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深圳土地出让卖出了个好价格，但是对于全国来说，用出让土地筹集资金来解决住房问题，仍旧是暗流支流。
源于此，深圳可以出让土地，是因为外资建成的商品房，有港澳侨胞可以来接盘，也开始有了通过三来一补挣到钱的企业职工来接盘。
而有外资、有收入开始上升的职工，这两点对于全国这个大盘来说做不到，说白了能这么玩的，要不然你有一个富裕的亲戚，要不然你有富裕的市民。
从1978年开始，到1986年就已经黯然结束的前两轮房改，已经说明了，职工低收入加上福利分房低租金，没人愿意花钱来买房。
所以深圳在鼓捣土地出让的时候，全国层面的第三阶段房改也开始了，而这一次中央的想法就是将低租金中的“低”给去掉，让房租高起来。
当房租高到一定的程度，租不如买，那就自动有人开始买房了，这一轮改革是从1988年开始的。
因为房子都是公家的，中央就等于是大房东，房改一声令下，职工福利分房的月租金，从原来的每平米七分到八分，提高到一块钱以上。
虽然仍旧达不到房子维护管理的成本线，但是近乎十几倍的涨价，第一次戳中了大众的神经，根深蒂固的福利分房观念第一次受到了动摇。
房改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人们不惜一切的去买房，没钱买的话，那就透支未来的钱来买房。
这样才能给现在的建房带来资金，进而解决当下的住房问题，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当然知道，透支未来的钱，不仅可以解决当下的建房问题。
还能建高铁、修高速、搞基建、做扶贫，但是愿意买和愿意透支买的前提是有能力，而且有预期，这两点不解决，光靠涨租金也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当年为了涨租能够顺利的执行，房改是做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提租发补贴，是的你没听错，涨租的同时补贴还要给。
当时给的补贴是工资的23%，这也是为了不引起大规模抵制，而必须做的妥协，那第二步是把补贴纳入到工资里面，进入到企业成本或列入财政的预算。
最后才达到让公房的租金和商品房的租金持平这一效果，但是随着80年代末巨大的通货膨胀，和众所周知的事件爆发，购房的能力和社会的预期其实已经降到了冰点。
人民日报也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喊出房价高，政府也考虑继续提租，可能会加重通货膨胀。
而且手握多套房的部分干部，已经开始需要缴纳比较高额的租金了，提租的方案也触及到部分政策的执行者的利益，没办法，原先预定三到5年内全面推广的提租政策就此夭折。
但是房改不能停啊，既然涨租涨不了了，那就切断福利分房的供应吧，1991年，房改正式进入以售代租的阶段。
新建的公房不再进入福利分房的体系，而是改为有限的出售，先售后租，即使出租也是租给困难户。
而老的公房在腾退之后，也不再回到福利分房的体系里面，而是被视为新房，按新房制度进行出售，这一举措等于是绕开了现有的既有利益者，不再去动他们的蛋糕。
但是毫无疑问还是带不动，其实还在主政上海的朱镕基在考察香港、新加坡之后，在上海建立了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
鼓励市民通过低息的公积金贷款购买住房，解决住房困难，但是应者寥寥，1991年，上海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只有2000多万。
唯一搞出一点浪花的还得是深圳，在1993年的全国第三次房改工作会议上，深圳是唯一一个全面介绍房改经验的城市。
深圳说：房子以卖为主是可以的，深圳当然可以，随着1992年改革春风吹满地，先富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了。
不仅是港澳侨胞，深圳市民也开始有了购买力，但是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此事谈何容易。
经过1993年第三次全国房改大会的讨论后，以售代租的改革方案在1994年被叫停了，房改的这条线会一直跟着我们，直到1998年。
40年的福利分房才正式寿终正寝，房改也算正式结束，而现在距它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一段时间。
请注意，以上我们说的房改主体都是公房，也就是政府和单位盖的房子为主，改的是公房的分配方式，从租到卖。
但不管如何，这些房子的供应主体是公家，而在公家之外还能供应房子的是房企，在我们之前的描述中，房企开发商这股力量一直是支流。
只不过当时间进入90年代，在中国的最南端，这股支流马上第一次要当上主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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