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26日，中南海勤政殿里坐满了人，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陈云、邓公，好几位重要领导都在。
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带着副部长康世恩坐在汇报席上，他那一年41岁，刚从苏联考察回来没几天，是当时最年轻的副部长之一。
他翻开花了大半个春节写好的提纲，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念。
还没念上几句，毛主席忽然摆了摆手，笑着打断他：“你不要念了，你那里有本本，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
毛主席这次打断，不是为难康世恩，更不是针对石油部。在那之前，毛主席已经连续听了好几个部门的汇报。他有个习惯，谁要是照着稿子念，他就打瞌睡。
在他看来，念稿子容易变成走过场，只有真正装在脑子里的东西，才值得好好说、认真听。
这场汇报，究竟有多特殊呢？
1956年，新中国成立才七年多，到处都要建设。
钢铁、工厂、汽车、飞机、拖拉机，哪一样离得开石油？可当时全国的石油产量少得可怜。
1949年，全国能开采的原油只有12万吨，连一个中等炼油厂一年都不够烧。
到1952年，靠着苦干提到了43.5万吨，可连全国需求量的四分之一都填不上。剩下的缺口只能花外汇去国外买。
更要命的是，当时国际上不少专家都唱衰中国找油。
早在1922年，美国一家权威地质调查机构就公开说，中国大部分是古老地块，不可能有大油田。
这话传了几十年，虽然很多人不服气，可真拿起钻机往地下钻，又常常扑空。
1955年出现了转机。这一年全国人大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新成立石油工业部，专门啃石油这块硬骨头。
打过半辈子仗的“将圣”李聚奎被任命为首任部长，他没含糊就上了任，带着干部一头扎进大西北。
也就是在1955年，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黑油山附近，一口叫克一号井的探井喷出了工业油流。
这个消息像一剂强心针，扎进了所有关心石油的人心里。
同一年9月，时任部长助理的康世恩领了一个任务，带队去苏联考察石油工业。
当时苏联的石油技术全球领先，康世恩想着好好学几手回来。
他在苏联跟着石油地质学家布罗德、总地质师米尔钦柯，跑了不少油区，能问的就问，能记的就记。
直到1956年初，过年前后，康世恩才从苏联回来。
刚进家门，李聚奎就找来了，告诉他中央通知石油部要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间定了，部长和副部长一起去。
康世恩一听就紧张了。按规矩，部长汇报是正理，副部长一般不跟着。
但李聚奎到石油部才几个月，情况还没完全摸清，这次破例让康世恩跟着去，说白了就是让他站到前头。
康世恩赶紧打电话问水电部的刘澜波和国家计委的孙志远，他俩刚汇报完，毛主席都问了啥。
刘澜波说，主席问得特别细，小到发电是怎么回事，大到整个电力规划，问了个底朝天。
孙志远告诉他，从石油怎么生成的，到矿藏形态、勘探方法、开采流程、炼油路线，再到发展战略，每一个环节都要心里有数。
康世恩听完更紧张了。那年春节他没过好，一头扎进资料堆。
石油地质勘探是他的老本行，苏联又刚学了新东西，这部分还能应付。
可炼油环节他不熟，就跑去找炼油研究院的专家请教，汽油分多少号、柴油凝固点怎么算、分子式怎么写，一一问清楚写下来，列了个厚厚的提纲。
2月26日那天，康世恩穿戴整齐，跟着李聚奎走进勤政殿。
毛主席已经坐定了，先问了问康世恩是哪里人、什么经历，气氛还算松快。
等李聚奎说了几句开场，康世恩翻开提纲开始念，很快就有了被打断那一幕。
毛主席叫停念稿子之后，紧接着问了一句：“地质年代是怎么划分的？根据是什么？”
康世恩松了口气，这题他熟。
他讲了地球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主要靠古生物化石来区分。
毛主席点点头，又问：“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名字从哪儿来的？”
康世恩回答，按照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地点和地质剖面来命名的，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在英国，侏罗纪的名字源于欧洲的侏罗山，而中国的震旦纪，名字就来自北京南口地区。
毛主席听完接着问，石油是怎么生成的？
康世恩如实说了，世界上两大学说在打擂台，一个叫有机生成说，一个叫无机生成说。
毛主席问，你赞成哪一种？康世恩说，赞成有机生成说。
毛主席追问，有机物怎么就能变成石油了？康世恩就把石油生成的过程讲出来，在地下经历上百万年，在特定温度和压力下慢慢演化出来的。
毛主席听得很仔细，又问有油的地方一定有天然气吗？有气的地方是不是必然有油？康世恩一一作答。
接着毛主席又问怎么找油，什么叫“构造”。康世恩一边说一边画，把背斜、向斜、储油构造画出来。
话题又转到炼油环节。原油从地下采出来之后，怎么变成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不同标号？分子式是什么？
康世恩索性拿起笔，把汽油、煤油、柴油的分子式一个一个写出来，递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接过去，仔细端详了一番。
康世恩还讲了柴油含蜡多少对凝固点的影响，含蜡多了天冷就冻成坨，跑不起来。
毛主席当即说，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你们要把这个放在心上。
接着又讨论中国的勘探方向，哪些地方最有希望。康世恩结合刚学的苏联经验，谈了陆相沉积地层里大规模找油的思路。
整场汇报变成了一场漫长的问答，毛主席一直在问，问题像小刀一样削掉空话，把核心一个接一个拎出来。
康世恩后来回忆说，这次汇报在他脑子里打了很深的烙印。
他从这句打断里明白，没有完全把握就不要念现成的稿子，手里真正抓住的东西才能端上桌。
这场对话没有就此结束。
汇报完不到两个月，康世恩就带着工作组和苏联专家赶往新疆北部的黑油山。
那里的克拉玛依油田在1955年才打出第一口有希望的井，内部还在争论要不要扩大部署。
康世恩到了之后，自己爬上戈壁滩，在乌尔禾一带转了个遍。
他回来后干脆拍板，不要光在山前地带转圈，要大踏步走上准噶尔盆地西北部的地台区域。
此后半年多，在克拉玛依至乌尔禾方圆近四千平方公里范围内，摆开了十条钻井大剖面，一口气打了大量探井。
到1956年9月，23口探井喷出了工业油流，克拉玛依油田含油面积一下探明了130平方公里，这是新中国石油勘探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大突破。
此后石油系统信心大增。1958年，党中央决定石油勘探重点向东转移，康世恩又把松辽盆地定为主战场之一。
一年后，松基三井在大同镇高台子开钻，在地下千米深处的岩芯里见到了饱满的含油显示，大庆油田就此走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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