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4日，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献花时那一跪，足以让最后还对日本抱有一丝幻想的中国人彻底清醒，还继续迷糊的人差不多就是故意装睡了。
作为中国人，如何看待日本首相这一跪？当然不能因为日本对待历史的选择性态度而止于愤怒，而要深入分析日本这一跪之后的政治动机。
首先，高市早苗这一跪的性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国家向澳大利亚进行选择性忏悔，目的是助力国家对外整体战略的实现。
二战后最有名的一跪是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1970年12月，联邦德国（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访问东欧时，到华沙的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并下跪。勃兰特这一跪被西方主流媒体予以很高评价，“德国的总理跪下了，但是德国却在全世界面前站立起来”，称这一跪，让德国人完成了“自我救赎”。两年后，西德加入了联合国，勃兰特也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事后解释选择下跪是因为“语言已失去了表现力……”
然而，政客作为高度理性的政治人物，其行为选择真的那么简单，真的是主流媒体宣传的他个人临时起意吗？勃兰特为什么不对因德国侵略而死亡人数更多的斯拉夫人下跪？犹太人被屠杀600万，但斯拉夫人却因战争死亡4000万。德国对犹太人的忏悔比较彻底，但向斯拉夫人的道歉却很少。既然有选择性，就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德国对待科索沃战争以及对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人的态度，也暴露其严重的双重标准。
如果不是犹太资本自二战之后逐步控制了美国的政治，而美国又在西德驻军并对政治有很强的影响力，德国总理还会有那一跪吗？与其说那一跪是勃兰特代表国家表达忏悔，不如说是完成了德国政客向犹太人现实力量的服从性测试。
同样，高市早苗这一跪也充满选择性，如果日本真的对侵略战争有反思和悔意，早就应该去制造了更多惨案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跪拜了。而日本对待遭受更严重伤害的亚洲人民始终不老实，甚至对犯下的大屠杀罪行也加以否认，对“侵略”二字都三缄其口。
政客在外交公开场合，重大举动从来都不是随意而为。特别是像勃兰特和高市早苗这样早已千锤百炼成政治动物的高级政客，更是如此。
勃兰特当时选择在华沙下跪，还有一个重要背景，西德当时处于冷战期间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前沿，如果战争爆发，其本土会首当其冲。西德与波兰签署《华沙条约》，双方承认奥得河—尼斯河边界，并承诺互不使用武力。该条约是西德总理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与华约和解，减轻东部防守压力。
其次，日本首相为什么早不跪晚不跪，要在这个时候去澳大利亚代表日本下这一跪呢？
理解高市早苗下跪行为背后的政治动机，就需要考虑她这次访问澳大利亚的目的以及西太博弈变化的大背景，当然还要结合日本的民族心理。
先看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的目的。
高市早苗此次访澳签署了《经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点是推进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合作，以及日本战后最大军售——向澳大利亚出口11艘“最上”级护卫舰。
日本更加重视与澳大利亚合作的背后原因是日本与中国的对抗在不断升级。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关键供应链合作是为了应对中国对日本实行的关键矿产限制措施。而加强军事合作，是为了应对西太安全形势的变化，主要是在美国淡化西太安全框架的条件下，如何在军事上对抗中国。
相比较经济层面的合作，日本可能更看重与澳大利亚的安全防务合作。
随着东方大国实力的提升，西太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剧变，安全格局正在质变。日本处在这一板块中尤为敏感：美国不断减少在西太的部署——2024年底决定从日本撤走约9000名驻军；2025年底撤走“堤丰”中程导弹系统；2026年因介入中东冲突，又从韩国调走萨德系统，抽调驻琉球的“的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队和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4月又抽调嘉手纳联队的核心兵力。这些精锐被转移，给日本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
日本的安全就建立在“美日军事同盟”之上，高度依赖美国军事力量。但现在，日本发现美国对西太的重视越来越淡化，其时间点又恰逢日本与周边大国关系紧张加剧的时期。
由于国内极右势力独大，现在的日本政府既不想放弃军事干预台海的野心，日本人认为台湾问题关系日本海上重要运输线的安全，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就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就建立在这个认知之上；日本也不想坐视中国再次对日本形成碾压式优势——这会压垮日本自近代形成的心理优势。
