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古巴蜀时期（二）|三星堆遗址|十大考古|四川简史|玉器|陶器|青铜器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今日起，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四川古巴蜀时期（二）

考古发现中的古巴蜀历史社会

（上）

成都平原的宝墩古城文化

古蜀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已有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址被发现，其中，以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为代表，基本建立起了古蜀各阶段连续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与系统，为我们窥探古蜀的社会、历史风貌与文化根系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线索。

1995 年以来，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在新津宝墩、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等遗址调查发掘，在成都平原首次发现了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城址群。据碳 14 测定，距今约 4500 年至 3800 年。宝墩文化遗址达 66 万平方米，在现有发现的方形城垣外，又发现面积超过 200万平方米的圆角长方形城址。宝墩遗址是“迄今所知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 是古巴蜀从古文化进化到古城时代的典型代表。宝墩遗址有城墙、房址、灰坑、墓葬和卵石堆积，出现了大小不等的聚落，采取夯土筑城墙，且普遍是双层城墙，可谓成都平原最早的田园城市的雏形。宝墩遗址已发掘了磨制精美的石斧、石锛和大量的“灰陶系”器具，这些器物比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年代还要早，是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最早源头之一。宝墩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类型，表明巴蜀文化区是中国长江上游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多元一体的中华古文明中一个重要的源头。

新津宝墩遗址展馆（图源：天府农博园）

三星堆遗址与古蜀杜宇方国文明

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最早发现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历经 20世纪 60年代、80 年代至 2021 年的考古发掘，人们对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有了更直接的认知与更深入的理解。三星堆遗址距今 4500 年至 2875 年，前后跨度约 2000 年，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初年。三星堆文化上承新石器晚期的宝墩文化，下续尚未“周处”的十二桥文化，连续而系统地再现了古蜀文明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历史风貌，成为公元前 15 世纪前后世界青铜文明的典型代表，在巴蜀文明史、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一处大约相当于鱼凫王国时代的古城遗址。该古城面积多达 3500 平方米，为宝墩文化时期的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遗址等史前古城遗址的 5～30 倍。古城东、西、南、北四面建有夯土城墙。据测量，城墙墙基宽约 40 米，顶部宽 20 米，城墙横断面呈梯形结构，东西长 1600 米至 2100 米，南北宽 1400 米，足见古城规模之大。古城宫殿区居于整个城市的中轴线上，南面是居民生活区，西面是手工业作坊区，东面为墓葬区，西南面为祭祀区，宫殿区、生活区、生产区、墓葬区和祭祀区五大农耕城市要素布局合理。古城的房屋为地面建筑，主要由沟槽式基址、木骨泥墙、榫卯结构等三个部分组成。房顶有方形、长方形、圆形三种形式，其中以方形为主。房屋面积一般 10 余平方米，最大面积达 200 平方米，颇具巴蜀地方特色。“三星堆古城遗址的分区，具有商代蜀地‘国都’的基本雏形，它们与出土的精美大型青铜雕像以及金、玉、铜、陶器一起，证明了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古城遗址表明，此时的巴蜀城市已经从古城阶段发展到了古国阶段，成为探索巴蜀古史进程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对象。”

1.青铜器、金器

三星堆 1 号坑出土人头像、人面具等青铜器 179 件，2 号坑出土立人像、神树等青铜器 730 件, 主要以人像造型、动植物造型和人鸟组合造型为代表。尤其是三星堆 1、2 号祭祀坑出土的构型奇特、制作精美的大量青铜器，成为当时成都平原已经进入青铜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2021 年，3 号至 8 号坑发掘出更加令人震惊的青铜文明成果。经过碳 14 测定，其年代距今 3200 年左右。出土文物主要有青铜人像、金箔、玉器、象牙和丝绸灰烬，都与 1、2 号坑出土器物有一定联系。

属于人像造型的器物中，主要以大立人像、头雕像、人面具为代表。造型最大的当数青铜大立人像。该铜像出土于 2 号坑中层，站立在高台底座之上。立人像高 1.22 米，连通台座通高达 2.61 米，全重约 180 千克。立人身躯挺拔，神情肃穆，头戴筒形高冠，身穿龙形锦绣服饰，手握何物至今不详，裸露十趾站立。他或是一代古蜀王的雕像，或是某个神明的象征，至今没有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构型、铸造还是雕刻，它都是中原商周出土器物中前所未有的青铜精品。

