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燕红
编辑｜周远方
4月下旬，我们沿着腾格里沙漠的南缘跑了几天。
在宁夏中卫，国家能源集团旗下龙源电力建设的“沙戈荒”新能源基地，640万块光伏板铺出东西30公里、南北最宽5公里的矩阵。发出来的电，一度能卖两毛二——前提是送得出去、送得够远。
在甘肃武威，中国电建凉州区20万千瓦光伏治沙基地，37万块光伏板铺在6488亩沙地上。发出来的电，一度上网最低5分钱——前提是电网愿意收，调度愿意让你发。
在联通中卫云数据中心，超过10万张GPU正在训练大模型，它们是沙漠里最“饥渴”的用电户。但电从光伏板发出，必须先并入国家电网，经过高可靠转换后再供给算力机柜。中间那一层“转换”，既是技术安全的必要保障，也是经济利益的一个漏斗。
一个送得出去但可能卖不上价，一个卖不上价也送不出去，一个想要绿电却没有渠道直连。三个现场各卡在不同环节，背后撞上的是同一堵墙：在年蒸发量超过2200毫米、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地方，要把光伏、治沙、产业三件事同时做成，每一件都不容易，三件叠在一起更难。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提出了“沙产业”构想：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这个公式在当时几乎找不到现实对应物，被质疑为违背自然规律的空想。40年后，在腾格里沙漠的南缘，龙源电力和中国电建的工程正在重新验证这十六个字。技术上的可行已不再是核心悬念，真正悬而未决的是经济性：投入所有这些资源，换回的电、生态、产业三本账叠在一起，能不能跑得通。
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去验证“沙漠变绿洲”的奇迹叙事，而是去记录这场大型适应性实验目前跑到了哪一步——尤其是，这笔大账，还能不能算平。
中卫：一度电两毛二，但前提是送得出去、送得够远
龙源电力“沙戈荒”基地实验逻辑起点，是先解决消纳。
答案是宁电入湘——一条±800千伏、全长1616公里的特高压直流线路，翻越秦岭、跨越黄河、渡过长江。宁夏一块板，湖南两度电，电流从中卫发出，只需5毫秒就能抵达湖南衡阳。当地负责人告诉我们，“宁电入湘”每年外送电量达400亿度，湖南的居民和工厂每点亮6盏灯，有1盏的电来自中卫。
有了这条核心通道，财务模型才能成立：龙源中卫一二期300万千瓦，总投资约120亿元，平均上网电价大约每度两毛二，设计回收期11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工程端付出了极高代价。高峰期曾有五六千名工人同时在现场施工，五六个标段同时推进。沙漠里施工最棘手的是沙子的流动性，“这边沙子推走了，上面的沙子就跟水一样流下来”，龙源电力光是场平推土阶段就动用了几百辆推土机同步推沙，边建设边采用多种方式固沙。这套边治沙、边施工的方法后来固化为基地的治沙体系。
项目还做了一个逆市场规律的决策：光伏板采用平单轴追光支架，板间中心点离地3米，板下宽度6到12米。板子越高、间距越宽，单位造价越高，但这是为了给后期治沙、植物生长、畜牧养殖留够余地。
工程建成后，生态发生了变化。板下温度降低0.7度，风速降低50%，扬沙量降低70%。植被覆盖率从最初的0.5%上升到28%，局部达到50%。鹅喉羚、赤狐等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
沙漠生态改善有其边界。它的修复中有一个深层悖论：快与持续之间，有时存在非线性的冲突。如果设计不合理，只为了过快达成可视的绿意，可能会透支深层土壤中需要数十年才能补充的战略水分，导致生态在未来得而复失。龙源在中卫并没有用“未来再说”的方式绕过去，而是把它拆成了更细致的工程设计。通过集雨槽、水窖蓄水、严守地下水开采指标以及选取耐旱植物进行种植等方式，将每一滴水的消耗都控制在生态平衡的总账里。
不过锚定需求也不是固若金汤的护城河，龙源项目“送得出去”这个前提，当下正在遭遇更直接的挑战。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光伏发电利用率在“十四五”期间首次跌破95%。根源在于两个叠加的结构性错位：空间上，西北地区光照最丰富，却正是用电负荷最薄弱的地方；时间上，光伏正午出力最强，而正午恰恰是工业和居民用电的相对低谷。当西北沙漠的集中式光伏和东部城市屋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曲线高度重叠时，电网根本无处消化。
这意味着即使有了宁电入湘，中卫龙源“沙戈荒”项目的两毛二的电价并非铁板一块。当受端及其周边省份的分布式光伏快速扩张，午间消纳空间持续压缩时，这条外送通道的复制窗口正在收窄。
就在我们结束采访后不久，中卫的消纳逻辑发生了关键变化。 2026年5月2日，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直供项目在宁夏中卫正式投运——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通过4条专属输电线路，直接把电流送进算力园区机房，不经过大电网迂回。发电企业可以和用电企业坐下来谈电价，这对双方都是利好。
