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香港电影的戏剧化反思，映照残酷现实的戏剧化对决。二零一九年“港独”势力满城风雨，但民间中华势力奋起，挽狂澜于既倒，抗击恋殖心结，守住主权，也守住中华民族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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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品的戏剧化想象，往往映照现实的戏剧化转折。香港电影《寒战一九九四》揭开九七回归前后，香港社会存在一股不容忽视的恋殖情结。这不仅是警队和政府部门，许多的精英阶层，都亲身经历殖民地最后岁月的“富裕与宽松”。港英逐步消除早期对华人的歧视，放宽华人进入高级公务员行列、改善福利制度，让这一代人感受到“殖民下的繁荣”。他们将回归前十年视为“黄金时代”。

这种心理在当时中文媒体上凝结成一个关键词——“九七大限”。媒体不断渲染“回归即死亡”的论调，预言香港将失去自由、法治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变成“普通中国城市”。部分人相信，英国殖民统治带来了现代化，而回归意味着“倒退”。

与此同时，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 Magazine）一九九五年刊登封面故事“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由记者Louis Kraar执笔，预言回归后香港将“衰落乃至死亡”。当然，这位记者没看到香港的“死亡”，却自己先于二零零六年在纽约心脏病去世，成为历史的讽刺。

然而，香港民间社会的中华民族情结从未缺席，且力量强劲，足以抗衡恋殖心态。五六十年代，新儒家学者唐君毅、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呼唤飘远了的中华文化，提出“花果飘零，灵根自植”，指出需在时代动荡中重建文化主体性，守住精神根脉，唐君毅的作品《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受到知识界的重视。钱穆的《国史大纲》，则强调中国人对本国历史与文化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成为香港“民间中华”的文化底色。

后来香港掀起“中文合法化运动”。当时殖民政府以英文为唯一官方语言，大专学生与社运人士发起游行、罢课，强调中文应与英文并列官方语言，背后是强烈的民族尊严诉求。

一九七零年代，“保钓运动”更将中华民族主义推向高潮。一九七一年，日本企图将钓鱼台列屿纳入版图，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学生率先发起大规模示威，冲击日本领事馆。许多参与者后来成为社运骨干，他们的中华情结根植于历史记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香港民间从未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这些运动与精英圈的恋殖心态形成鲜明对比。

二零一九年“港独”势力上升，借民主之名搞分裂主义，满城风雨，但民间中华的势力奋起，挽狂澜于既倒，力顶逆流，抗击恋殖，最终守住主权，也守住中华民族的尊严。

香港电影的戏剧化反思，也映照残酷现实的戏剧化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