三星堆博物馆内的青铜大面具（张迪摄）

造型最为奇特的，当数青铜纵目面具。眼珠呈圆柱状，眼珠外凸 16.5 厘米，眼球直径 13.5 厘米；双耳尖长，向上尖斜伸出，长达 70 厘米；鼻高而宽，鼻沟呈勾云纹状，口长微闭，面部呈现一种神秘的表情。纵目面具凸出眼睛，似乎受到蚕丛“纵目”传说的影响，而夸张的纵目与独特的鼻子及耳朵组合在一起，从一定程度突出了古蜀王蚕丛超越人性与自然的某种独特神性，表现了古蜀人对祖先崇拜的独特方式。

3号祭祀坑中出土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 16 件。其中，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双手呈合握形状，头顶有龙形装饰的大口尊，与 2 号祭祀坑青铜半身双足踏二飞鸟像已经合一，证明是同一尊青铜像，非常奇特，形象令人震惊。据推测，上半部分的尊属于中原礼器，源于中原殷墟；下半部分的铜人可能是三星堆本土制造的。古蜀人采取分段铸造的方式，将不同产地的两件青铜物件焊接在一起，构铸了一件包含巴蜀本土文化内涵和中原礼乐文明的新物件，表现了三星堆文明在吸收中原文明基础上的再创造，展示了古蜀青铜文明心向中原，并主动吸收、借鉴中原青铜文明的历史特点。

4 号坑中，出土 3 件青铜扭头跪坐人像。人像通高约 30 厘米，重约 3.7 千克，双膝跪坐，身体略为前倾，双手半合十，头扭向右侧，头顶盘发一周并从左侧“冲天而上”，整个造型奇特，表情严峻，其制作更多具有抽象化、艺术化和符号化特征。

8 号坑出土有青铜神坛、青铜神兽。青铜神坛高约 85 厘米，宽约 50 厘米，底部是高约 30 厘米的台阶。台阶共分为三层，最上层台阶四个角各有一跪姿青铜小人像，出土青铜面具的眼睫有彩绘痕迹，造型颇为奇特。

青铜顶尊反转曲身举鹰人像。该人像由 2 号、3 号、8 号坑断裂的青铜残件组合而成。人像头顶着殷墟中原礼器青铜尊，表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崇敬。双手撑立在三丘形青铜平台座上，象征着蜀人祭祀台是昆仑三丘。反转曲身，表示人欲上举飞翔，而双足举着巨型双飞鹰的形象，是蜀人羽化成仙的象征。这个奇特形象是蜀人高超的青铜器范铸技艺塑造的，代表着古蜀人在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古礼乐文明的直接影响和辐射下，既崇敬礼乐，又表现着古蜀人羽化飞仙，企图深入星空，探索宇宙奥秘的浪漫梦想和理想精神。古蜀人以自己独特的文化想象力对中华民族文明创造力做出了巴蜀独特的贡献。

三星堆青铜面具、人像均采用铜、锡二元或铜、锡、铅三元合金技术铸造，巧妙利用新进的铸焊、铜液铆焊、铸铆、分段铆接等多种工艺制作而成。无论是制作的技术还是工艺，均在同时期处于领先地位，是从中原殷墟学来的本土浇模铸技术，绝不是西来的。青铜人物造像奇特的造型、精巧的结构，以及高超的焊接技艺与雕塑水平，表明在鱼凫杜宇时期，古蜀人的思想、文化、技术与艺术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动植物造型中主要以龙、蛇、虎、鸡、杜鹃鸟、羊、鱼、树为代表。三星堆遗址共出土了 6 棵青铜神树。其中，有一棵青铜神树通高近 4 米，树根底侧有一悬龙，被视为青铜时代最高大的单体青铜器之一。神树共有 3 层树枝，每层共 3 根枝条，在每根枝条下垂处有一果实，上立一只小鸟，枝条末端各有一花朵。这棵青铜树被视为具有“建木”“天梯”“扶桑”“若木”等原始宗教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展示古蜀人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原始宗教面貌的重要实物载体。