中卫正在同时跑通两条消纳通道：一条向东，把电送到湖南；一条向内，把电送给家门口的算力中心。空间上的外送与时间上的就地消纳，构成了中卫实验的双轨闭环。在全球算力需求快速膨胀的当下，这条就地直供通道为沙漠光伏提供了比西电东送更可控，也更值钱的出路。
武威：没有特高压，在5分钱的电价里寻找解
从中卫往西约200公里，中国电建在武威的项目条件要比龙源差得多。
中国电建凉州区20万千瓦光伏治沙基地占地6488亩，规模约为中卫的二十分之一。更重要的区别在消纳端：武威没有特高压通道，也没有算力园区的直连，电直接进入甘肃省内市场消化。一线管理者讲得很坦白：省内平均电价大约一毛五，但他们上网的电价最低时只有5分钱一度，高一点也才9分钱。武威项目总投资不到10亿元，其中仅治沙投入就占了约6000万元，这还不包括后期运营成本。
电价的不确定性让电建的财务模型从一开始就处于承压状态。但正是这种生存压力，把中国电建在武威的项目转化成了一项关于技术边界的实验。核心命题不再是赚钱，而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在极度缺水的条件下，把光伏站建起来，把生态恢复一点。
年降水量仅100到200毫米，地下水使用有严格限制，施工用水需要水车从远处拉来，每一方都需精打细算。
为此中国电建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合作，在5000平米的科研试验区内验证四种材料。第一种是降温增墒材料，铺在沙土表面，降低温度并反射太阳光，保持合适温度适宜植物生长。第二种是节水保湿材料，让沙粒产生团聚效应，锁住水分。第三种是大气集水材料，利用气凝胶技术的化学吸附作用，从空气中主动提取水分。第四种是冻融促强材料，使种子能在零下20多度的环境下保持活性。四种材料各自对应水循环的一个环节：减少蒸发、保留土壤水、从空气取水、跨越越冬障碍，形成一套完整的找水、锁水、续水、越冬体系。
与此同时，一项源自水电工程的技术被迁移至此。中国电建从水电起家，经常在大山里面打隧道、地基灌浆是基本功。迁移到沙漠光伏，他们对螺旋钻机加装单向注浆阀，使钻机自上而下旋入桩体的同时，同步注浆，浆液从叶片倒角喷出后在桩周固化形成水泥柱，将桩牢牢锁在沙层之下。该绿色注浆方法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发明专利。
水的问题得到阶段性解决之后，生态开始好转。植被覆盖率从不足10%提升到约50%。每年七八月份，板下是连片的草原，牧民会把骆驼、羊、马赶进来吃草。
但武威实验揭示了一个结构性困境：当一个项目同时承担了清洁能源生产、治沙生态修复、前沿技术研发等多项公共职能时，其成本构成变得极其复杂，但收益主要来源于单一且波动性较大的电力市场。这是典型的多重价值与单一收益之间的错配。
一块充电宝的经济账
如果说中卫和武威的实验，是关于发好电和治好沙，那么还有一个潜台词始终存在：如何让中午的垃圾电变成可用的稳定电源？
答案指向储能。光伏靠天吃饭，正午发电最强，而正午恰恰是工业和居民用电的相对低谷。储能可以把中午受限的电量搬运到早晚高峰时段释放。龙源和电建都配了储能，龙源中卫项目配了100兆瓦/200兆瓦时的储能，电建项目也配置了类似的设备。
但储能本身的经济模型非常脆弱。中国电建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目前各种储能技术，无论是一次性投入巨大的抽水蓄能，还是成本正在下降但寿命有限的锂电池储能，都存在各自的死穴。锂电池两小时储能时长，远远无法熨平光伏昼夜之间的巨大发电落差。更长时长的液流电池或压缩空气储能，成本更高，尚未进入大规模商业化阶段。
作为稳定器的储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本中心。它只赚电价波动的差价，当电价本身就在低位徘徊时，这笔账就非常难算平。储能成了这场实验中算大账的一个压力测试点。
大账怎么算
那么，如果单独算每笔小账都是亏的，这场实验如何自洽？
传统财务模型算的是小账：一个项目、25年、一条收入线——卖电。在这笔账里，发电成本、治沙投入、储能配置都是成本，只有电费收入是收益。按照这个逻辑，电建武威五分钱的电价撑不住，龙源中卫两毛二的电价在垃圾电问题加剧的背景下也随时可能被拖垮。
但国家投入这场实验，显然在算另一种账——我们称之为大账。这笔账不是1加1等于2的线性加法，而是看整个系统能否通过连接外部市场、生长出复合功能，让总价值超出各部分价值的简单相加。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提供了参照：通过通电、通路、通网、脱贫这一基础设施的层叠建设，将数亿边缘人口和广袤农村纳入统一大市场，才催生出今天全球最大规模的互联网经济和制造网络。这个逻辑的核心在于，一个系统如果足够开放，能够不断接入新的外部市场和异质性节点，就能产生超出局部投入的整体收益。
今天在腾格里沙漠的实践，两家国企各自承担自己的使命，让这个逻辑在更大空间、更长时间尺度上得到延续。
