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赵局长把脚伸过来的时候，会议室里十几个人都看着。
「小付，擦鞋都不会，能干什么事？」
我蹲下去，把他的皮鞋擦亮了。
满屋子没人说话。
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2019年3月14日，赵德明让我擦鞋。」
这不是记仇。
这是我的工作习惯。
我真正的身份，是省委办公厅的干部。被「下放」到这个县，是组织安排。
赵德明不知道这些。
他只知道我是个从省里来的书呆子，不懂规矩，活该被欺负。
他让我擦鞋，我擦了。他让我背黑锅，我背了。他把我的办公室搬进厕所隔壁，我搬了。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窝囊废。
只有我知道，我在等什么。
三年里，我收集了他所有的线索，但没有一条能钉死他。他的账目天衣无缝，他的关系固若金汤，他的每一次违规都有人替他顶包。
我差点就放弃了。
直到有一天，他最信任的副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一
2018年9月，我拎着一个旧皮箱，站在清远县政府办公楼门口。
九月的太阳还很毒，照在那栋灰扑扑的五层小楼上，水泥墙面被晒得发白。门口的国旗耷拉着，一丝风都没有。
我叫付明远，二十八岁，省委办公厅综合信息处的干部。档案上写的是「下派锻炼」，实际上的任务只有我和省里几个领导知道。
推开会议室的门，满屋子的人正在开会。烟雾缭绕，茶杯碰桌子的声音此起彼伏。
坐在正中间的那个人，就是赵德明。
四十八岁，圆脸，微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一件熨得笔挺的白衬衫。他靠在椅背上，右手夹着一支烟，姿态是那种见多了下面人来来去去的松弛。
他没站起来，抬了抬下巴：「来了？坐吧。」
我在角落找了把椅子坐下来。
赵德明把烟在烟灰缸里摁灭，清了清嗓子：「省里给咱们派了个年轻干部，付明远同志，下来锻炼。大家欢迎一下。」
稀稀拉拉的掌声响了几下就停了。没人多看我一眼。
赵德明话锋一转，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不过我得把话说在前头——咱们县里的事，不是省里那套玩法。有些人来了，眼高手低，指手画脚，最后灰溜溜走了。我希望付明远同志不是这种人。」
所有人的目光刷地转向我。
我点了点头：「赵主任说得对，我是来学习的。」
赵德明笑了，那种上位者对下属表现满意时才有的笑：「学习？行。那先从最基本的学起。」
他看了一眼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儿：「老刘，付明远同志的安排，你来定。」
老刘是县政府办的副主任，点头哈腰地应了一声，带我出去。
走廊很长，灯管有几根坏了，一闪一闪的。我们一直走到最尽头，厕所旁边，推开一扇掉了漆的木门。
十平米的小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墙皮脱落了大半，窗户正对着一楼后院的垃圾堆，还没走进去，那股子酸臭味就涌过来了。
老刘脸上带着那种预演了好几遍的为难表情：「付主任，条件有限，您多担待。」
我把皮箱放下来：「挺好。」
老刘愣了。他显然准备了一整套「实在不好意思，我也做不了主」的说辞，但我没给他表演的机会。
他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大概觉得这个人要么是真傻，要么是装傻，摸不准。最后他「哦」了一声，走了。
我关上门，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垃圾堆的味道更浓了，但好歹能透点气。
还没坐热，门就被敲响了。赵德明的秘书小跑过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头发梳得跟赵德明一个路数：「付主任，赵主任让您去一趟他办公室。」
赵德明的办公室在三楼，二十多平，沙发茶几书柜一应俱全，空调开得很足。桌上摊着一份文件，他正低头翻着。
我进去的时候他没抬头，用下巴朝桌上努了努：「小付，你是省里来的，水平高。这份报告你改改，下午要报给县长。」
我拿起来看了看。是县里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报告，数据洋洋洒洒列了三页纸，但有几个数字一看就不对——项目预算比同类项目高出将近三成，其中一笔材料采购的费用明显被虚报了。
我拿着报告回到他办公室：「赵主任，这个数据跟实际情况对不上，如果报上去——」
他打断我：「对不上？怎么对不上？」
我把问题一条一条指出来。
赵德明靠在椅背上，脸上的笑意慢慢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耐烦：「小付，你是第一天到基层吧？报表是报表，实际是实际，两码事。让你改你就改，哪那么多废话？」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平静，不是那种心虚被戳穿的慌张，而是那种「这点小事你也敢跟我掰扯」的轻蔑。
我沉默了三秒。
「好。」
回去之后，我按他说的改了。
下午，报告送到了县长那里。
第二天的晨会上，县长把报告往桌上一拍：「这个报告数据有问题，谁报的？」
赵德明站起来，腰弯得恰到好处，语气里带着三分自责七分无奈：「县长，是我的责任。但这份报告我让付明远同志核过一遍，他可能没看出来……」