三星堆 1 号坑出土金杖、金虎等金器 4 件，2 号坑出土金面罩、金挂饰器61 件，在 5 号坑中，出土了以金凤凰为代表的一批精美黄金制品。总计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凤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块等多种类型。它们是殷商文化遗址考古中类型最丰富的黄金器形。这些黄金器形中，以金杖和金面具最著名。金杖全长 142 厘米，直径 2.3 厘米，用捶揲好的纯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制作而成，净重约 500 克，木杆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皮。金皮上刻有四组用箭相连的鱼、鸟纹和两个戴冠的人头像。有学者认为，它可能代表着古蜀国的“鱼凫王”或是“群巫之长”与“国王”双重身份的标志物。在 3 号坑中，出土了一种显得格外厚重且与众不同的半张黄金面具。这半张黄金面具宽约 23 厘米，高约 28 厘米，估计整张重量超过 500 克。可以说，这张面具不仅是同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还是国内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 3 号坑中，还出土了一件已知体积最大的青铜面具。该面具宽 131 厘米，高 71 厘米，深 66 厘米，重约 65.5 千克。该青铜面具宽颐广额，面部棱角分明，眉部、眼睛、嘴唇线条清晰流畅，均凸出面部。这件青铜大面具在 2021 年“春晚”亮相，向世界展现其风姿。在其他祭祀坑中，还出土与真人大小相仿的青铜人头像 57 件。头像面部贴有用薄金片模压、剪贴的面罩。金面罩在世界考古史上堪称罕有，在中国则是首次发现，可见这些金包铜青铜像在殷商考古史上的重要地位。头像的颈部均呈倒三角形，目的在于方便这些头像装置在木质或泥质的身躯之上。这些人像并非写实作品，而是具有半人半神灵性、能通神通天的“巫师”。三星堆青铜人像以群体而非个体的方式出现，说明古蜀王国已拥有庞大而有序的“巫祭集团”，他们是古蜀国王加强统治的重要力量。

2. 玉器、陶器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数量虽比石器和陶器略少，但显然比青铜器多，主要有圭、璋、琮、璧、瑗、戈、刀、矛、凿、斧、管、环等数十种，大体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装饰品和其他五类。常见的玉器颜色有白色、灰褐色、黄色、绿色、黑色等，多数不透明，质地偏软。古蜀人一般把玉器视作沟通天地、连接人神的“法器 ”，往往以人耳、人眼的形式出现。2021 年 3 月 23 日，5 号坑出土一枚玉质相当好的椭圆形玉器，该玉器全身透白，玉体光滑，制作精美，像是睁着的眼睛，被称作“玉眼睛”。三星堆中的玉器多数是用于宗教祭祀的礼器或具有礼仪用途的玉制兵器，是传统“以玉载礼”和“以玉载神”思想的巴蜀化具体表达。三星堆 2 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玉璋，以精确熟练的线条绘刻了一幅完整而典型的三星堆“祭祀图”。

神树纹玉琮（图源：三星堆博物馆）

玉璋共刻有四组祭祀图像，每组从中间用一道云纹条带将画面分为“天上”和“地上”两大部分。 “天上”有两座并列的“神山”，站着衣着、手势、神态相同的三个人；“地上”也有两座并列的“神山”，跪着与天上衣着、手势、神态相同的三个人。从上下人像的手势与眼神可以看出，他们正在进行某种沟通与交流。“祭祀图”表现了古蜀王国人与神之间、人与天地之间互通互感的一般模式，是三星堆出土玉器中的精品，为我们了解古蜀王国的政权与信仰提供了线索。玉器中最奇特的是十节青玉琮，它属于龙山时代的物件，为透闪石软玉，质地温润，半透明。在玉琮上射刻有神人纹。神人身材丰腴，头戴冠饰，双腿张开站立，双臂向前平举，长袖飘飘，两臂各阴刻一上卷的羽毛形装饰物，这是代表古蜀人“羽化飞仙”想象力的重要实物证据。该玉琮具有良渚文化的特征，玉质也与金沙其他玉琮不同。它在成都平原的发现，表明当时巴蜀与长江下游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对探讨良渚文化与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交流互鉴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十节玉琮，与浙江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相似（记者董洁摄）

三星堆还出土了不少石器，主要有斧、凿、镞、芳纶、石璧等。有些石器质地精良，实际上等同于粗玉。三星堆燕家院子器物坑共出土了 20 多件“石璧”，它们都由粗砂石制成，但大小、厚薄各异。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一块大“石璧”，直径达 70 厘米，孔径 18 厘米，厚 7 厘米，重达 63 千克。这块“石璧”显然不能作为佩戴装饰物，很可能是作为“大石崇拜”原初信仰的一件祭祀礼器。

