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尚钺是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文学家，也是党的老革命战士，后来，又以史学闻名于世。在他有生的最后几年中，我有幸作为学生和助手聆听他的教诲。尚钺师逝世时，我拟了这样一副挽联，以寄托哀思：
一生坎坷缘强项，坚持马列，鸣雷万里，冲天正气；
四壁萧然为爱书，追溯狐迁，盘石千古，立地文章。
其实，我也想用它概括先师不平凡的一生。但先师的道德文章，煜煜生辉，我的拙笔岂能及其一二，尚钺师一生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为追求真理而历不尽的艰难坎坷，和他一往直前、百折不挠的铮铮铁骨。谨就所闻，略予述之。
一
尚钺1902年3月23日生于河南罗山的一个世家大族，早失怙恃，由祖母抚养成长。尚钺说自己小时候并不是那种老实、死板的孩子，在私塾里读四书五经老是感到枯燥无味，所以常常调皮，不好好背书，也就因此而常常受到责罚，不是挨打就是罚跪。
1917年，尚钺15岁，由伯父尚蘅甫送到开封考入省立第二中学读书。这时，新思潮犹如冲破寒冬的春水在大江南北荡漾，尤其激动着青年学子们不平静的心。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掀起了爱国主义的狂潮，尚钺很快便投入到这一运动中。他参加组织河南省国货维持会，宣传抵制日货，作为二中学生代表出席了省学生代表大会，被推举为学联的理事，参加编辑《学联半月刊》,成了河南省学生运动中的一个活跃分子。
1921年，尚钺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不久进入本科英国文学系学习。他随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略》等课程，并在鲁迅指导下开始了文学创作，他们办了《莽原》周刊，还办了《狂飚》、《每日评论》、《弦上》等刊物。除了作诗、写小说以外，他们还写文章揭露社会黑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后来，尚钺把这时期写的小说收入了《斧背》、《病》两个集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这样评论尚钺的小说：“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这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论文。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又给学生们讲哲学课，他的思想在青年中影响甚大。尚钺逐渐倾向革命。他常和一些同学利用假期回乡到农民中进行进步宣传。他们还在家乡组织了青年学社，办识字夜校，办墙报，深入到农民组织“红枪会”中去宣传革命主张。1926年，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上，他们曾组织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北伐。
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使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受到极大震动，进步人士纷纷南下投奔革命。尚钺也想投身革命，可是不知道该怎样走。作为学生，他到苏联驻华商务处去请教李大钊。李大钊告诉他，北京已经无书可读，勉励他南下参加革命。
