后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阐明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这一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情况下要防止骄傲，同时也指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即使成功，迟早也会变质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十分看好这篇史论。4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高级干部报告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下发全党学习。
毛泽东十分注重胜利导致骄傲骄傲导致吃亏的问题。1949年3月5日，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的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是年3月2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人即将乘车进北京。启程前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在一旁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立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评价，说明毛泽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重于历史的借鉴，避免重犯历史错误，正确地掌握革命的舵轮，绕过暗礁险滩，走向胜利。
四、继承徐霞客注重实践的精神“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的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70页）毛泽东称道《徐霞客游记》，说它"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这个评价是妥帖的。同时，毛泽东更称道徐霞客其人。因为他的文章之所以写得好，并且能有新的发现，敢于否定书本上已有的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主要是因为他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的结果。他对金沙江是长江的源流的发现，否定了《禹贡》的"岷山导江"的"定论",推倒了陈陈相因的旧说。毛泽东推崇的，就是这种"读无字之书"的实践精神。毛泽东不止一次推荐过《徐霞客游记》，还说过"我想学徐霞客"的话。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他说，如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作为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发生变化，这件事以后虽然没有实现，却证明了毛泽东壮游天下之志，调查求实之心，愈老弥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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