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颜色主要是褐色和灰色，也有少量的橙黄色和红褐色，属于距今 4000年的“灰陶系列”。器形以小平底器为代表，如鸟头形勺把、瘦袋足陶鬶、三足炊器、平底罐、高柄豆、喇叭形高领罐等。鸟头形勺把的柄端形如鸟头，喙长而带钩，这种鸟头图形还广泛见于巴蜀的戈、矛、剑之上，它们其实是被艺术化了的鱼凫形象（鱼凫王时代的图腾）。这种鱼凫形制的器物还在巴地被大量发现，表明鱼凫王国与同时代的巴地有比较多的经济与文化方面的联系。袋足陶鬶是一种普通的饮酒器，它的出现说明古蜀已经开始酿酒，而酿酒业的存在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发达基础之上的，表明距今 4000 年的鱼凫时代，蜀地已经从渔猎时代进入了农耕时代，而且稻作等粮食产量已有相当的盈余。

三星堆博物馆展陈的陶三足炊器（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三星堆遗址内先后出土陶器、石器、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丝绸等各类文物 10 万余件。在 3 号、7 号、8 号祭祀坑中，出土 450 余根保存完好、摆放比较规整的象牙。如此数量的象牙，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发现，表明古蜀人把象牙当作重要的祭祀用品。在 3 号、4 号、6 号、8 号祭祀坑中，还发现了丝绸残留蛋白灰烬，现已查明是平纹斜编组织结构的丝织品，这是古蜀文明作为中华丝绸文明摇篮和繁盛发展的文明传承的明证。

大量形制精美、用途多样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器及丝绸品的出现，特别是三星堆一期、二期发达的青铜冶炼铸造技艺和对黄金、玉石的独特加工工艺，表明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意味着三星堆手工业的兴起。三星堆古城宏大的建置与规模、合理有序的布局及将王权、信仰与世俗生活统合在一起的功能，标志着距今 3500 年的成都平原已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实现了从古城阶段向古国阶段的成功转型，形成了古蜀王都的特有风光与气势。

金沙遗址

三星堆文化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继而兴起的是成都主城区范围内的十二桥文化。其代表性遗存一是十二桥遗址，发现了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二是金沙遗址。

成都市十二桥干栏式建筑多选择在河道滨水低洼处或冲积平原沼泽地建造，建筑方式以未加工的圆木或加工过的方木为桩柱，墙体以竹竿、树枝编织，里外抹泥土。屋顶基本为两面坡式，多用树枝、竹竿编夹树皮遮盖或搭盖茅草。连接方式有篾片捆绑，也有穿榫连接。居住面一般高于地面，多为栽桩架板，也有立柱式地面建筑。成都市十二桥遗址除存若干小型房屋遗址外，还发现了纵横相交的大型木构件，有长达 10 米的地梁，地梁两端有穿榫接铆用的大型方洞或圆洞，柱洞纵横对应整齐，推测上部已形成较为规矩的梁架。就规制而言，比河姆渡干栏式长屋遗存更大；就结构而言，较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大型建筑所用的纵向梁架先进。总体而言，成都市十二桥干栏式遗存既有南方干栏式建筑的共同特点，又有巴蜀地区的独有特色。位于成都市西郊的金沙遗址，分布于古磨底河两岸 4 平方千米范围内，是一处大型古蜀文化祭祀中心遗址。遗址主要分为宫殿区、普通居住区和墓葬区，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陶器、石器、象牙器等文物上万件。金器主要器型有金面具、金玉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蛙形金饰、金喇叭等；玉器器型主要有玉琮、玉璧、玉璋、玉圭、玉钺、玉戈、玉凿、玉镯、玉环、玉牌等，用途涉及礼器、兵器、工具、装饰等方面，青铜器则有铜立人像、眼形青铜器以及铜龙首、牛首形饰、铜鸟形、铜瑗、铜璧等，多数为小器型，大器型多为残件。此外，还出土有少数容器的残片，如圈足、扉棱、提梁等；石形器则有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石龟、石斧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大的野猪、麋鹿等动物牙齿、骨角和数百根象牙。太阳神鸟金箔是金沙遗址众多出土器型中最叹为观止的器物，制作时间大约在殷商末期至西周初期，外径 12.5 厘米，内径 5.29 厘米，重 20 克。整个器型呈圆形，器身很薄，厚度仅 0.02 厘米。图案采取镂空手法，内层为一圈，均匀分布着 12 条旋转的锯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内层四周，由 4 只形状相同的、沿逆时针方向飞行的形似乌鸦的“太阳神鸟”组成。每只鸟三足，鸟与鸟之间首足相连，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锯齿状光芒方向相反，反映了古蜀人的太阳崇拜，也是华夏文明有关“日中有三足乌”神话传说的最早实物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