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农业银行东京分行风险管理部部长武勇
理解当前中国经济，重点不只是讨论内需不足，更在于看到其背后的结构逻辑：从生产优先到分配偏序，从效率目标化到需求约束，再到增长模式的内在张力。
何谓“经济”——从经世到济民再到结构性再平衡
“经济”一词，在当代语境中往往被简化为增长、指标与规模，但若追溯其本义，则远不止于此。其源出“经世济民”，本意在于以制度与组织之力，理顺资源运行之序，使社会得以安定运转，并最终实现民生之改善与福祉之提升。
“经”是方法，是如何把资源、劳动力和制度组织起来，使社会能够有效运转，它强调的是秩序和效率；“济”是目标，是如何使发展成果能够惠及人民、流向社会的制度安排，它强调的是公平和结果。前者解决“如何做大”，后者回答“如何分好”。二者本为一体之两面，不可偏废。
改革开放尤其是建国以来，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和激烈竞争甚至是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以提升生产能力为核心任务，通过集中资源推动工业化与规模扩张，成功实现了从匮乏到充裕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经”的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在特定发展阶段，这种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路径选择，不仅合理，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经济并非单向扩张，而是“生产—分配—消费”的循环体系。当生产能力已显著提升，制约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也开始由供给不足转向结构失衡，更多体现为分配约束与需求不足。产能相对充裕、消费恢复偏弱、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发展逻辑需要从“做大规模”进一步转向“优化循环”。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发展阶段转换的体现。过去有效的增长逻辑，在新阶段既可能继续发挥作用，也可能因路径惯性形成新的约束。由此，问题已不仅是增长快慢，而是增长如何更多转化为居民收入改善、消费扩张与社会福祉提升。某种意义上，“济”的功能正在上升为关键变量和“经济木桶的短板”。因此，理解当前中国经济，重点不只是讨论内需不足，更在于看到其背后的结构逻辑：从生产优先到分配偏序，从效率目标化到需求约束，再到增长模式的内在张力。这既是本文展开分析的逻辑主线，也决定了再平衡不只是政策调整，而是发展逻辑的一次校准。
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从增长逻辑形成机制入手，分析其在新阶段产生的结构性约束，并进一步探讨以分配优化和内需重建推动“经—济协同”的再平衡路径。其核心关切，不在否定既有成就，而在于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生产能力显著提升之后，如何让增长更多回归民生。
生产优先的形成：增长逻辑与路径依赖
在理解当前结构性约束之前，有必要回到发展逻辑的起点。任何一种制度安排与发展路径，都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对特定历史条件的理性回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生产力极度不足。资本匮乏、技术落后、产业体系不完整，由此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只能是迅速扩大生产能力。在这一背景下，以效率为导向、以投资为抓手、以工业化为路径的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历史必然性。这一阶段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压缩当期消费、提高储蓄率，将资源集中投入生产领域，以实现资本积累与规模扩张。在外部，则通过嵌入全球分工体系，以出口换取技术与市场，弥补国内需求不足。这一模式在较长时期内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
然而，当一种发展模式在长期实践中不断被验证为成功，其背后的制度安排与激励机制，往往会逐步固化为路径依赖。原本服务于阶段性目标的工具，会在制度层面被内生化，并通过财政、金融与考核体系不断自我强化。由此，“生产优先”的发展逻辑从阶段性选择，演化为结构性特征。问题在于，路径依赖本身并不具备自动调整能力。当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如果缺乏及时的结构性校正，原本适应旧阶段的制度安排，反而可能成为制约新阶段发展的重要因素。
分配偏序的固化：结构性失衡的根源
在“生产优先”的路径依赖下，资源配置长期向能够快速形成产出与规模效应的领域集中，而分配体系与社会保障等“慢变量”，则相对滞后。这种不对称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偏序。
在初次分配环节，劳动报酬占比提升相对缓慢，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长期处于偏低水平。其背后既有制造业竞争环境对成本的约束，也有资本回报优先与规模扩张导向的制度激励。在这一结构下，企业与政府部门在资源配置中占据更为主动的位置，而居民部门更多以要素供给者身份参与。
在再分配环节，虽然近年来持续加强，但整体上仍难以完全对冲初次分配中的结构性差异。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区域与群体差异，教育、医疗与养老等领域的支出压力较大，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自由消费的比例受到挤压。进一步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制度身份之间的差异，使得资源获取与机会分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层结构。这种结构并非短期形成，而是在长期制度安排中逐步沉淀的结果。当分配结构未能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而同步优化时，经济体系内部便会出现一种典型现象：总量持续增长，但居民部门的获得感与消费能力提升相对滞后。由此，“经”的扩张与“济”的滞后之间的张力开始显现。