所有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坐在角落，没说话。
散会后，走廊里有人小声议论。他们以为我听不见，或者根本就不在意我能不能听见。
「省里来的？就这水平？」
「连个数据都核不明白，怪不得被打发下来。」
我回到那间挨着厕所的办公室，把门关上。
晚上回到住处，我打开电脑，登录省委内网系统，发送了一条加密信息：
「已到位。目标：赵德明，清远县政府办主任。疑点：项目资金异常。状态：观察中。」
二
2019年3月14日，这个日子我记了一辈子。
县政府办全体会议，赵德明在台上部署一项重要工作。我被要求列席，坐在最后一排。
中间休息的时候，人都没散，有的倒水，有的上厕所，有的凑在一起说话。赵德明没下台，翘着二郎腿坐在主席台后面的椅子上，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皮鞋——一双深棕色的金利来，鞋面上沾了一点灰。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越过前面几排人，落在我身上。
「小付，你过来一下。」
我站起来，走过去。
赵德明把脚往前伸了伸，皮鞋尖朝着我的方向。他笑了一下，那种笑不是对着你笑，是对着所有看戏的人笑。
「省里来的干部，擦鞋会不会？」
会议室安静下来。
刚才还在交头接耳的人全停了，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我和他之间这一小块地方。
赵德明的声音不大，但在那个安静里，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空气中：「在基层工作，首先得学会伺候人。擦鞋都不会，能干什么事？」
有人笑出了声。不是那种真觉得好笑的笑，是那种不敢不笑的笑。
我低头看着那双鞋。
深棕色的牛皮，鞋面保养得很好，只有右脚外侧沾了薄薄一层灰。这双鞋市价一千二左右，以他一个正科级干部的工资来说，不合理。
几秒钟的沉默。
然后我从裤袋里掏出纸巾，蹲下去，把他右脚上那层灰擦干净了。又把左脚也擦了擦。
整个过程中，我的手指没有抖。
擦完，我站起来：「赵主任，还有事吗？」
赵德明愣了一下。他显然预判了两种可能——要么我发怒，给他一个「不懂规矩」的把柄；要么我忍了，但脸上一定挂着屈辱。
他没预判到第三种——我的表情什么都没有。不愤怒，不委屈，不尴尬。像是真的只是擦了一下鞋。
「没了，去吧。」
我回到座位上，翻开笔记本，继续记录会议内容。
散会后有人拦住我。是政府办的一个小姑娘，姓王，平时对我还算客气。她的眼圈有点红：「付主任，你怎么能……这也太欺负人了。」
我说：「擦个鞋而已。」
她摇着头走了，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大概是「这人是真怂还是脑子有问题」之类的话。
当天晚上回到住处，我坐在桌前，翻开那本笔记本，写了很长一段：
「2019年3月14日，赵德明让我当众擦鞋。在场人员：刘建国、王芳、李伟、张秀英……共14人。擦鞋时他说：『擦鞋都不会，能干什么事。』
观察：他的皮鞋是金利来，市价约1200元。以他的工资，不合理。他让我擦鞋不是单纯羞辱，是测试——测试我的底线在哪里。
我的回应：让他觉得我没有底线。
备注：他越嚣张，露出的破绽越多。继续观察。」
我合上笔记本，放进抽屉最深处。抽屉里还有一本《纪检监察工作实务》，压在几本《基层工作手册》下面。
擦鞋事件之后，我在县政府办的处境肉眼可见地恶化了。
食堂打饭，排在我前面的人故意慢吞吞地挑，等轮到我，菜基本见底了。开会没人通知我，我自己踩着点去，座位被占了，就站在后面听完全程。赵德明开始把我当跑腿的使——买烟、取快递、给来办事的人端茶倒水、送文件去各个科室签字。
我全做了。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个多余的表情。
有人开始同情我，但更多的人在笑话我。背后的议论传到我耳朵里，每一句都差不多：「省里来的，混成这样，还不如早点滚回去。」
有一天晚上，我在档案室加班整理旧文件。这是我主动揽过来的活儿——没人愿意干，赵德明乐得让我去干。
翻到一份2016年的项目审批记录时，我停下来了。
项目金额800万，中标公司叫「宏达建设」。
我翻到公司法人一栏：陈宏达。
打开手机搜了一下。陈宏达，赵德明的妻弟。
我又翻了翻其他年份的记录。从2015年到2018年，「宏达建设」中了县里7个标，总金额超过3000万。但所有中标记录的程序都无可挑剔——公开招标、竞标单位、评审打分、中标公示，每一步都做得干干净净。
我盯着电脑屏幕看了很久。
我知道有问题。
但我拿不到证据。
我把这条线索记在脑子里，关掉了电脑。
三
2019年5月的一个晚上，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本地的区号。
我接起来，对方沉默了几秒，呼吸声有点粗。
「你是省里来的付主任？」
「是我。」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但不能在县里说。」
我心里一紧，但声音没变：「你说时间地点。」
对方约我第二天晚上，在县城外的一个加油站见面。
第二天晚上九点多，我开车到了那个加油站。站里只有一盏灯，照着两台油泵和一个歪歪斜斜的铁皮棚子。
一个人从棚子后面走出来。三十多岁，穿一件灰色工装外套，满脸风霜，手指上有茧子和裂口——干工地的人。
他叫孙大勇，是「宏达建设」的一个项目经理。
