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9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了一份年度人口报告，数据截至2025年6月30日。
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常住人口为2760万，其中海外出生人口达883万，占32％，创下自1891年淘金热后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这883万海外出生人口中，印度裔以97.102万人的微弱优势，首次超越英国裔的97.095万人，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出生族群。
这意味着，自从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以来，统治了该国海外出生人口来源榜首长达124年的英国，第一次退居次席。
中国以73.2万人位居第三，新西兰和菲律宾分列第四和第五。
这份数据不是一朝一夕的变化，而是长达五十多年人口结构缓慢重塑的结果。
自2015年以来，印度裔人口从约44.9万增长至97.1万，十年间增幅超过116％；而英国裔人口从2013年超过100万的峰值持续下滑，中位数年龄已突破60岁，二战后的移民浪潮正在自然老去。
一个渐进而又不可逆的历史节点就这样到来了。
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白澳政策”在1973年正式废除之后，澳大利亚社会迎来的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次人口洗牌。
从禁止非白人移民、将移民资格与血缘绑定的严苛时代，到如今印度裔登顶海外出生人口榜首，这条路走了整整半个世纪。
200年前的英国殖民者不会想到，推开这片红土地后，“盎格鲁-撒克逊式国家”的DNA会被来自德干高原的印度移民改写。
战后重建的迫切需要打破了种族隔离的围墙，工党政府于1973年废除了白澳政策，从“种族筛选”转向“技术优先”。
然而真正催动这波浪潮的，是近年一系列针对印度裔的政策组合拳。
2022年12月，澳印经济合作与贸易协定生效，2023年7月起，在澳大利亚高校毕业的印度学生可获得最长8年的无担保工作签证。
此外还有每年1000个面向18至30岁印度青年的工作和度假签证名额，一个名额开放后竟收到近10万份申请。
这套组合拳立竿见影，印度留学生和年轻技术人才如潮水般涌入。
印度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英语人口国家，每年消化约150万名工程类毕业生，语言和技能的契合度几乎是为澳大利亚技术移民体系量身定制的。
当然，对于土地面积辽阔但本土市场有限的澳大利亚来说，印度裔移民的到来也构成了对经济和创业生态的巨大刺激。
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2025年该州19%的新企业注册来自印度裔创业者，远超该群体仅占州人口约3%的比例。
而在悉尼西区和西北区的部分地区，印度裔创办的新企业占比甚至高达56％，最普遍的企业主姓氏也由此从典型的史密斯、琼斯变成了辛格、帕特尔、考尔和夏尔马。
伴随着这一潮流的推进，印度背景的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开始在部分行业诞生，印度餐饮、零售、IT服务和物流商超遍地开花，形成了可观的区域经济循环圈。
数据公布后，澳大利亚政坛迅速分化为两种声音。
他明确驳斥了回归单一年度排外政策的论调，认为那些怀念只准许白人移居、用严苛语言考试筛选外来者的荒谬时代的人，本质上并不真正热爱这个移民大熔炉式的国家。
而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则祭出价值观大旗，声称要将以“澳大利亚价值观”为核心的体系置于移民政策核心，甚至要对入境者进行社交媒体筛查。
此时再叠加澳大利亚近两年愈演愈烈的住房短缺和高通胀压力，民间“移民过剩挤占生活空间”的怨气早已在市场街头点燃导火线。
2025年8月底至9月初，悉尼、墨尔本等主要城市爆发了数千人参与的反移民游行，游行组织中甚至出现了针对印度移民的定向基调，引发多起暴力冲突和破坏性杂音。
面对如此撕裂的情绪，伯克愤怒批评极右翼势力正在利用民众对住房的真实焦虑来进行种族歧视炒作,反对党则坚持认为，公众有权利对公共服务和住房供应的紧张感到不满。
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印度裔登顶榜单只是新时代国运转向的地理注脚。
随着英美老盟友在全球格局中自我收缩，曾经被视为英国后院的前殖民属地正在加速脱欧入亚。
澳大利亚经济重心多年来深度捆绑于中国、印度等亚洲市场，矿产资源、高等教育、旅游和跨境投资结构无一不与亚洲经济脉搏共振。
在这个崭新时代，印度学生和技工更是承担着一项独特的战略任务——拉紧印澳供应链和关系网络。
澳政府外交与贸易部早在战略报告中将此评价为“印度侨民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重要来源”，这将反过来推升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伙伴的分量。
当硅谷精英中的印度面孔数量约等于其工程师供应量的三分之一，印度移民在西方科技圈的影响力早已被证实可以反哺本国国际话语权时，伴随而来的政治与金融连锁反应将难以避免。
然而历史的反讽意味尚不止于此，过去几十年白人至上的高墙倒塌也始于自身战略失算。
他们当年将移民法去种族化时做梦也没料到，接过全球化火炬的真正主力会出自恒河之畔。
这个不到3000万人口的国家，正缓缓升起新的幕布，摆在移民部长案头的考卷永远只有一个核心命题。
既要用足印度移民推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就业增长，又要平衡国内社会接纳能力，防止民粹火焰引燃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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