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政府大院的水泥地上，我正拿着扫帚扫地。
会议室的门开着，镇长的声音从里面飘出来：“转业军人能干啥？站站岗、放放哨，到了基层还不是个摆设？”我握扫帚的手紧了紧，继续把落叶往簸箕里扫。
尘土扬起来，迷了眼。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过不了多久，这位徐镇长会因为今天的话，把自己的脸打得啪啪响。
01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天刚亮透。
我拎着行李袋走出站，看见母亲站在出站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比上次回来时又白了不少。
她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快步走过来，上下打量了好几遍。
“瘦了。”她说。
我笑笑：“部队伙食好，哪能瘦。”
她没接话，接过我的行李袋，另一只手紧紧攥着我的胳膊。手上的茧子硌得我手背生疼。
回家路上，她反复叮嘱：“到了镇上，说话办事都小心点。咱家没根没底的，别得罪人。”
“知道。”
“你们镇长叫徐旭，听说脾气不太好。你要顺着他的意，别犟。”
“嗯。”
“你爸走那年，要不是村里照顾，咱娘俩日子过不下去。人家帮过咱，咱不能忘恩。”
“妈，我都懂。”
她还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最后叹了口气：“你长大了，自己拿主意吧。”
我看着她侧脸上的皱纹，心里有点酸。
到镇政府报到那天，我特意换上了那身新买的夹克，头发也理了理。心想不管怎么样，第一印象得给人留好。
办公室在二楼，门半开着。我敲了敲，没人应。推门进去，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翘着腿看手机，见我进来，瞥了一眼：“找谁？”
“我叫王峻豪，今天来报到。”
“哦，转业的那个啊。”他放下手机，上下打量我，“镇长在开会，你等着吧。”
我说了声谢谢，站在门口等。
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
走廊里人来人往，有抱着文件匆匆走过的，有端着茶杯聊天的。有人看见我站在那儿，问了一句“找谁”，听见说是转业来报到的，就没再多问。
十点半，那个翘着腿看手机的男人终于从办公室出来，对我说：“镇长开完会了，你进去吧。”
镇长办公室比我想象中的要气派，红木办公桌，墙上挂着“为人民服务”的书法。
徐旭坐在办公桌后面，五十岁上下，有点发福，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
“你就是王峻豪？”
“是。”
“部队里干什么的？”
“特种兵。”
他“哦”了一声，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低头翻了翻我的档案，然后抬头：“我们这儿不比部队，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得有两把刷子才能干好。”
“我会好好学。”
“你能有这个态度就好。”他把档案合上，“这样吧，你先跟着老李头熟悉熟悉环境。他在后勤，你帮他把大院扫扫，擦擦窗户什么的。当兵的身体好，这点活累不着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没露出来：“行。”
他被我的爽快弄得一愣：“你不问问为什么让你扫地？”
“领导安排，我服从。”
他点点头，表情有点复杂。说不上是满意还是别的什么。
老李头快六十了，在镇政府干了一辈子门卫兼勤杂工。见了我挺高兴：“总算来个搭手的，我这老腰实在顶不住了。”
我接过他手里的扫帚，说：“李叔，您歇着，我来。”
那天下午，我扫了整个大院。
扫完地擦窗户，擦完窗户清垃圾。
干完活回到后勤值班室，老李头给我倒了杯水：“小王，你别往心里去。镇长就这脾气，对谁都不热乎。”
“没事。”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有点烫，“在哪干都是干。”
老李头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晚上回到家，母亲问我第一天怎么样。我笑着说挺好的，同事们挺照顾我。她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没再追问。
躺在床上，我盯着天花板发愣。五年特种兵，三年班长，两次立功。回来第一天，先扫了两个多小时的地。
说不难受是假的。
但我想起退伍时连长说的话：“到了地方，别把自己当个功臣。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行，那就从头开始吧。
02
在后勤干了七天，我跟老李头把镇政府大院里里外外收拾了个干净。
窗户擦得能当镜子照，厕所一天拖三遍，连大门口那对石狮子都被我拿刷子刷了一遍。
有人开始在背后嚼舌头：“那个转业的，真听话，让扫地就扫地。”
“要不咋说呢，当兵的就是好使唤。”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也没当回事。