1927年春，尚钺满怀热情来到上海。他目睹了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大屠杀，愤然溯江西上武汉，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工作，不料，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尚钺在河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秋收起义开始后，党派他到信阳，任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并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六大队第四支队(一说为第四大队第六支队)的党代表。这年年底，尚钺回罗山组织暴动。罗山县特别支部决定首先除掉反动豪绅王少琴，以利发动群众，确定正月十五日夜动手，派刘后生(公开身份为伪县政府秘书)跟踪监视，尚钺用短枪射击。因为刘的变节，计划暴露。十四日夜，尚钺被国民党杂牌军第十二军第一混成旅赵青山部逮捕。特别支部的胡日新等计划劫狱营救，被尚钺拒绝。国民党省党部得知尚钺被抓的消息后，给罗山县党部发来“就地枪决”的电令。偏巧，电报局长张绍珍是尚钺父亲的朋友。他暂时扣住电报，把消息告诉了尚蘅甫。尚蘅甫是开封市医院的院长，又是罗山红十字会会长。他花了两千多元宴请赵青山等人，以营救尚钺。酒席间，尚钺被带来，赵青山将他当众训斥了一番，说年纪轻轻搞什么共产党。尚钺一口咬定没有参加共产党。酒席一散，尚蘅甫就将尚钺带走了。他交给尚钺20块银元，嘱咐他务必马上离开罗山，电报已经拖了一天一夜，不能再拖了。当夜，尚钺到一个远房妹妹家暂避。第二天，天一亮，尚钺挑着水桶，妹妹拿着筐子，装着到城外河边洗衣裳，将尚钺送出了城。
二
尚钺经武汉到了上海，在泰东图书局支了稿费来到杭州。4月29日，尚钺正在广化寺与《小说月报》的作者廖女士一起吃饭，国民党军警突然出现在尚钺面前，将他逮捕了。
尚钺被关在杭州国民党公安局的拘留所。刚入狱时，一位先来的难友判断他是政治犯，对他说：“我有几句话请你记住，是招还是不招?要招就招到底，招到底也不一定能活命。你不招就要硬到底，硬到底也不一定不能活命!”又说，“你的时间不多了，你必须赶紧准备口供。口供尽量想得圆满些，自始至终不能改。”
没想到，第二天尚钺被带到一间客厅，已经摆好了一桌菜，说是局长要“请客”。他们企图收买尚钺，说什么“你年轻，前途远大”等等。尚钺只是一再声称：“我是写小说的，别的什么也不懂。”一个人问道：“谁都知道，现在有两个党，一个国民党，一个共产党，你认为哪个党好呢?”尚钺回答：“对共产党我不了解，对国民党我倒有点意见。为什么呢!我只不过写了几篇小说，也没得罪什么人，你们凭什么剥夺我的自由，突然把我抓起来呢?这还有点民主、自由的意味吗?你们说共产党是‘匪’,可他们没有抓我，没有不让我写小说呀!你们叫我根据什么辨别是非呢?”举座一时无言以对。
饭后，尚钺又被关入了囚笼。但他发现国民党并不了解他的确切身份，因而增加了斗争的信心。
“请客”的第三天，敌人把他押到侦缉队，用铁链将他锁在一个套间的床腿上，连上厕所也要请求批准。敌人企图用严刑逼尚钺供出实情，20多天里三次对尚钺施加老虎凳的酷刑，每次尚钺都被搞得死去活来。在审讯中，敌人提出了十分可笑的问题“你是不是共产党的杀人部长?在信阳和一个姓苏的专搞杀人勾当?”尚钺心里清楚，这是指1927年冬，他在信阳工农革命军第六大队第四支队任党代表时，地方苏维埃政权处决过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党代表要在布告上签名。“姓苏的”肯定是对“苏维埃”的误解。审讯中，敌人还透露出是尚钺家乡人告的密。尚钺断定自己在写家信时暴露了在杭州的地址，想谋夺尚钺财产的家乡远亲便和敌人串通干出了这种勾当。听到这些，尚钺心里就更有数了。他回答说：“我不认识姓苏的，更不是什么杀人部长。你们看我像杀人部长吗?哪个党有杀人部长这种官?你们受了坏人的骗。要是甘心做残害青年的刽子手，你们就枪毙我好了!”
敌人见酷刑不能使尚钺屈服，也无可奈何。一个多月后，尚钺被关进了杭州陆军监狱。
尚钺被关在甲监二笼。他站在囚室环视四壁。先进来的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轻声回答：“尚钺。”由于他的北方口音，大家听不清楚，又问。尚钺便高声喊道：“尚钺!高尚的尚，斧钺的钺!”他看出大家还是不大明白，有点着急。忽然，他发现墙上恰巧糊着上海泰东图书局的图书广告。他指着一行广告说：“你们看，这儿印着‘《爷背》(小说集),尚钺著’,我就是这个尚钺!”大家都过去看。有人叫了起来：“原来是尚钺，一个文学家!”