效率目标化：从工具理性到目的倒置
在“生产优先”的路径依赖之下，一个更深层的转变逐步显现：效率由服务发展的手段，演化为发展目标本身。从含义看，效率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其价值在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能力，服务于人民生活改善与社会福祉这一更高层级目标。然而，在长期实践中，效率因持续被证明“有效”，其工具属性不断淡化，反而获得了一种近乎自我正当化的地位——不再被追问“为何而做”，而只需不断证明“还能更快、更多”。随之而来的，是价值排序的悄然重构。生活质量、休息权利、消费能力以及安全感等因素，并未在名义上被否定，但在现实决策中，往往被顺延至“下一阶段”。相比之下，效率则获得了持续的优先权，并以“尚未完成”为理由，不断要求更多资源投入与更高强度的要素动员。其结果是，形式理性逐步压倒价值理性：经济体系在规模与速度上持续扩张，技术层面的效率不断提升，但这种增长向个体生活的转化却出现滞后。宏观上表现为指标改善，微观上则体现为安全感、确定性与获得感的提升并不同步。尤其在增长放缓阶段，这种反差不再被高速增长所掩盖，反而更加凸显。
进一步看，这一转变与前述分配结构的偏序相互强化：当效率被持续置于优先位置，资源配置自然更多流向生产端与扩张路径，而分配优化与民生改善则被延后。由此，“效率优先—分配滞后—需求不足”的逻辑链条逐步固化，并为内需约束的形成奠定了深层基础。
内需约束的显化：从收入到预期的传导机制
分配结构的偏序，从收入层面开始，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最终表现为内需不足。首先是收入结构对消费能力的直接约束。当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足、收入分布呈现“上窄下宽”的结构时，整体消费的稳定性与扩张能力都会受到影响。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有限，从而使总需求增长缺乏持续动力。其次是预期机制对消费行为的深刻影响。消费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更取决于对未来的判断。当就业稳定性、养老保障与医疗负担存在不确定性时，居民倾向于通过增加储蓄来对冲风险。这种“预防性储蓄”在个体层面是理性的，但在宏观层面则会抑制消费需求。最后是资产结构对消费转化效率的制约。居民财富过度集中于低流动性资产（房产），会削弱财富向消费的转化能力。当资产价格波动时，财富效应的不稳定性又会进一步影响消费信心。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消费不足不是短期波动，而成为一种结构性特征。由此，内需约束开始从结果变量，转化为决定经济运行的重要前提。
增长张力的累积：从局部约束到系统约束
在内需约束持续存在背景下，问题已不再停留于需求端，而开始演化为增长模式本身的内在张力。第一重张力——供给扩张与需求承接之间的张力。中国经济在生产端形成了强大的供给能力，但居民部门消费能力增长相对滞后，使“能生产”与“能消化”之间出现错位。内需不足不再只是需求偏弱，而开始成为供给体系运行的约束条件。第二重张力——投资驱动与边际效率下降之间的张力。在需求不足背景下，体系倾向通过投资扩张维持增长，但随着资本存量累积，投资回报递减，重复建设与资源错配问题上升，使旧有增长机制维持成本不断提高，而产能闲置、老化和基础设施低效使用造成巨大社会财富浪费。第三重张力——增长维持与结构平衡之间的张力。当内需不足、投资效率下降与外需不确定性交织时，系统越来越依赖额外投入维持运转。这意味着问题已不只是“增长速度问题”，而是增长模式稳定性问题。由此，内需约束从局部问题演化为系统问题，从需求问题演化为增长逻辑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再平衡不再只是政策选项，而成为发展阶段转换的内在要求。
结构再平衡的方向：从“经主导”走向“经—济协同”
如果说前述分析揭示的是内需约束形成的机制，那么其进一步指向的是一个更深层问题：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并非单一需求不足，而是经济、社会与治理三个层面的结构性欠账。
在经济层面，对应收入分配与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约束，关键在于提升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重塑“收入—消费”传导机制。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水平、拓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居民持续性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优化居民资产结构与收入结构的匹配关系，提高财富向消费的转化效率。其目标不是短期刺激消费，而是使消费成为基于收入增长与预期稳定的内生结果，从根本上缓解“供强需弱”的结构性张力。
在社会层面，对应预期不稳与预防性储蓄偏高的问题，核心在于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重塑居民长期预期。通过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降低个体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自我承担程度，从制度层面缓释风险。同时，提升社会流动性与机会公平，使居民对收入增长与生活改善形成更稳定预期，从而降低过度储蓄动机，释放被抑制的消费潜力。由此，使“敢不敢花”的问题，回归为“有能力消费”的正常状态。
在治理层面，对应政策工具与激励结构的偏序，关键在于优化评价体系与政策协同机制，推动资源配置逻辑再校准。需要在保持效率导向的同时，提高民生改善与分配优化在政策目标中的权重，使“可量化增长”与“可感知福祉”形成统一。通过财政、金融与产业政策的协同发力，引导资源更多流向居民端与民生领域，降低对单一投资驱动路径的依赖。同时，强化中长期政策一致性与预期管理能力，降低制度性不确定性，为内需扩张提供稳定环境。
从整体上看，这一再平衡过程，并不是对既有“经”的否定，而是对其功能的再定位：“经”仍是基础，但必须服务于“济”的实现。只有当资源配置效率能够顺畅转化为居民收入增长与生活改善，经济循环才能由“外部输入驱动”转向“内生需求驱动”。