倒是冯秀芬大姐看不下去，有一次端着茶杯站我旁边，话里有话地说：“小王啊，别光埋头干活。干得再好，人家也看不见。”
我说：“冯大姐，我行得正坐得端，干活又不是给人看的。”
冯秀芬叹了口气，走了。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第八天。
那天下午，我正在擦二楼的走廊窗户，听见一楼吵起来了。
下去一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站在信访室门口，脸红脖子粗地跟人吼：“我要找能管事的！你们推来推去，什么意思！”
信访室里坐着的刘昊然头也不抬：“大爷，这事儿不管咱们镇管，你得去县里。”
“去县里？我来回得三个多小时的车，你们一个电话的事，怎么就不肯打？”
“规定就是规定，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这事不在咱们的职权范围内。”
老大爷气得浑身发抖，嗓门更大了：“你们这叫什么为人民服务！我去市里告你们！”
“你去哪儿告是你的事，别在办公室闹。”
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不是滋味。放下抹布走过去，先劝老大爷：“大爷，您别急，有话慢慢说。”
大爷看了我一眼：“你是谁？”
“我是镇上新来的，刚转业。”我把他扶到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您跟我说说，什么事？”
大爷姓张，今年六十七，老伴两年前没了，一个人住在镇上老街。
前阵子有个自称是民政局工作人员的小伙子找到他，说得帮他办低保，拿走他的身份证、存折，还有七万块钱的存单。
然后人就消失了。
他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这是诈骗，得找刑侦。他去县刑侦大队，对方说得有证据。他回来找镇政府帮忙，被推来推去推了半个月。
“那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老头说着，眼泪下来了。
我蹲在他面前，问：“你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吗？”
“记得！一米七五左右，瘦长脸，鼻子上有颗痣。”
“他跟你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他说他是民政局派来的，专门帮困难户办低保。还拿出一个工作牌给我看了一眼。”
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印象里，镇上之前好像也出过类似的事。
“大爷，你等一下。”
我回到值班室，翻了翻上个月的报纸。
果然，在县报上看到一条消息：邻镇破获一起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诈骗案，嫌疑人被抓了。
报纸上嫌疑人的照片虽然模糊，但能看出是个瘦长脸。
我把报纸拿给张大爷看。他一看，拍着大腿喊：“就是他！”
当天晚上，我没回家，跑到派出所去反映情况。所长老赵认识我，听了我的分析后，也觉得有戏，连夜联系邻镇派出所。
第二天一早，消息传来：嫌疑人还在那个镇活动，被抓住了。但存折里的钱已经转走了一部分，还剩四万多。
张大爷拿回存折的时候，老泪纵横，拉着我的手说了不下十遍谢谢。
这事在镇上传开了。第二天上班，冯秀芬大姐在走廊上看见我，竖起大拇指：“小王，行啊你。比那几个坐办公室的强多了。”
我说：“冯大姐，您别夸我，我就是帮了点小忙。”
“小忙？”她摇头，“人家半个月跑断腿都没办成的事，你一天就解决了。这不是小忙。”
中午食堂吃饭，刘昊然从我旁边过，阴阳怪气地说了句：“转业的能耐不小啊，跟派出所都能搭上关系。”
我扒拉了一口饭：“凑巧。”
“是不凑巧也得有能力才行。”他哼了一声走了。
下午，杨茂才找到我。
他是我们村的村支书，退伍老兵，六十多了，腰板还是直的。
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问：“小王，你是不是在东南军区待过？”
我愣了一下：“杨叔，您怎么知道？”
“我看你走路、说话的架势，跟我在部队时的兵一样。”他盯着我看了几秒，“你手上的疤，是刀伤？”
我没说话。
“我听说你拿过一等功。”
“杨叔，这事儿您别往外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在部队到底干什么的？”
“就是普通兵。”
他没再追问，但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下班，我蹲在镇政府后面的马路边上吃盒饭。
旁边就是那家水泥厂的烟囱，呼呼地往外冒着白灰，落得路边停的车上都是一层灰。
我想起刚来镇上第二天，就听人说这水泥厂是镇长小舅子开的。
厂子手续一直不全，环保什么的也跟不上，但就是没人管。
我正想着，手机响了。母亲打来的：“今天回不回来吃饭？”
“不回了，在镇上有点事。”
“别累着自己。”
“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盯着那根烟囱看了很久。灰蒙蒙的天空下，白色的粉尘像雪一样落下来，落在我的头发上、衣服上。