这是一个政治犯集中的牢房，尚钺经常给难友介绍外边文学界的情况。有一次他讲到文言与白话之争。有人说文言文要详细讲解才能明白，白话文不要讲解就能懂。尚钺不以为然，他从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选了一句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他问：“这是白话文吧，你们说，不讲解能懂吗?”接着，他便大讲特讲这段话。< pan>
难友们都知道尚钺入狱后的表现，对他很敬重。因为他坐过三次老虎凳仍不屈服，都亲切地称他为“三老虎”。狱中斗争很激烈，有人叛变，有人牺牲。可笑的是，曾审讯过尚钺的一个小老头，因犯了贪污罪也被关进了乙监。
尚钺本来就有病，经过狱中的折磨，病越来越重了，最后被送到监狱瞭望塔底层的停尸房。这是专门关押病重或濒临死亡的犯人的地方。一天，外役送饭来，碗底有一张条子：“要求监外治疗。”显然，这是党在营救他。第二天，医官来看病，尚钺提出监外治疗的请求。过几天，典狱长宜布准予监外治疗，时间是一个月。
来接尚钺出狱的是一位不认识的人，他自己介绍是杭州一个书店的经理，名叫黄道源。原来，是由上海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出面，花了钱，和黄道源用连环保营救尚钺出狱的。后来，为了此事，黄道源入狱半年之久。
三
尚钺逃出虎口，踏上北去的征途。
他经过北平，辗转来到哈尔滨，这时是1929年春天。他住在道外的一家小旅馆里。经过介绍，楚图南到旅馆去看他。那是一间仅有一条土炕的破烂小屋。楚图南来时，尚钺正躺着，一面啃着冷馒头一面看报。他向楚图南讲了从杭州到东北的经历。他关心时局，希望马上为党工作。
通过组织，楚图南重新帮尚钺安排了住处。尚钺化名谢仲武，被介绍到吉林毓文中学教书。毓文中学有进步的传统，许多学生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尚钺到毓文中学后，很快就和周围的人熟悉起来。他们在教书之外，组织了读书会，办了《灿星》等刊物。尚钺还在一些报纸的副刊上写文章，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影响，宣传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对东北封建军阀的斗争。这些工作，在当时的东北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当时在东北从事青运、学运的同志，以及后来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同志，很多人都认识尚钺。
尚钺将带在身边的英文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编译为教材，在讲座上讲授，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当时，尚钺的学生中有不少朝鲜青年。他们有切身的亡国之痛，因而听起来更觉亲切。为了朝鲜同学的权益，尚钺还组织过几次学生斗争。朝鲜学生中有名叫金铁柱、金成柱的两兄弟，这金成柱就是金日成同志。尚钺不仅在政治上、学习上，而且在生活上给了金日成兄弟很多照顾，后来，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辟有专门章节回忆他们的这一段师生之情，他曾对访问朝鲜的尚钺的子女说：“你父亲对我的恩情，永世难忘。”他们还称尚钺是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
由于尚钺的活动触怒了反动派，他不得不离开毓文中学。他转到齐齐哈尔昂昂溪第五中学任教后，又与邹大鹏共同组织了反帝同盟会，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学校里，开展革命思想宣传，培养进步骨干，进行政治斗争。这些活动不容于当局。尚钺被学校解聘，国民党哈尔滨特区长官公署也下了通缉令，将尚钺驱逐出境。
1930年，尚钺到上海，在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不久，又调到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他常常冒着风险四处奔走采访。1931年1月的一天，尚钺应邀到远东饭店参加会议，但会议已被敌人侦破，何孟雄等30多人被抓走。尚钺因事先准备了一封假装到远东饭店找人谋事的信，才应付了敌人的盘查，幸免于难。
第二年，党中央委派尚钺到满洲，任省委秘书长。他在这里化名聂树先。这年6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会议。会议精神还未传到满洲省委以前，省委拟写“八一宣言”,决定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等表达政治主张。尚钺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的情况下，应首先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省委不接受尚钺的意见，认为他反对省委的决定，要他做出检查。尚钺坚持自己观点，直到被错误地开除党籍。
身处逆境的尚钺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他找到在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的王一飞，想向共产国际申诉。王一飞的公开身份是伊兰县油坊大老板，尚钺就在那儿当厨师作为掩护。后来，尚钺到了苏联远东，在苏联红七军政治部第四科做科员。但他向共产国际申诉的事最终没有结果。
四