中卫的龙源项目提供了第一层大账的解法：空间上的双轨开放。宁电入湘把西部的光照资源与东部的用电负荷连接起来；算电协同则把沙漠电力与家门口的高价值算力产业连接起来。两条通道同时存在，系统不再依赖单一出口，获得了更大的弹性。那0.36元与0.22元之间的差价，正是市场对就地消纳给出的真实溢价。
武威的电建项目提供了第二层大账的探索：节点功能的异质性进化。一个光伏电站不仅产出电力，还产出固沙服务、生态数据、科研平台功能，甚至成为牧民放牧的草场。它从一个单纯的发电节点，进化成一个多功能的能量－生态－数据复合节点。这种“不务正业”，恰恰是大账能算平的秘密——如果整个市场允许它的多重价值被分别计价的话。
储能的挣扎，则在探索第三层大账：时间上的柔性开放。它试图把间歇性的垃圾电变成全天候可调用的稳定能源。虽然目前经济账难平，但它是系统实现更高级别开放所必须付出的探索成本。
大账的落地：三种可能的机制
算大账如果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就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这场实验的核心命题之一，就是看能否通过具体的机制设计，让大账真正落地。
目前看，可能的路径至少有三条。
第一条是市场化的高价值消纳。算电协同提供了最直接的答案——把沙漠光伏与高价值算力产业耦合，将每度电的价值从0.22元提升到0.36元。这种溢价不是政府补贴，而是市场对稳定、绿色、低价电力的真实出价。联通、移动等在西部的数据中心正在验证这种需求的存在。
第二条是把生态价值货币化。电建武威项目通过固沙、减排、生物多样性恢复产生了可量化的生态效益。如果这些效益能够通过绿证交易、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机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就可以部分覆盖治沙成本，降低整体的盈亏平衡点。
第三条是政策性补偿与绿色金融工具。对于电建武威项目等这类承担了多重公共职能但直接收益较低的项目，可以通过中央财政的生态补偿基金、地方政府的光伏治沙补贴，以及绿色债券、ESG投资等金融工具来提供支撑。
这三条路径，分别对应市场买单、生态变现和政策托底。它们的组合效果，将决定这场实验在财务上能否闭环。目前这三条路径都还在探索过程中。
实验记录的第一页
从地质时间看，沙漠不是地球的伤疤，而是常态。丁仲礼院士曾指出，地球温度变化存在万年尺度的冰期－间冰期轮回。我们今天看到的沙戈荒光伏矩阵，本质上不是在治愈沙漠，而是在一个变暖的间冰期尾声，测试人类能否在极端干旱区建立一套能源－生态－产业的适应性系统。
光伏阵列的角色也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留下过许多与自然环境长期协同共生的工程，例如运行了两千多年的都江堰，它早已不是一座单纯的水利设施，而是彻底融入了成都平原的地理与生态。沙漠里的光伏阵列同样可以被设计为与沙漠环境长期协同的基础设施。它挡风、遮阴、聚水，为植被创造微环境，而植被的根系和腐殖质又在反向改良土壤。这个正向循环一旦建立，系统就可能从依赖人工干预的状态，逐步走向自我维持。实验真正要回答的，不是光伏板退役后生态能否存续，而是我们能否在工程周期内，将这个正向循环推到不可逆的临界点。
这套系统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大账能不能算平。中卫和武威，作为两种不同的实验样本，正在测试大账的不同边界。它们共同指向了那个最坚硬、最不可逾越的边界：水，以及与之同样坚硬的——经济性。
这场实验的参照价值并不限于中国境内。从撒哈拉到阿拉伯半岛，从澳大利亚内陆到美国西南部，全球干旱区面临的是同一组约束：水资源的硬上限、蒸发量对降雨量的碾压，以及能源基础设施与生态系统的耦合难题。钱学森的沙产业公式在提出时并未限定国界，其在腾格里南缘的验证数据——无论是算电协同的直供电价，还是四种功能材料的降水转化率——本质上构成了全球干旱区治理知识库的早期条目。
但这些数据提供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边界参考。它告诉世界的是：我们在这些条件下，尝试了这条路径，走到了这里，遇到了这些限制。
离开中卫那天傍晚，我们最后看了一眼。光伏阵列在夕阳里泛着深蓝，几只鹅喉羚在远处板下吃草。
离开武威那天清晨，工地上的农民工正在登车。他们当中有些人原本要去新疆打工，这次留下来了，因为家门口有了活干。
这两个画面，是这场实验在地面上最温情的中间状态。生态在局部恢复，人口在局部回流，而大账的算盘还在拨动之中。
钱学森的四十年构想，今天还在被验证之中。中卫和武威只是这场验证的两个观察点，联通和移动的算力中心则是另一个方向上的试探。我们去看了，把看到的写下来。剩下的答案，留给30年后的人找寻。无论那时手册上记载的是可行还是止步，记录过程的严谨，以及对成功与失败、可行与边界的同等诚实，本身就是对这场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探索，最扎实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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