日本应对形势变化的选择就是为对华一战而扩军备战，为再次豪赌国运做准备。日本在这方面是认真的。
很多国人以为日本应该从美国的军事部署调整中看到了实现国家独立的机会，但日本人并不这么想，他们首要考虑的是借助美国遏制中国。我们认为被美国控制是屈辱，日本人却认为是在利用美国。所以，当美国有从西太抽身的趋势时，日本的第一反应是不安全感加剧，生怕成为“弃妇”。为了遏制中国，日本不惜继续委身于美国，哪怕失去部分主权和尊严——在“遏制中国”与“国家正常化”之间，日本更看重前者。
随着特朗普政府公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的整体战略收缩，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守住西半球，是新战略的中心。美国当然不想主动放弃东半球，但也不会在东半球，特别是西太介入大规模军事冲突。在力不从心时，也不会拘泥于“西太再平衡”的要求，继续在西太维持60%的海空力量。美国作出这种调整，也是不得已。继续重兵部署也看不到胜算，优质资源可能变成沉没成本。特别是美国在中东直接下场对伊朗开战却灰头土脸，失去中东和石油美元基础的风险增大，西太更成了“鸡肋”。
形势比人强。因为实力的变化，此时此刻已不同于彼时彼刻，如果我们是特朗普，眼下也顾不上西太。但这对于日本是天大的问题。日本要考虑，美日军事同盟被弱化，怎么办？日本就要拉拢本地区的国家，建立一个即使没有美国，也可以存续的军事安全联盟。为此，日本在近些年来做了大量工作和准备。日本和北约加强合作的同时，也与英国、德国、法国等北约重要国家签订防务方面的合作协议，比如与英国签订《互惠准入协定》，允许双方在对方领土部署部队，被日本国内智库认为这是为“融入北约军事合作框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单一依赖”积累条件。日本与德国准备签订类似协定。与法国签署新版防务合作路线图。与澳大利亚加强军事防务合作也是为此——日本首相不惜用一跪来消解澳大利亚因日本二战侵略历史而存在的心理芥蒂。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完全取决于现实的需要，该跪的时候就跪。
再看看日本这个民族的特殊心理，这也是重点。
日本宁愿接受美国在本土驻军，继续做半殖民地，也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强大。日本本可以在中间保持更多的平衡，实现更独立的主权，但这与其民族心理不符。
在西方崛起前的一两千年里，日本大部分时间仰视中国，连国名都是中国王朝所赐——最初为“倭奴国”，东汉光武帝赐“汉委奴国王”金印，后被日本视为国宝；从7世纪起多次请求改名，到武则天时期才改为“日本”。
日本人的慕强心理之强烈和根深蒂固，是我们这样的大国所不能理解的。日本人对确定打不过的强者，从不认为选择依附是多么丢人的事情。我们认为丧权辱国的事情，日本反而会甘之如饴，认为理所当然。
日本虽然与我们在地理上是邻邦，但国民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差距之大却像隔着整个太平洋。
日本永远仰慕最强者。以前以学习中国礼乐制度和衣冠文物为荣，还在宋元之际形成以“中华正统”自居的魔幻心理，以“中华”或者“神州”自称。但到了近代，发现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超越了中国，便切换慕强对象，提出“脱亚入欧”，要“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民为欧洲国民”，从而以欧洲人自居，觉得自己融入了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俯视亚洲其他国家，经济鼎盛期还在亚洲正式推行“雁行模式”，以日本为“首雁”，继而谋求更高的国际政治地位。
日本人极端慕强的另一面就是肆意凌弱。这种没有道德底线的恃强凌弱才是日本人最重要的民族心理整体特征，与西方的弱肉强食文化极为合拍。日本套用西方那套文明-野蛮叙事，将侵略亚洲美化为“解放”。
日对内既恭敬服从又搞“下克上”；对外既慕强又喜欢挑战强者。如果被强者打服，就迅速变得恭顺——对苏联、对美国都是如此。
因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是“岛国”，梦想着走出岛国控制大陆，却又实力不足，于是在挑战强者与服从强者之间来回跳跃。
现在，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越来越接近整体的逆转拐点，世界整体秩序东升西降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要与美国在西太的存在发生冲突，把美国的力量挤压出西太。日本现在又面临着要不要再次切换慕强对象的选择题。
但日本在心理上又不愿意接受近现代史上不如自己的中国再次成为压制自己的存在，日本前驻澳大利亚大使山上信吾在接受澳媒采访时的话很有代表性：“中国不配当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在战场上取得重大成功”。日本前驻澳大利亚大使山上信吾在接受澳媒采访时的话很有代表性：“中国不配当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在战场上取得重大成功”。意思是：要让日本接受中国成为新超级大国，就必须用一场军事胜利来证明。
只要这场战争还没有发生，日本人就会在心理上进行自我催眠，认为自己还有机会遏制中国，甚至还要创造机会打断中国的再次崛起进程。只要不是战败的事实摆在面前，日本人在心理上就不愿意接受中国再次真正崛起的事实。
日本人就会自我催眠，认为自己还有机会遏制甚至打断中国的崛起。只要不是战败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们就不愿接受中国真正崛起。二战末期，日本“大本营战报”就靠情报自我催眠：中途岛战役谎称击沉美军两艘航母而自己只损失一艘；美日台湾空战后，日军实际损失惨重，却宣称击沉美军航母11艘、击落飞机112架，己方仅损失312架飞机。这种为达目的漠视现实的心态，助长了其一次又一次对更强对手的赌徒行为。