由于各地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先后到哈尔滨、上海、北平寻找党的组织。1935年，北平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与组织联系中断。第二年，他到宁夏中卫县第二中学任教导主任。尽管是孤身一人，但他仍用共产党员的名义暗中从事革命工作，他甚至发展了几名青年党员，并把他们送往了延安。后来党组织承认了他们的党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尚钺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担任中校科长图书资料室主任，后随厅迁往重庆。皖南事变后，尚钺被疏散到昆明，经楚图南介绍到云南大学任教。这时尚钺已经在从事历史研究了。他不顾环境险恶，组织了地下读书会，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帮助青年，宣传党的主张，引导他们走向革命。读书会或白天在郊外莲花池附近的坟堆，或夜晚在翠湖的僻静处聚会。尚钺常常是身穿长衫手持竹杖从容地来到青年们中间进行指导。
1943年秋，党派华岗到云南做统战工作。他与尚钺、楚图南一起组成三人小组，在昆明地区开展进步文化活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他们的工作对昆明地区进步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秋，华岗应南方局周恩来的电召，准备赴重庆担任国共谈判我方代表团的顾问。华岗所担负的省委统战工作由尚钺接管。当时，国民党在昆明掀起了一阵阵恶浪，形势越来越紧，反动派要对进步力量下毒手。有一天夜里，突然有消息说敌人要把云南省主席龙云用飞机押到重庆。那一夜枪声不断，直到天明。大街上到处都戒了严。特务、便衣满街，抓人，搜查，杀气腾腾。这时，华岗家也与外界隔绝了。华岗正在紧张地处理文件、宣传品时，尚钺突然来到他家。他是经过化装，冒着风险来的。他要华岗马上离开昆明，否则很难逃出虎口。
第二天，他又给华岗送来去重庆的汽车票，并对华岗说：“我要留几天再走，我这儿有许多社会关系，可能安全离开。”
尚钺并没有马上离开云南。他在国民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恶浪中坚持斗争。这年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第二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又杀害了李公朴。尚钺同闻一多、楚图南等一起赶到医院，又派人到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申明要民主、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法西斯暴行的政治主张。想不到，敌人在当月15日又杀害了闻一多。尚钺赶到被特务包围的云南大学，直奔云大医院。当时还没有人出面为被害人办理手续。尚钺当即表示一切由他完全负责，办了手续，把闻一多的遗体安放好，请医生抢救受伤的闻立鹤。悲痛欲绝的闻夫人，突然心脏病复发，尚钺他们又帮助办理了闻夫人的住院手续。天黑之后，有人混进医院来，打听尚钺的身份，尚钺觉察到这人可能是特务，没有理他。许多学生把尚钺围在中间，走出了云大后门。
五
1946年8月尚钺在党的关怀下离开云南，后经上海走海路到达山东解放区。从此，他先后在山东大学、华北大学任教。1948年9月，作为蒋管区代表出席了在河北石门召开的华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从这以后，除“文化大革命”中人大一度被撤销外，他一直没离开人大。
1947年到1957年这十年时间是尚钺生活安定，得以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少有的一段好日子。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出在这个时期。
尚钺十分勤奋，常常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他从不闲聊，也很少看电影、戏剧。他和大家谈的不是学术便是工作。他把紧张的工作和对真理的探索当做最大的快乐。他常说：
“治学要勤奋，勤奋可以增长一个人的才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中，他不仅写出了近二百万字的讲义，主编了影响甚广的《中国历史纲要》,而且发表了几十万字的论文、专著,先后培养了四批80余名研究生。他很关心师生的学习和工作，常常在深夜到各处走走，如果看到大家在工作、读书，他便非常高兴。如果发现有人在闲聊，他虽不出言责备，但威严的目光却蕴涵着严厉的督促。他对学生要求甚严，甚至在乒乓球台前夺过学生的球拍，告诉他们，学历史要能坐冷板凳。但他对青年人又充满了热情，哪怕学生有一点成绩，他也加以充分肯定。他手把手地教学生识别史料，帮他们改文章。他说：“当年鲁迅先生认真地、一字一句地给我改文章，使我一生受益匪浅。我要学习鲁迅先生那样爱护和帮助青年一代。”学生有了困难或生了病，都能得到尚钺的关心、照顾。
尚钺在学生面前也决不摆权威学者的架子。解放初，有刚刚来到人大的研究生按一般习惯称他尚先生。尚钺严肃地说：“你就不能叫同志吗?”对于自己的学术观点，他要求学生不要盲从。他强调同学们要坐下来认真看书，通过自己的研究求得真理。
1957年起，尚钺因为他独特的史学观点开始受到批判。批判在1959年达到高潮。他被作为史学界的代表人物成了全国重点批判的对象。与他同时受到批判的是经济学界的马寅初、孙冶方，文学界的巴人。尚钺接连撰文在报上呼吁发扬学术民主，坚持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但这虽正确却脆弱的声音，被铺天盖地的批判声浪淹没了。尚钺被说成是“彻底、全部、干净地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论点”,因而被戴上了“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托派观点”等帽子。