他看起来非常紧张，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在转，看加油站入口，看公路上有没有车灯。
「付主任，我知道你是省里来的，你不是一般人。我想举报一个人，但我怕……」
「怕什么？」
「怕死。」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风把他的话吹到别的地方去。
赵德明通过「宏达建设」套取项目资金的方法，他全知道。虚报工程量、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表面上看项目都验收了，钱都付了，但实际上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钱被赵德明拿走了。
「我有证据，」孙大勇说，「工程日志、材料采购单、现场照片，全都有。」
我的心跳快起来了，但我不能让他看出来。
「证据在哪？」
「在我手里。但我有个条件——」
「你说。」
「我要安全。如果我出了事，你得保我。」
我想了想，斟酌着措辞：「我能保证的是，你提供的证据会进入正规程序。如果你担心安全，我可以向上面申请保护。」
孙大勇犹豫了很久。他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扔了一地。
「我再想想。」
「别想太久。」
「三天。三天后我给你答复。」
三天后，孙大勇没有出现。
我打他的电话，关机。又打，还是关机。
第四天中午，消息传来。
孙大勇出了车祸。在高速上，车撞上护栏，当场死亡。
交警结论：疲劳驾驶，操作失误。
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窗外的县城。阳光很好，街上有人骑着电动车经过，卖水果的小贩在路边吆喝。一切都很正常。
但我的手在发抖。
我知道这不是意外。
但我没有证据。
孙大勇出事后的第三天，赵德明在办公室「关心」我。
他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杯龙井，态度很随意，像是聊家常：「小付，听说你跟孙大勇见过面？」
我面不改色：「见过。他找我反映一些项目上的问题。」
赵德明轻轻吹了吹茶面上的浮叶，笑了一下：「他找你能反映什么问题？他就是个包工头，欠了一屁股债，到处找人借钱。他没找你借钱吧？」
「没有。」
赵德明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很重，不像拍肩膀，像是按着你不让你动。
「那就好。小付，我提醒你一句——有些人，你沾上了就甩不掉。孙大勇这个人，名声不好，你离他远点。」
「我知道了，赵主任。」
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我的手心里全是汗。
不是怕。
是愤怒。
那天晚上，我给省委的联络人发了一条加密信息：「证人死亡，疑似灭口。目标警觉性极高。请求支援。」
回复很快来了：「注意安全。证据链条需要时间，不要冒险。」
我看着屏幕上那行字，沉默了很久。
这场仗，比我想象的难十倍。
四
2019年7月，赵德明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他开始「收编」我。
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我：「小付来县里快一年了，任劳任怨，工作踏实，是年轻干部的榜样。」
底下的人面面相觑。一年前赵主任让这小子擦鞋，现在又夸他是榜样？
会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态度跟以前判若两人。给我倒茶，让我坐沙发，语气里带着一种长辈对后辈的关怀：「小付，我看你是个可造之材。这么着，过段时间我推荐你去乡镇当副镇长，干两年回来，提正科。怎么样？」
这是糖衣炮弹。如果我接了，就是他的人了。以后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在他的体系里，这叫「上了船」。上了船的人，下不来。
我把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口：「谢谢赵主任栽培。」
赵德明很满意：「这就对了嘛。在基层混，得有人带。你跟着我，不会吃亏的。」
我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这是我的策略——让他觉得我在犹豫，在考虑，在被诱惑。一个正在被收编的人，是最安全的。
2019年8月的一个深夜，我的手机又响了。
这次不是陌生号码，是县政府办的内部短号。
接起来，对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捂着话筒在说话：「付主任，我是周志远。赵主任的……副手。」
我的后背一下子绷直了。
周志远，三十五岁，赵德明最信任的人之一。从赵德明还是副主任的时候就跟着他，前后六年，什么事都经手。在县政府办，他是赵德明的影子，赵德明想做不方便做的事，都是周志远去做。
「付主任，我想见你。但不能让人知道。」
「什么时候？」
「现在。我在县城西边的水库边上等你。」
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县城已经睡了。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路灯照着空荡荡的马路，影子拉得老长。
出了县城往西走十几公里，拐进一条土路，到了水库。