再平衡的实现机制：钱从哪里来到资源如何重配——兼论日本经验的启示
从表面看，这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实质上，这是资源配置如何重新校准的问题，而“钱”，只是媒介，工具而已。因为当前约束并不在于社会整体财富不足，而在于财富循环方式存在堵点。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完整工业体系国家，已经具备改善居民部门收益结构的物质基础，问题不在“有没有钱”，而在于能否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让资源更多流向居民端、民生端和需求端。此时，适度宽松货币与积极财政政策，不只是逆周期调节手段，更具有修复循环、优化分配的结构功能，让政策资源更多服务消费能力提升、民生改善和长期预期稳定。
再平衡需要财政承担“需求补位”功能。当私人部门消费意愿不足、投资回报递减时，仅靠市场自身调整往往难以快速修复需求缺口，此时政府部门有必要承担“需求补位”职责，以公共资源注入推动循环恢复。在这一阶段实施财政扩张，本质是以公共部门信用对冲私人部门收缩，通过托底民生、稳定就业、改善收入预期，为需求修复创造条件。这不是以债务替代增长，而是以公共部门阶段性发力，为经济循环恢复争取时间和空间。
日本经验的启示不在举债，而在财政功能转向。日本泡沫破裂后的长期调整，提供了重要启示。其经验的核心，不在于高债务本身，而在于需求不足阶段，由政府承担逆周期调节责任，通过财政扩张稳住就业、托底民生、稳定预期，从而避免经济陷入持续性收缩。本质上，日本是以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缓冲私人部门去杠杆压力，以社会稳定换取结构调整时间。这一经验对我国的借鉴在于：当经济主要矛盾从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时，财政功能重点也应相应从支持生产扩张，转向支持循环修复。这与本文前述“从经主导走向经—济协同”的逻辑，本质是一致的。
对中国而言，财政重心不是简单扩投资，而是转向民生。中国今天面临的，并不是九十年代日本意义上的资本短缺，而是产能相对充裕条件下的需求不足约束，因此财政发力的重点，不宜再主要专注于传统投资扩张，而应更多转向居民部门修复。这意味着财政资源更应投向稳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低收入群体和薄弱区域转移支付，以及对中小经营主体的支持。需要加强认识的是，财政投入民生其目标不是短期把需求“托起来”或“刺激出来”，而是把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逐步“涵养起来”。这也正是再平衡区别于传统稳增长的重要含义。
从“扩投资”到“促分配”，是政策逻辑的升级。再平衡所需要的，并非简单的更大力度政策，而是政策逻辑的转换：不是把财政更多用于扩大供给，而是更多用于修复需求；不是单纯依赖投资拉动，而是增强居民部门获得；不是围绕增长本身加码，而是让增长更多回归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通过规范有序财政扩张和再分配机制推动这一转变，不仅具有政策空间，也具有制度优势。
总体而言，在当前“供给较强、需求偏弱”的条件下，将财政重点由“扩投资”进一步转向“稳民生、强预期、促分配”，并辅之以适度宽松货币支持，本质上不是权宜刺激，而是推动经济由外部输入驱动转向内生需求驱动的重要实现机制。当然，借鉴不等于照搬。财政扩张必须与债务可持续性、效率提升和结构改革同步推进，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精准发力。
结语
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并不是增长能力的衰竭，而是发展逻辑需要完成一次新的转换——从偏重“经”的效率扩张，走向“经”与“济”更加统一的均衡发展。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今天，更需要回答“好不好”“均不均”“惠不惠民”的问题。发展进入新阶段，民生本身就是增长可持续性的基础。
扩大内需，从来不只是扩大消费支出，更不是简单依赖刺激政策托举需求，而是重塑“生产—分配—消费—再生产”的循环逻辑，让居民部门从增长成果的承接者，更多成为增长动力的参与者和驱动者。只有居民收入增长更有支撑，预期更稳定，保障更充分，消费才会成为信心的自然释放，而不是被反复激发的政策变量。
需求就是民生。不是抽象的数字，也不是报表上的曲线；说到底，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是年轻人敢不敢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是老人养老有没有依靠，是普通家庭面对未来能不能多一些从容、少一些焦虑......所谓需求不足，本质是民生问题。是许多人想消费却不敢不能消费、想改善生活却充满顾虑的现实映照。一个健康经济体，不仅在于能够生产多少，更在于能否让大多数人分享发展成果、感受到生活改善、对未来抱有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让增长更多回归民生，不只是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要求，也是发展初心的回归。增长最终不是为了增长本身，而是为了人民生活更有质量、更有尊严、更有保障。
国家之大，最终落在万家灯火；发展之重，最终系于百姓冷暖。若增长能够更多转化为居民收入的增加、公共服务的完善和生活品质的提升，那么内需不仅会成为经济循环的支撑力量，更会成为社会信心的来源、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经世济民”的深层含义：是把发展建立在人民之上，也让发展最终回到人民之中。这不仅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起点，也应是未来改革再出发的重要方向，更会成为一次发展逻辑和质量的向上跃迁。让增长更多回归民生，不只是再平衡的方向，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来源 | 经作者授权发表
编辑 | 孙爽
审核丨秦婷
责编 | 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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