我知道，这镇上有些事，不是扫扫地、擦擦窗户就能解决的。
03
那阵子，我每天除了扫地，就是在大院里转悠。听大家闲聊，看出些什么门道。
水泥厂的烟囱天天冒烟，镇上的人有骂的，但没一个敢去告。
不是不想告，是告了也没用。
前年有人写了举报信，没几天信就回到了镇长办公桌上。
告状的人后来被安排了宅基地问题，拖了大半年才解决。
“你要是动水泥厂，就等于动了镇长的命根子。”冯秀芬大姐私底下跟我说了实话，“他小舅子尹洪刚，原来是街面上混的，后来靠姐夫当了老板。这人不好惹。”
我说：“我就是个扫地的，想惹也惹不着。”
冯秀芬看了我一眼，没说破。
那段时间，我总想起在部队的日子。
班长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当兵的，站好每一班岗。不是因为你站的地方有多重要，是因为那班岗就是你的责任。”
那我现在的责任是什么？
扫大街？擦窗户？
我坐在值班室里翻信访记录，厚厚一沓，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没解决的。有的拖了大半年，有的拖了两三年，还有的干脆没人理。
我找出几个最棘手的问题，上门去看了看。
第一户姓刘，两口子都下岗了，孩子上高中，学费交不上。镇政府答应过给困难补助，但文件下来两年了，钱一直没到位。
第二户姓陈，孤寡老太太，七十二了，住在快塌的土坯房里。村里去年就上报危房改造，一直没有动静。
第三户就是张大爷那一类，被骗了钱，好不容易追回一部分，但后续的救济也没下文。
我拿着本子，挨家挨户地跑。
到了刘家，两口子正在为学费的事吵架。
见我来了，刘大嫂抹着眼泪说：“镇政府答应了两年，钱呢？都在打水漂了。”
我说：“嫂子，您别急，我去问问。”
去了镇财政所，管钱的老孙头说：“困难补助？有这事，但钱给得慢，得等县里拨款。”
“等了两年还没拨下来？”
老孙头叹气：“我也没办法，这事责任不在我。”
我没再说什么，回到办公室翻了几天账本。
后来我找到冯秀芬，跟她说：“冯大姐，困难补助的事，能不能让我牵头跑？”
冯秀芬一皱眉：“你一个扫地的，怎么牵头？”
“我去县里要。”
“县里你去过？”
“没去过，但总得有人去。”
冯秀芬愣愣地看着我，好半天才说：“行，我帮你写个函件，盖个章。”
第二天，我带着那封信，坐了三个小时的班车到了县里。
找到民政局，人家一问，说没听说过这批困难补助。
我说有文件，拿出来一看，对方翻了翻，发现确实是县里批过的，只是后来财政紧张，卡住了。
“你等着，我帮你催催。”
等了三天，钱到账了。
刘家的事办成后，我开始帮陈老太太弄危房改造的事。这回没那么容易。危房改造的指标有限，得等。我说老太太的房子随时可能塌，等不了。
“等不了也得等。”负责的人说。
我找杨茂才商量。杨茂才想了想，说：“要不这样，咱们村里先垫着，等指标下来了，再还。”
“村里垫得起？”
“垫不起也得垫。不能让老太太住在危房里。”
我想了想，去找以前的战友借了两万块钱，跟村里凑的钱加在一起，先雇人把老太太的房子修了。
陈老太太搬进新家的那天，拉着我的手不放，眼泪一个劲地掉：“小王，你是好人，你会有好报的。”
“奶奶，您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她浑浊的眼睛看着我：“这年头，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心情复杂。
当兵的时候，战友们总说：退伍了，好好过日子。可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每天扫地，给人帮忙，做了也没人领情。
不是想让人领情。就是有时候会问自己：我在部队五年，学的那一身本事，就为了回镇上扫大街？
不。
我不是为了扫大街回来的。但也不是为了当官。
我是为了能帮人就帮人。帮一个是一个。
那阵子，镇上开始有人叫我“小王”。见面了打个招呼：“小王，吃了吗？”
“小王，辛苦了。”
我点点头，笑笑。
但也有不好的声音。
有人在背后说：“转业的那个，为了往上爬，把镇长得罪了。”
还有人说：“他干这么多，不就是想出风头嘛。”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不解释。越解释越说不清。
倒是冯秀芬大姐，有一天在食堂吃饭时，当着所有人说了一句：“谁有本事，也像小王那样帮人解决问题。别光在背后嚼舌头。”
大家都不说话了。
刘昊然坐在对面，冷笑了一声：“他干这么多，谁知道安的什么心。”
我抬眼看他：“我安的什么心，我清楚。我帮过的老百姓也清楚。”
刘昊然把筷子一摔：“你什么态度！”
“我没别的意思。”我把最后一口饭吃完，站起来，“吃饱了，干活去。”
冯秀芬在后头喊我：“小王，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摆摆手，没回头。
从食堂出来，我站在院子里抽了根烟。水泥厂的烟囱还在冒烟，白色的粉尘在阳光下像雾一样。
我心想：有些事，迟早得有个说法。
04
转眼我来镇上快一个月了。
那天是周一，全镇干部大会。我本来以为这种事没我什么事，毕竟我就是个扫地的。但冯秀芬大姐提前通知了我：“今天开会，你也得来。”
我问她什么事。
她说：“镇长要在大会上讲话，听说会提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