周志远站在坝上，手里夹着烟，远远看去像一根黑色的柱子。走近了才看清他的脸——眼窝凹陷，颧骨突出，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了。
「付主任，」他开口就直奔主题，「孙大勇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
「那不是意外。」
我没说话，等他继续。
周志远猛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
「我跟着赵德明六年了，他做的事，我都知道。项目套钱、工程造假、买官卖官……还有更严重的。」
「多严重？」
他犹豫了很久，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
「2017年，有一个学校的扩建项目，因为偷工减料，楼盖到一半塌了，死了两个工人。赵德明压下来了，赔了家属钱，对外说是安全事故。那件事，如果查出来，够他吃枪子的。」
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
「你有证据？」
周志远从外套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黑色的，很小，他捏在指尖，像捏着一颗炸弹。
「这里面的东西，够赵德明死十次。但我给你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赵德明倒了之后，我不能在县里待了。你得帮我调走，去哪儿都行。」
我想了想：「我答应你。但我需要先看看U盘里的内容。」
周志远把U盘递过来。
我伸手去接——
就在那一瞬间，水库入口方向亮起了车灯。
两道雪白的光束从黑暗中劈开来，直直地打在我们身上。
一辆黑色轿车从入口开进来，速度不快，但方向很明确——冲着我们来的。
周志远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在车灯的照射下白得像纸：「是赵德明的人！」
我一把抓住U盘：「快走！」
两个人分头跑。周志远往坝的另一头跑，我钻进自己的车，拧钥匙，发动引擎，挂挡，冲了出去。
后视镜里，那辆黑色轿车调了个头，追上来了。
县道上，两辆车一前一后。我的车是一辆老旧的桑塔纳，发动机嗡嗡地响，转速拉到头也跑不过一百三。后面那辆车越来越近，大灯在后视镜里晃得我睁不开眼。
我猛打方向盘，拐进一条乡间小路。没有路灯，两边是庄稼地，玉米秆子高过车顶。我关掉车灯，在黑暗中凭着感觉往前开，底盘不断磕到路面的坑洼，整辆车颠得像要散架。
后面的车追进小路了，大灯在玉米地里扫来扫去，但没找到我。
我把车停在一片小树林边上，熄了火，大口喘气。
全身都是汗。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低头看手里的U盘——
碎了。
刚才跑的时候手上用力太猛，塑料外壳裂开了，里面的芯片断成了两截。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证据，又没了。
第二天上班，赵德明在走廊上「偶遇」我。他穿着那件白衬衫，双手背在身后，步态从容，像是在自家院子里散步。
「小付，昨晚去哪儿了？我听说水库那边挺热闹的。」
我看着他的眼睛：「在家看书，哪儿也没去。」
赵德明盯着我看了几秒。他的目光不是审视，是那种猫盯着老鼠的玩味。
「那就好。小付，我再提醒你一次——有些人，你离他们远点。」
「赵主任，我知道。」
回到办公室，我给周志远发了一条短信：「U盘碎了，你还有备份吗？」
回复来了，很快：「没有。那是唯一一份。付主任，我不敢了，我不能再跟你见面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周志远没有再回复。
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写：
「周志远断联。证据丢失。赵德明的警觉性远超预期。他在县里的控制力，比我以为的更强。我需要重新评估策略。」
我合上笔记本，看着天花板。
来清远县一年了。证人死了，证据碎了，线人跑了。
我什么都没查到。
五
2019年10月，调令下来了。
去青山乡任副乡长。
青山乡是全县最偏远、最穷的乡镇，在大山深处，开车要四个小时，其中两个小时是盘山路。全乡一万多人，年轻人走了大半，剩下老人和孩子。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发配」。
赵德明在送别会上笑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当着全办的人说：「小付在县里表现不错，去基层锻炼锻炼，回来好提拔。」
我端起杯子敬了他一杯：「谢谢赵主任。」
走出县政府大楼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赵德明的办公室在四楼，灯亮着。
我在心里说了一句话，但没说出声。
赵主任，你以为把我踢到乡下，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但你错了。乡下的水，比县里还深。
到了青山乡，情况比我想象的更糟。
乡政府是一栋老旧的三层小楼，水泥地面坑坑洼洼，墙上刷的标语褪了色。院子里停着两辆面包车，一辆缺了个车灯，另一辆轮胎上缠着铁丝。