巨大的政治压力摧不垮尚钺的意志。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决不更改。在批判大会上，尚钺常常是双目微闭，似睡非睡，似听非听。他既不承认错误，也不反唇相讥。有好心人建议他表个态，承认一下错误，这样处境可能会好些。和他持相同史学观点的同志，有人企图用承认错误来缓和批判，尚钺批评说：“如果你发现了错误，认识了错误，就要勇敢地承认错误并改正它。如果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就不要屈服于压力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要记住高尔基的活：不要做灰色的人。”有一次尚钺真的走上台了。会场上的人都在注视着他。好心人希望他不要硬碰硬；“革命派”希望看到他的投降。他说：“我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也来放一炮!”接着，他大喊三声：“咚，咚，咚!”便走下台来。全场为之愕然。后来，尚钺连发表文章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组织处理是“下放劳动，全家迁居到农村”——后来没有执行。但他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到1962年他的问题被甄别时，他拿出了一部近20万字的《中国原始社会史问题探索》。
“文化大革命”中，尚钺当然也是在劫难逃。他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关进了“牛棚”。不少同志感到前途茫茫，心情沮丧。尚钺却很乐观。尚钺和其他一些“牛鬼蛇神”常常从城里被送到西郊去校园接受批判。有一次批判会之后，他们坐在学校灰楼前的大松树下等车回城。几顶纸糊的高帽子就放在他们身边。这时，一个小朋友过来天真地问尚钺：“爷爷，爷爷，你戴这个干吗呀?”尚钺坦然地说：“这是人民对我的教育!”说罢一笑。他常劝慰“牛棚”中的难友说：“不用害怕，风暴终究要过去的。要坚定地相信胜利属于人民。”
在“四人帮”最猖獗的时期，尚钺竟敢对同志们说：“这个女人(指江青)是靠不住的!”这话也竟然没有人去揭发。这不仅说明尚钺作为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敏锐洞察力，也可以看出人心之所在，党心之所在。
由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尚钺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长期患病。在和疾病斗争中，尚钺也表现了高度的顽强性。他患了白癜风，脸上和颈上的皮肤白一块粉一块，而且逐渐扩大。一次，李新见到他开玩笑地说：“你又面貌一新啦!”尚钺也幽默地回答：“面貌是容易改的，但秉性难移呀!”
尚钺是秉性难移的。“四人帮”粉碎后，他又抖擞那老共产党员的筋骨踏上了新的征程，尚钺是于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任上逝世的。生前最后几年，他曾有过一系列工作的设想，以年近八旬之身说：“我自认为还有精力补上那因十年人祸所失去的时间。”然而，毕竟力不从心了。
尚钺失去的何止是十年时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最惨痛的牺牲却不是在敌人的牢房中，而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蠢虫。不是吗?在革命时期，他曾被错误路线排挤出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错误路线中止了学术研究。他的发妻陈幼清是和尚钺一同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28年豫南地区的起义失败后，她带着三个幼子随军行动，以后又上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曾任鄂豫皖苏区的县妇女联合会主任。后来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竟将陈幼清错误地杀害了。这是他第一次丧失妻子。“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的妻子和二儿子又一次被迫害致死!
尚钺是摧不垮的，因为他有共产主义的信念。他在临终前不久写的一篇论文中以史学家的身份写道：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历史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学术上不应该有权力标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识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
尚钺在风雨坎坷和不懈的追求中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留给我们的是从荆棘中踏出的道路和高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风范。
来源：《尚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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