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哈夫把一家德国化工企业打造成了全球消费品巨头。作为亿万富翁，他往往比别人更早看见趋势。他说，德国已经毁掉了自己的商业模式。
彼得·哈夫在慕尼黑查尔斯酒店八层的蒙福特套房接受采访。他说：“这里有点像家，封控期间我在这里住了四个月。”彼得·哈夫是德国最成功的经理人和投资者之一。
近45年来，他把赖曼家族旗下的化工企业约翰·阿·本克泽变成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的商业帝国——雅博控股。他把卡尔冈从洗衣房用品做到了世界顶尖，又买下了雅各布斯咖啡、胡椒博士、卡戴珊美妆等众多品牌。哈夫几乎不会错过任何细节。你几乎能看见他的目光不断聚焦，谈话中把每个细节都吸收进去。
世界报：哈夫先生，您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人？
彼得·哈夫：我1946年出生在一片废墟中的科隆。我们住在临时安置房里，14个大人和1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我。我和我的舅公睡一张床，每次他的法国未婚妻来访，我就得被挪到兼作起居室的厨房去睡。
那时候还有照片留下来：所有人都瘦得吓人，只有中间那个戴着厚眼镜的小胖子，总有人不断塞东西给他吃，生怕他饿死。我的女儿们到今天还爱拿这事打趣我：我是14个大人围着长大的独生子——王子一样。
世界报：您的父亲是机械锁匠，母亲是家庭主妇。两人中谁对您的影响更大？
哈夫：我母亲。她毫无保留的爱，给了我最初的安全感。她父亲拥有德意志帝国最早的一批驾照，编号是282。二战前，他是飞艇驾驶员，身体素质极好，到了65岁还可以倒立。
我父亲出身工匠家庭，曾在德国海军打拳。我自己一点也不擅长运动，但因为有母亲的爱撑着，我对自己信心爆棚，胆子也大得很。历史是我最大的爱好，这让老师们很头疼。很多老师甚至真有点怕来教我们班，因为我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得更多。不过，我懂得多这件事，对我的成绩并没有太大帮助。
世界报：既然您是个历史天才，后来为什么去学国民经济学？
哈夫：为了给我岳父留下好印象。我16岁时在舞蹈学校认识了梅希蒂尔德。她父亲是学者，也是个工作非常拼命的人，参与创建了科隆教育学院。我的妻子聪明又漂亮，我当时立刻就知道：我想娶她。
但我也很清楚，要赢得她，我必须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世界报：您很早就走上了自己的路，并凭借对强势品牌的判断，为赖曼家族建立起一个价值数十亿的商业帝国。您有什么别人没有的能力？
哈夫：一方面是运气，另一方面是好奇心。很多人年纪越大，好奇心越少，而我恰恰相反。能一直坚持下去，也和人的性格有关。
我一直非常欣赏沃伦·巴菲特，他对世界始终充满好奇，而且极其聪明。我和他算是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那时我在安海斯－布希监事会任职，我们曾在科罗拉多山区的一次研讨会上多次见面，进行了很深入的讨论。巴菲特经常一边听一边做笔记。有一次我偷偷拿走了他落下的一张纸，上面写着他的想法。可我立刻又觉得太丢人了，马上把它扔掉。我当时想：彼得，你可不能堕落到这个地步。
世界报：您观察社会和消费者已有大约50年。今天我们处在什么位置？
哈夫：借用查尔斯·狄更斯的话说，我们活在最好的时代，也活在最坏的时代。政治和技术都在剧烈变动，德国这趟车已经开走了，我们在所有新技术上都落后了。再加上人工智能，没有人知道它最终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很多人觉得它危险，也有人这么说，只是因为唱衰对他们有利。
德国已经没有一个运转正常的商业模式了，我们是自己朝自己膝盖开了一枪。
世界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哈夫：我们原本是内燃机领域的专家。德国汽车工业的高层，一辈子都在琢磨怎么把汽油发动机的扭矩再提高一点，怎么把百公里加速从4.5秒做到4.2秒。结果我们突然说：不做了，我们要淘汰内燃机。
自诩为民主中间派的人，已经把自己带进了死胡同，也耗掉了很多信任。人们觉得，在意见空间不断收窄的情况下，自己被居高临下地管束。很多议题成了禁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没人问：我们的防务战略到底是什么？德国需不需要核武器，还是继续依赖别人？真到紧急时刻，谁来拍板？几十年来，我们把关键政策领域外包了出去：防务交给美国，外交交给法国，能源供应交给俄罗斯。我们需要一套战略。
世界报：比如说？