乡党委书记老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在基层干了一辈子，是那种什么都看透了但什么都不想管的老干部。他对我不冷不热，不使绊子也不帮忙，属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别把我拉下水」的类型。
乡长陈国栋就不一样了。三十出头，精干利落，穿着比乡政府的条件好得多的衣服，一看就知道背后有人。他对我表面客气得很，端茶递水嘘寒问暖，但眼睛里的警惕藏都藏不住。
他是赵德明的人。被安排在这里，就是盯着青山乡的「业务」。
我很快发现了青山乡真正的作用——它是赵德明的洗钱通道。
县里的项目资金拨到乡里，乡里通过虚假合同转给「宏达建设」，「宏达建设」再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干净，最后流进赵德明的口袋。整个链条设计得非常精密——每一笔钱都有合同、有发票、有签字、有盖章，程序上挑不出任何毛病。
但我知道问题在哪。
合同上写的工程——修路、建桥、改造学校——有一半只在纸上存在。我去实地看过，那些所谓「已竣工」的项目，有的根本没动工，有的只挖了几锹土就停了。
可账上的钱，一分不少地付出去了。
我拿不到证据。所有签字的人都会说「这是正常审批」，所有盖章的环节都合规。赵德明从不直接经手，所有的脏活都有人替他干。
2019年12月，赵德明来青山乡「视察工作」。
他坐着那辆黑色轿车一路颠到乡政府，西装革履地下了车，在一群陪同人员的簇拥下走进会议室。陈国栋跑前跑后地张罗，恨不得把地给舔干净。
会议室里坐了一屋子人，赵德明坐在正中间，目光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小付，在乡里干得怎么样？」
「挺好的，赵主任。」
「好就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来的时候杯底磕在桌面上，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到了，「我听说你在乡里到处翻账本？怎么，是觉得县里的账有问题？」
会议室安静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陈国栋的脸色变了，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老周低着头看桌面，假装在研究桌上的茶渍。
我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赵主任，我在熟悉工作，了解一下乡里的基本情况。」
赵德明笑了。那种笑我见过很多次——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好笑的话，是因为他觉得你在他面前耍的那点小聪明可笑。
「了解情况？行。那我告诉你——青山乡的事，你不需要了解太多。你管好自己那一摊就行了。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重，重到我的肩胛骨嗡了一下。
「小付，我是为你好。有些事，知道得太多，对你没好处。」
赵德明走后，老周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他关上门，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点上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遮住了他的半张脸。
「小付，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周书记，您说。」
「你得罪赵德明了。」
我没说话。
老周叹了口气，把烟灰弹进一个缺了口的茶杯里：「我不知道你来清远县是干什么的，但我劝你一句——有些事，你查不了。赵德明在县里经营了十几年，关系网密得跟蜘蛛网似的。县里、市里、甚至省里，都有他的人。你一个外地来的，斗不过他。」
「周书记，我没想斗谁。」
老周看着我，那种看了一辈子人的眼睛，什么都瞒不住：「你骗不了我。你来青山乡之后，天天泡在账本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沉默了。
老周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压低声音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去年有一个记者来青山乡采访，发现了一些问题，回去写了篇报道。稿子还没发，赵德明就知道了。那个记者后来再也没来过清远县。」
「他怎么了？」
「不知道。听说调走了，也听说……算了，不说了。」老周转过身来，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三分同情，三分无奈，四分「你就别白费劲了」的劝告，「总之，你好自为之。」
那天晚上，我在住处想了很久。
我在笔记本上写：
「青山乡是赵德明的洗钱通道。但我没有证据。账目完美，程序合规，所有签字的人都说是『正常审批』。赵德明从不直接经手，所有环节都有替罪羊。我需要一个突破口。但突破口在哪？」
我合上笔记本，走到窗前。
窗外是黑漆漆的大山，连星星都看不见。
来清远县一年多了，我什么都没查出来。
六
2020年3月，最后一根稻草断了。
我收到一条短信，来自周志远：「付主任，我在县城，想见你。我有新的证据。」
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我犹豫了整整十分钟。