会议室里坐了三十多号人，我坐在最后一排角落，尽量不让人注意。
徐旭坐在主席台上，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
先说了一通总结，又谈了几项工作，然后突然话锋一转：“最近咱们镇上来了几个新人，有些是大学生，有些是转业军人。新人有新人的优点，但关键是能不能干。”
他顿了顿，眼光往我这边扫了一下：“有些转业的同志，可能觉得来基层委屈了。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当兵能干啥？站站岗、放放哨，到了基层还不是个摆设？”
有人扭头看我，有人低头偷笑。
我坐在那儿，脸不红心不跳。
徐旭继续说：“我不否认，有些转业的同志，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总归，基层工作有基层的工作方法，光靠当兵那一套，行不通。”
我旁边的郭玉璐低声说：“这说的是你吧。”
“不是。”我说，“他说的是道理。”
“什么道理？”
“当兵的确实不应该摆架子。”
郭玉璐看了我一眼：“你真扛得住。”
“习惯了。”
那次开会后，我在镇上更不受待见了。除了冯秀芬、杨茂才这些人，其他人见我都是绕着走，或者假装没看见。
刘昊然更过分了，直接当着我的面说：“转业的，你也别太难过。有些人天生就是扫地的命。”
我正擦桌子，停了停，继续擦。
他没趣，走了。
那天下班，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拦住了。车上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光头，脖子上挂着根金链子。
“我叫尹洪刚，水泥厂的。”他递了根烟，“听说你最近挺忙啊，帮这个帮那个的。”
我没接烟：“有什么事，你说。”
他笑了笑：“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认识认识你。咱们这地方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什么事，先打个招呼。”
“行，我知道了。”
他又打量了我一遍，上车走了。
回到家，我想起杨茂才跟我说过的话：“尹洪刚这人，路子野。你动了他的利益，他不会善罢甘休。”
我心想：我还没动呢，他就找上门了。那以后真动了，会是什么样？
那几天，我开始认真收集水泥厂的材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水泥厂从建起来就没办全手续。
环评报告是花钱买的，安全许可证也过期了。
更重要的是，有人跟我反映，厂里的工人没签劳动合同，工资有时候几个月发不出来。
我把这些信息一点点记下来。
但我也知道，光靠这些材料不够。得有证据，得有证人。
我去找杨茂才，跟他说了这件事。
杨茂才沉默了很久，说：“小王，你确定要干？”
“这些事不该是见不得人的。”
“可要动水泥厂，就等于得罪镇长。以后你的日子不好过。”
“我的日子什么时候好过过？”
杨茂才看着我，忽然笑了：“你小子，跟你当兵的时候一个样。”
“什么意思？”
“我在部队待过不久，但我看得出来，你这人认死理。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行，我这把老骨头，陪你走一趟。要找人作证，我认识几个老工友，他们手里有材料。”
“杨叔，谢谢你。”
“谢什么。都当过兵的人，应该的。”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不是怕，是觉得有点对不起母亲。她总让我别惹事，可我偏偏在惹事。
躺在床上，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妈，最近忙不忙？”
“不忙。你怎么这么晚打电话？”
“没事，就是想问问你身体好不好。”
“好着呢。你在镇上怎么样？”
“挺好的。”
“跟同事相处得来吗？”
那边沉默了几秒：“你妈没文化，但看得出来，你这段时间心里有事。你要真想做点什么，就去做。别怕，妈支持你。”
我鼻子一酸：“谢谢妈。”
挂了电话，我翻了个身，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天。
水泥厂的烟囱在月光下若隐若现，白色的粉尘像雾一样笼罩着小镇。
我闭上眼睛，心想：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05
镇上那些事，一旦碰上了，就像捅了马蜂窝。
我继续在信访室值班，手里攥着一份材料，是杨茂才和几个老工友提供的水泥厂违规证据。
有工人说厂里没消防通道，有工人说老板尹洪刚克扣工资，还有人偷偷拍了厂里乱排废水的照片。
我把这些材料一式两份，一份锁进自己办公桌抽屉里，另一份贴在床板底下。
那些天我回家更晚了，母亲问我怎么了，我说镇上工作忙，要帮群众办事，她信了。但我能从她眼神里看出来，她忐忑，她担心我惹祸。
那周星期三下午，我骑着电动车去老街走访一户困难户。
刚出镇口，一辆银灰色面包车别在我前面，急刹停下来。
车门拉开，下来三个年轻人，当头一个，个不高，站我面前：“你是不是叫王峻豪？”
“你是谁？”
“你别管我是谁。听说你在查水泥厂的事？”
我没吱声。
“我哥让我带句话：查来查去，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有些事，退伍了就忘了吧。否则……”