哈夫：公元前338年，雅典失去了独立。此后1000年里，这座城市靠富有的罗马人把儿子送来受教育，依然过得不错。也许，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雅典？危机也是机会。很少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充满变化，也这样令人兴奋。
我的人生已经很长了——5月9日我就80岁了，这已经很不错了。但有时候我也会遗憾，自己已经这么老了。未来10年的变化，会超过此前几十年。哪怕我刚刚正式退休，我还是很想亲眼参与其中。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父亲活到了97岁。
世界报：德国为什么会被甩开这么远？
哈夫：原因很简单：我们太擅长阻止事情发生了。我们缺少硅谷那种心态：敢于承担巨大风险，也能接受失败。我去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人们甚至还没开始说“硅谷”这个词。后来成为巨头的英特尔和惠普，当时都还只是小公司，而那时我28岁，给它们做过咨询。
现在回头看，我自己都觉得几乎难以置信。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到处都是淘金热般的气氛，疯狂极了。20世纪初，我们对未来的想象还停留在加速气动邮政上，而在硅谷，信息革命已经被直接做出来了。
世界报：那您为什么没有留在那里？
哈夫：因为我妻子怀孕了，她想回欧洲。我自己一直更像半个美国人。那个国家总是有更多事情在发生，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但美国也是个很难把握的地方。如果你不理解这个国家，摔得会很惨。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个放大版的德国，这是致命的误判。
世界报：您从来没有投资过科技行业，为什么？
哈夫：这是我从巴菲特那里学来的：只投资你真正懂的东西。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很多人亏了很多钱。我们在本克泽是从卡尔冈起步的，那是一种洗衣机除垢剂，之后我们就坚定地专注于消费品。
2010年，咖啡业务真正开始起飞。这是个理想的生意：销量平得像一张纸，几乎零波动，哪怕在危机和战争时期也一样。人们离不开咖啡，而且它还健康。我的原则一直是：当品牌足够强、产品又几乎无法被替代时就买入，这样你就能守住价格。喝咖啡的人，终究不会彻底变成只喝茶的人。
世界报：尽管如此，雅博现在正在出售咖啡业务。您的继任者是不是已经不再相信您的那套方法？
哈夫：咖啡业务非常成功。我们现在正在剥离这块业务，是为了把资金投向其他领域。接手这项业务的是克里格胡椒博士。我预计，未来它会拆分成一家软饮公司和一家咖啡公司。
这个新公司很可能会比雀巢的咖啡业务还大。
世界报：您出售它，难道不是因为消费品已经不那么好做了吗？
哈夫：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今天的人想要什么？他们想要好生活。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对他们来说，有意识地吃东西本身就成了一种真正的爱好。上世纪90年代，龙虾和鱼子酱代表奢华，矿泉水还得来自斐济；那时候，如果你想炫耀，这就是奢侈的代名词。
而今天，品质有了全新的意义，同时，食物也带有连接人与人的功能。人们购买的是体验——演唱会门票、旅行、特别的时刻。为这些东西，大家愿意花钱。
世界报：为什么会这样？
哈夫：“为什么”这个问题，我其实没那么在意。关键是识别趋势。去看，停下来，弄明白眼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投资。
你看波托菲诺，过去那只是意大利富人的目的地，如今已经彻底国际化了，由贝尔蒙德、白马庄园这样的奢华连锁品牌主导——顺便说一句，这些都属于贝尔纳·阿尔诺。他是个终极“松露猎手”，对消费者有惊人的直觉，虽然我并不认为他靠迪奥赚到了特别多的钱。阿尔诺看懂了这批新的旅行客户：35岁到40岁、年轻而富有，靠发明一款应用程序赚到人生第一个5亿美元，然后想在很短时间里，以最高规格体验欧洲。
趋势在于经过精心策划的体验式旅行——把多个目的地打包在一起：波托菲诺、佛罗伦萨、罗马、卡普里、西西里，一切都被完美编排。于是，一些原本偏远的新区域突然成了热门地点。很遗憾，我居住的科莫湖也是这样。
世界报：在五星级消费领域，人们依然舍得花钱，但除此之外，大家都在捂紧钱包。
哈夫：确实如此。我们正在经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集中，甚至法国大革命前都没有这么严重。七大科技公司主导着市场，它们是唯一的增长引擎。
世界报：法国大革命对精英阶层来说，结局可不太好。