日本这种赌博心态现在又在心里疯狂生长。日本的实力派政客麻生太郎就叫嚣，“美国靠不住了，日本必须自己武装自己，准备与中国一战”。他的这番话在日本极右翼政客中非常有代表性。这番话在日本极右翼中很有代表性。当然也有清醒者，如石破茂提醒：“如果日本敢袭击中国，将会遭遇灭顶之灾。”但这样的理性声音不占主导，像鸠山由纪夫那样主张中日友好的政客更是凤毛麟角。
日本的慕强加赌徒心理不是现在才有。在苏联和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之前，日本不也先后挑战并袭击过它们吗？这种在我们看来不理智的行为，对日本人却有某种“合理性”。
我们在前面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日本的民族心理特别是极右翼势力的思维方式，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在日本的重大决策中往往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日本的对华政策还能回头吗？很难。需要打一顿。只要打服了，日本就会像对待美国那样对待中国，到时候日本首相跪着忏悔道歉，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了。
现在，随着奥巴马时代美国开始实施的“西太再平衡”正在被逆平衡。从美国政府发布对“印太同盟”也很少提了，印太安全框架的“四方机制”现在也基本停摆了。因为美国被伊朗牵制住了，现在顾不了那么多。日本现在的决策不是接受中国再次崛起的现实，而是要去做美国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加速，不断采取敌视和挑衅中国的政策与行动，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最核心利益，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日本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国敌意的塑造都在加速。
2022年，自民党的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并使用“敌国”一词。
2023年《防卫白皮书》首次在官方层面称中国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2025年《防卫白皮书》计划部署射程覆盖中国东部沿海核心区域的武器。
2025年高市早苗上台后，大幅增加军费，超30%用于进攻性武器，放弃“专守防卫”，修改武器出口限制。
2026年4月正式启动安保三文件再修订，公然宣称“为长期战争做准备”，高市称其为“决定日本国运的关键大事”。
日本的外交政策也在改变：高市早苗上任后多次越过台湾问题红线；2026年4月《外交蓝皮书》通篇渲染“中国威胁”，把中国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降格为“重要邻国”，删掉“战略互惠”表述。
日本的民调显示：2026年2月后，76%的日本人认为没必要改善对华关系；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仅7.3%，反感的达73.1%，三年翻倍。高市领导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凭借对华强硬立场赢得几十年一遇的胜利，就是因为其对华强硬态度与主流民意同频。
虽然中日实力已与八十多年前迥然不同，但日本现在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氛围，很像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对中国的敌视不仅停留在口头，还在积极为军事决战而进行扩军备战。
日本为何要如此敌视从未占领过日本本土的中国呢？一是源于对历史罪恶遭清算的恐惧；二是出于对经济疲软的无奈——日本经济已失去二十年、三十年，优势产业凋零，汽车产业也面临中国竞争；三是因为对未来前景黯淡的焦虑——错过了互联网，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也失去追赶能力，人均GDP从1995年的4.4万美元，比美国高50%，跌至2025年的3.4万美元，不到美国一半。未来的日本甚至可能被系统去工业化。
正是这些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恐惧、无奈和焦虑，与日本的民族心理特点结合，导致日本再次发动军事突袭豪赌国运的概率很高，让日本为了联合澳大利亚对付我们而不惜一跪。我们未来最主要的军事威胁，已经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日本，一定要警惕日本。如果日本继续在军国主义道路上飞奔，也最适合作为我们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祭旗对象，一定要让日本去军事化和去工业化，从而一劳永逸解除日本对我们后代的威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主要提防的是不允许日本拥核。这样的国家拥有核武是对周边国家和整个世界的严重威胁。一旦日本暴露出这种企图和行动，就应毫不犹豫地愿意联合国宪章中地“敌国条款”，提前解除风险，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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