我盯着他，他一瞪眼：“听明白没有？”
我笑了笑：“听明白了。你回去告诉你哥，让他把欠工人的工资结了，把那些违规的地方改一改，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
“我没什么。”我跨上电动车，拧了一下油门，绕过他们走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把材料从床底下拿出来，又看了一遍。母亲推门进来，看见我在翻东西：“这是什么？”
“工作上的事。”
她走过来，看见那些照片和字迹，脸一下子白了：“峻豪，你到底在干什么？我让你别惹事，你怎么不听呢？”
“妈，我不是惹事，我是在帮人。”
“帮人就非得得罪镇长？”
“有些事，不搞清楚，老百姓就没好日子过。”
母亲坐在我旁边，半天没说话。
末了，她握住我的手：“你爸活着的时候也是个较真的人，后来怎么样？一辈子窝窝囊囊的。我就你这一个儿子，我怕你吃亏。”
“妈，我不会有事的。”
她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第四天，镇里突然召开紧急会议。
我在后勤值班，被刘昊然叫了过去。会议室里坐了七八个镇干部，镇长徐旭坐在最前面，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
“王峻豪，听说你最近到处跑，收集了不少材料？”徐旭开口了。
“我是按职责办事。好多群众反映水泥厂有问题，我就去了解了解。”
“水泥厂的事，是该你了解的？”
“不是该不该，是有群众找我反映了，我就得去。”
徐旭笑了，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笑：“你们转业的，就是喜欢搞事情。来，坐下，咱们好好说。”
我没坐。
“你那些材料，交出来吧。”
“什么材料？”
“别装了。杨茂才和几个工人，已经被人举报了。”
我的心里一沉。杨叔他们出事了？
徐旭靠在椅背上，点了根烟：“王峻豪，我不是不让你办事。但你得明白，有些事，办出去对谁都没好处。你一个转业的，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
“镇长，我安稳过日子，可有些人过不上安稳日子。”
“你提的那些问题，我可以解决。但那不是你的职责范围。”
“群众的问题，就是我的职责范围。”
徐旭掐灭烟，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王峻豪，我再说一遍。把材料交出来，这事就算了。否则……”
他话没说完，桌上的电话响了。
他接起电话，听了几句，脸色突然变了：“什么？省督察组？什么时候来？”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徐旭放下电话，看了我一眼：“省督察组明天到，检查基层工作情况。”
我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
满屋子人面面相觑。刘昊然坐不住了：“舅，省督察组怎么突然来了？”
“不知道。”徐旭脸色不好看，“都给我打起精神，准备材料。别让人挑出毛病。”
散会后，我回到值班室，把桌底下锁着的另一份材料取了出来，放进怀里。
明天，说不定是个机会。
06
第二天一早，镇政府大门口就忙开了。
扫地、擦门、清垃圾，连门口那棵歪脖树都被绑上了新绳子，显得整齐些。
刘昊然跑前跑后，指挥大家把文件摆整齐，把墙上的污渍擦掉，把办公室的灰尘掸干净。
我没掺和那些，照旧把大院扫干净，把垃圾分类倒掉，把窗台擦了一遍。
徐旭站在二楼走廊上，来回踱步，手里夹着烟，脸上的表情有些焦虑。
十点十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和一辆面包车停在镇政府门口。
车门打开，先下来两个穿夹克的年轻人，然后是第三个人。
那人五十出头，寸头，腰板笔直，穿一件深灰色夹克，走路微沉有力，一看就是老部队出来的。
徐旭带着一帮人迎上去，笑着伸出双手：“韩组长，欢迎欢迎，辛苦了。”
那人就是韩振国。他没急着握手，目光在大院里扫了一圈，看见了正在门口扫地的我，脚步停住了。
徐旭正说着：“韩组长，咱们去会议室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汇报材料……”
韩振国没动。
他看着我，眉头拧了一下，眼睛直直的。
徐旭察觉到不对，顺着看过来，看我举着扫帚站在那儿，有点莫名其妙：“小王，过来帮领导搬东西。”
我没动。
韩振国缓缓走到我面前，脚停住了。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空气好像凝住了。
他忽然立正，双肩一挺，右手举到帽檐，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王峻豪同志！”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一点沙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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