哈夫：历史能给人很多教训，但它不一定会简单重复。不过，毫无节制这件事，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好下场。今天一些科技大佬觉得自己简直能在水上行走。有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现实感。一个人有了170米的游艇，另一个就要180米，甚至直接上200米。
更何况，如今还有一种腐败，是公开发生的。
如果凯莉·詹娜开出一个漂亮的报价，那就可以谈。
彼得·哈夫，经理人、投资者
世界报：和克丽丝·詹娜谈判是什么感觉？
哈夫：很强硬。克丽丝·詹娜是卡戴珊家族经济上的精神主导者，也是个强硬的谈判者。她的做事方式很明确：这个家族已经习惯了所有人都围着她们转。你如果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一点，生意就能谈成。
世界报：您投资金·卡戴珊的美妆品牌并不成功。雅博最后不得不亏损卖回股份。
哈夫：我们不是“不得不”。金有一些不太商业化的想法，照那样做，她的产品没法被成功推向市场。所以我们想，趁还没闹翻，尽早、友好地分开更好。这个决定是对的，虽然结果没有达到预期。
但她妹妹凯莉·詹娜的品牌就做成了，我们也会继续做下去。她今天如果想把股份买回去？这完全有可能——她们偶尔也会来敲门。说到底，只要价格合适，什么都可以卖。如果凯莉·詹娜开出一个漂亮的报价，那就可以谈。
世界报：有没有哪次错误决定，至今还让您觉得难堪？
哈夫：很少有什么事会让我难堪。再说了，错误本来就是拿来学习的。我们以前曾经试探性进入过奢侈品领域——这我不会再做了。相反，我倒觉得自己当年应该更早投资宠物保险。
我有个朋友刚恋爱时，一切都很完美，直到她的狗出现。这里说的狗，可是个大家伙。现在他们三个人一起睡婚床！这显然不是他原先设想的生活。60%的年轻人会和宠物同床。出生率在下降，单身家庭在增加，宠物越来越像孩子的替代品，也越来越成为生活中的核心伴侣。
我们很早就投资了宠物医院。慢慢地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宠物主人最担心的是：高昂的手术费怎么支付？以前，人们会让动物安乐死……
世界报：现在，人们会为一只狗换新髋关节，花掉一辆保时捷的钱。
哈夫：我一个朋友的猫跳跃时把两只踝关节都摔断了。那只可怜的猫做了两次手术，还上了牵引固定之类的治疗——一下子就花了40000欧元。宠物保险是个巨大的生意，只是销售流程过去一直没有理顺。在保险推销员的清单上，这类产品通常总是排在很后面。
世界报：您最重要的投入之一，您也反复提到，就是35年前和两个女儿一起创办德国骨髓捐献者数据库。您其中一个女儿凯瑟琳娜·哈夫从她居住的美国来到慕尼黑，现在也和我们一起坐在桌边。
哈夫：是的，这是我对妻子梅希蒂尔德的一个承诺。不过还是你来说吧，凯瑟琳娜。
凯瑟琳娜·哈夫：1991年夏天，我13岁，姐姐维多利亚14岁。那年我们45岁的母亲病了，得的是血癌。父亲为了寻找捐献者，动用了所有资源，和医院、大学联系，飞遍世界各地。我和姐姐则在家发传单，接受广播和电视采访。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捐献者，但并不是最理想的匹配。母亲最终只多活了100天。
彼得·哈夫：那时候我妻子对我说：“彼得，赚钱是一回事，但人也必须回馈社会。”我当时想从赖曼那边辞职，他们说：“这根本不行。”然后给了我一段休假时间和300万马克。后来，我和两个女儿，以及我妻子当时的医生格哈德·埃林格教授，一起创办了德国骨髓捐献者数据库。
那时大约只有3000名捐献者，如今已经有1350万人，超过135000条生命因此得到挽救。
世界报：如今的德国骨髓捐献者数据库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你们却像经营企业一样运营它，目前有1400名员工。
凯瑟琳娜·哈夫：德国骨髓捐献者数据库虽然按营利企业的方式运作，但一切都只服务于一个目标：挽救生命。为此，我们需要每一位志愿捐献者，因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差异都非常大。寻找合适的捐献者，就像大海捞针。
但成为捐献者其实非常简单：在线登记，检测拭子会寄到家里。做完口腔拭子后寄回去就行。如今在大多数情况下，骨髓采集都可以顺利通过手臂完成。建立网络、筹集资金、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关注这个议题——我们投入其中的热情，和小时候从父亲这个经理人身上看到的一样。通过这份工作，我们的母亲也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着。
彼得·哈夫：人们的互助精神和同情心——尤其是在德国——非常强大。这里有这么多人如此自然、如此投入地帮助别人，这总是让我既敬佩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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