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天津有个女汉奸叫刘四姐。
不是情报人员，是带武装的。
手下有人有枪，替日本人卖命，手伸到哪，哪就得死。
当时有个说法——以她为中心，方圆五十里内找不到一个活着的八路军，能找到的，全是尸体。她是插在华北平原上一根拔不掉的刺。
民先队接下了锄奸命令。
可怎么杀？刘四姐住的地方两头分别是日军宪兵司令部和伪军稽查大队，枪一响，援军几分钟就能到。
她本人更是从不轻易出门，偶尔出一次，身前身后全是人。
硬碰硬，等于送死。
不能暗杀，要公开审判。
必须活捉。
队长李太英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天，最后从一堆缴获品里翻出几本日本证件。
他说：“我们扮成日本人，从正门走进去，把她骗出来。”
这不是虎口拔牙，这是翻进虎窝拔牙。
众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拍了板。
找了一个懂日军的人，教他们怎么走路、怎么敬礼、怎么训人。
练了整整一个月，直到每个人走起路来都带一股“蛮横劲儿”。
行动那天，几个人换上日军军服，大摇大摆走到刘四姐住所门前。
汉奸哨兵一伸手：“检查证件。”
最前面的战士眼一瞪，照脸就是一耳光：“八嘎！”响声清脆。
那哨兵被打懵了，捂着脸愣在原地。
管事的跑来，劈头盖脸又给他一巴掌，转头赔笑：“新来的，不懂规矩。太君请。”
战士们不说话，把手按在腰间的枪上。管事的赶紧让路，哨兵再不敢抬头。
进了院子，有人进去通报。
刘四姐正在打麻将，摸了一手好牌，头也不抬：“不见。”
旁边一个叫贾淮水的汉奸吓得低声说：“那是日本人，得罪不起。”
刘四姐撇撇嘴，把牌一推，跟了出去。
见到几个“日本军官”站在院子里，神态倨傲，连正眼都不看她。
她赶紧挤出一副笑脸：“太君，有什么指示？”
领头的战士用日语说了几句，刘四姐听不懂，只能赔笑。
旁边翻译说：“大佐请您赴宴，有要事相商。”
刘四姐不敢多问，跟着往外走。
刚跨出院门，腰后被什么东西顶住了。
她低头一看——枪口。
她全身僵住，刚要开口，身后低声说：“别喊。喊就打死你。”
她的汗唰地下来了，腿发软，可不敢停，硬撑着往前走。
几个“日本军官”前呼后拥，像护送一个贵妇。
没人看出破绽。
走远了，她才压低声音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领头的战士没回头：“捉你的人。”
刘四姐受审那天，百姓从四面八方涌来，把法院围得水泄不通。
公审后，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枪声一响，全场欢呼。
那个曾让方圆五十里内没有活八路的女人，倒在刑场上，像一条被碾碎的虫。
消息传到日军司令部，气得日本军官暴跳如雷。
可他们想不通，那几个“日本军官”是真是假？院子里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拦住？刘四姐手下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护卫，怎么就让活人从眼皮底下被带走了？他们不知道，这场锄奸行动最厉害的不是枪，是那声“八嘎”。
那一声里，有日本人的骄横，有汉奸的卑微。
李太英看准了这两种人之间那道永远抹不平的沟。
汉奸在日本人面前，骨头是软的。
只要演得够横，他们就不敢抬头。
胆小的奸，怕狠的。
可这局棋能成，还得是有人敢走进最危险的棋眼。
李太英就是那个棋子。他赌的是，一群怕死的人在面对“日本军威”时，只会条件反射地低头。
后来民先队有队员回忆那天的情景，说刘四姐被带出来时，脸上还带着讨好的笑。
她以为自己是去赴日本人的宴。
她一辈子替日本人卖命，最后栽在“日本人”手里。
等她明白过来已经晚了。
枪口顶着腰的时候，她才想起自己是中国人。
可中国不要她了。
那根枪管，替死在五十里内外的八路军战士，替那些被她出卖的无辜百姓，替被践踏的华北平原，结结实实抵在她后腰。
押送路上，有战士问她后不后悔。
她没说话。
可后悔也晚了。
有些人，从当汉奸那天起，就已经走在黄泉路上。
只是不知道终点在哪。
那天她知道了。
在刑场上。
枪响的时候，地上的土溅起一朵灰黄的尘。
落下去，一切归于沉寂。
伪军和汉奸后来收尸时，没有人敢哭。
远处围观的百姓，一片寂静。
那不是沉默，是压在喉咙里的一声“活该”。
那个曾让五十里内无活八路的刘四姐，最终只留下一个名字，钉在天津汉奸史的耻辱柱上。
而她留下的教训，比任何口号都响亮——当汉奸的，没有好下场。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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