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古巴的施压正在升级。这个国家在美国主导并实施的禁运下已持续近70年，如今又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点打压对象。
新政策正在进一步孤立古巴，并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造成严重冲击。美国已阻止古巴医生就业。这些医疗人员多年来一直支撑着该地区的医疗体系，常常前往别人不愿去的地方。
我就特朗普这项政策的影响，以及古巴医生为何如此特殊，采访了《卫报》南美记者蒂亚戈·罗热罗。蒂亚戈告诉我，在制裁之下，古巴有两大主要收入来源：“旅游和医生”。1959年革命后不久，古巴建立起向海外派遣医疗人员的项目。第一次重要任务，是在1960年智利发生严重地震后前往援助。
这一机制后来从危机时期的援助，逐步发展为古巴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一套制度化协议，用来填补各国医疗体系中的缺口。
但在美国施压之下，这些持续数十年的项目如今正被取消，已有12个国家配合执行。美国声称，古巴政府会保留医生部分工资，因此这些项目构成“强迫劳动”。
蒂亚戈说，虽然确有一些医生的证词印证了项目中存在剥削，但“这不是多数情况”。他采访的专家认为，美国出台这项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的——阻止古巴政府获得收入”。
蒂亚戈本人就经历过古巴医生被派往海外的情况。2013年，巴西启动“更多医生”计划，古巴医生被派往该国。“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这个项目规模非常大。”18000名古巴医生分散到巴西的贫民窟和亚马孙偏远地区。“他们被派往巴西医生不愿去的地方，”他说，也就是巴西难以抵达的“内地”。
巴西医生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城市地区拿到的政府薪资也更高。而古巴医生被派驻的贫困地区，并没有足够富裕的阶层，无法支付巴西医生开设私人诊所所需的费用。结果就是，很少有巴西医生愿意前往贫困地区或国家腹地。
这些医生在古巴国内每月工资大约为50美元，但出国后，即便政府会拿走他们约80%的工资，他们的收入仍然是国内的数倍。因此，经济激励依然很强。
不过，蒂亚戈告诉我，在巴西等国家，古巴医生也遭受偏见和种族主义。当地医学是一个声望高、门槛高、成本也高的职业，往往被较富裕的非黑人群体占据。
“他们大多数是黑人，是非洲裔古巴人。”他说，在一个56%人口为非洲裔、却大多被压在最低薪岗位上的国家，带有种族主义观念的巴西人一旦发现医生是黑人，拒绝接受治疗并不罕见。非洲裔巴西专业人士在所有医生中的占比不到20%，而医学又是巴西大学里竞争最激烈、费用最高的专业之一。
我很好奇，一个遭受禁运的小国，怎么会成长为医疗强国。蒂亚戈说，根据他采访过的专家的看法，“你无法把古巴医生的培养方式，与其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
在古巴之外，职业通常被视为一种投资，之后要通过个人收益，把教育和培训投入挣回来。蒂亚戈说：“古巴国家对这些人进行投入，是为了回馈社区，也为了服务其他国家。”当然，这里面显然也有经济因素，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古巴也会在没有金钱回报的情况下派出医生，帮助应对自然灾害和医疗危机。
古巴医生不仅是地区性的“输出”，也是全球性的。古巴一方面向世界各地派遣医生，另一方面也在本国培训外国医生，这一实践被称为“医疗外交”。
我向蒂亚戈提出，也许古巴医生的能力和适应范围如此突出，还有另一个更难量化的原因：那就是在资源匮乏国家中磨炼出来的应变能力和韧性。我曾在苏丹见过类似情况。这个国家同样长期遭受制裁，也拥有大量在禁运环境下培养出来、后来流散海外的医生。
对此，他引用了巴西地理学家、思想家米尔顿·桑托斯的话。后者谈到一种“自下而上生产”的“革命能力”。这种能力之所以能够生长，是因为财富与舒适反而会成为“知识生产和未来创造的障碍”。
古巴医生被迫终止派遣，对那些因此失去其服务的国家影响深远。美国凭借强大的制裁能力，能够通过禁运、银行制裁和签证禁令，迫使各国服从。
但蒂亚戈告诉我，“美国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这些国家大多数本来就没有足够的本国医生。我采访过一些在贫困社区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医生，他们已经知道，医疗危机将会到来。已有12个国家终止了与古巴的合作，但没有后备方案。”
蒂亚戈还指出了美国这项政策中一个关键而不负责任的问题。“这一切发生之前，美国去年已经拆解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而这个机构对拉丁美洲非常、非常重要。”于是，美国一边撤回自己的援助，一边阻止其他医疗援助，同时“又不给出任何替代方案”。
更大的政治背景同样不容忽视。美国正陷于一场与伊朗的战争，而且未能把这场战争推向成功结局。外界认为，美国对古巴的关注正在加速升级，不仅体现在医生禁令上，也体现在今年早些时候对古巴实施严格燃料封锁上。这似乎反映出更广泛的挫败感：特朗普政府面对那些即便承受美国压力也仍不屈服的政权，愈发不耐。
受到最沉重打击的，将是那些本就处境艰难的人，那些缺乏基础设施和优质医疗服务的人。正如蒂亚戈所说：“现在连原本仅有的几个医生都没有了，他们该怎么办？受害最深的，将是那些本来就在受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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