上一次见面的结果还历历在目——追车、U盘碎了、周志远断联。但「新的证据」四个字像鱼钩一样勾着我。
我还是去了。
见面地点是县城东边一条小巷子里的茶楼，二楼包间。
我推开门，周志远坐在靠墙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茶。
他旁边还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赵德明的秘书，我认识。另一个是个生面孔，四十多岁，穿一件黑色夹克，坐在那里不说话，但眼睛一直盯着门口的方向。
我转身要走。
门被堵住了。黑夹克不知道什么时候站起来了，挡在门口，不说话，就是不让开。
赵德明的秘书笑着开口了，语气很客气，像是请你吃饭一样：「付主任，别急着走啊。周志远同志有些话想跟你说。」
周志远低着头，始终不看我。他的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在抖。
「付主任……对不起……我之前给你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是我编的……赵主任没有做那些事……是我陷害他……」
我愣住了。
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我从推开门看到那两个人的一瞬间就明白了会发生什么。
我愣的是周志远的眼睛。他始终低着头不看我，但他的脖子上有一道红痕，从衣领里露出来，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
他不是自愿的。
赵德明的人找到他了。
「周志远，你确定？」
他终于抬了一下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恐惧、有歉意、有「你别再管了」的哀求。
「确定……付主任，你就当之前的事没发生过……我求你……」
赵德明的秘书站起来，整了整衣服，走到我面前：「付主任，你都听到了。周志远同志已经澄清了，赵主任是清白的。这件事，到此为止。」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又是拍肩膀，赵德明那一系的人是不是都爱拍别人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一种「我是在替领导传话你最好听清楚」的意味：「付主任，赵主任让我带句话——你是省里来的，前途无量。别为了不该管的事，把自己搭进去。」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这一次黑夹克让开了。
回到青山乡，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
坐在桌前，翻开那本笔记本。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密密麻麻的字。线索、疑点、人名、日期、金额，写了满满一本。
但没有一条能钉死赵德明。
证人死了。证据碎了。线人反水了。
我被困在这个山沟里，什么都做不了。
我认真想了一个问题：要不要放弃？
这个念头不是第一次冒出来，但这一次格外强烈。像是你往一堵墙上撞了无数次，终于不想再撞了。
我向省委申请结束任务。
回复来得很快：「任务继续。组织相信你。」
我看着屏幕上那七个字，苦笑了一下。
组织相信我。但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
2020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
我机械地接起来。
对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年轻，但压着某种很重的情绪：「你是付明远付主任吗？」
「我是。」
「我叫赵小玲。我是……赵德明的女儿。」
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了。
「付主任，我想见你。有些事，我只能跟你说。」
「什么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我能听到她的呼吸声，不均匀的，像是在强忍着什么。
「关于我爸的事。他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
我握着手机，心跳如鼓。
赵德明的女儿，要举报自己的父亲？
「在哪见？」
赵小玲说了一个地址——县城外的一个咖啡馆，明天下午三点。
然后她又说了一句话，声音在发抖：「付主任，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2017年学校坍塌的事，不是意外。那两个工人，也不是被砸死的。」
我的手指攥紧了手机。
「他们是怎么死的？」
赵小玲没有回答。
电话挂了。
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县城方向隐隐约约的灯光。
周志远说过那句话：「那件事，如果查出来，够他吃枪子的。」
现在，赵德明的女儿要来找我了。
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又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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