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6日至7日夜间，印度发起“朱砂行动”，打击目标是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境内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这次行动是对2025年4月22日克什米尔山谷帕哈尔加姆恐怖袭击的回应。那次袭击造成26人死亡，死者均为男性平民，且大多为印度教徒。印度政府援引这起恐袭“具有跨境关联”为依据，将责任归咎于巴基斯坦。
“朱砂行动”一开始，印度就对恐怖分子营地发动空袭和导弹打击，目标包括虔诚军和穆罕默德军的总部。次日，巴基斯坦予以报复，双方交火迅速升级为一场持续4天的印巴军事冲突。5月10日，停火生效。
在这轮军事交锋后的数月里，印度领导人和官员表示，今后新德里应对恐怖袭击的方式将是“坚定、果断、毫不动摇”的。他们还警告称，若再发生恐袭，印度将作出强力回应。结合近期趋势来看，克制空间正在收窄，升级的动力机制也在发生变化。
在国内层面，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都存在以强硬姿态相互示强、展示军事实力的政治激励。近年来，每一次危机都在不断抬高对抗烈度，也在不断降低升级门槛。
面对被视为由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袭击，公众对强力报复的期待已明显上升，这进一步压缩了克制空间。实时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又进一步加重了公众压力，限制了政府腾挪的余地。多年来双边敌意不断累积，绝大多数官方沟通渠道已被切断，秘密外交的空间也十分有限，这使局势更加复杂。
未来两国政府会如何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国内公众如何看待危机结果，以及政府能否掌控国内局势。认知在现代战争中的分量正变得越来越重，它不仅影响国际舆论，也往往决定谁能宣称胜利、冲突又将以何种状态收场。双方都真诚地相信，或至少已成功说服本国受众相信，自己在历次对峙中占了上风。
每当发生恐怖袭击后，印度国家机器实际上都在为自己设定更高预期，这使其不仅要果断行动，还要迅速行动。帕哈尔加姆袭击发生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明确表示，任何恐怖袭击都将遭到“由我们决定方式的适当回应……无论恐怖主义根源出现在哪里”。
这一表态说明，印度不会再受外交压力或过去惯例的约束，而是会继续打击的不只是袭击者本身，也包括这些恐怖组织的根源——其策划者、资助者和庇护者。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还进一步表示，任何针对印度领土的袭击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
此外，新德里如今已不再面临过去那样的归责难题。以往，印度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向国际社会证明巴基斯坦负有责任，因此其报复空间也相对有限。
这与过去相比是一个重要变化，而且随着印度每次遭遇重大恐袭，这一趋势都在不断强化。也正因如此，巴基斯坦借此类袭击拖延、否认或推动问题国际化的能力，已被印度削弱。
这也形成了一个先例：今后如果国际行为体要求印度就恐袭展开外部调查，或呼吁其保持克制、采取低于军事打击强度的回应，这类主张很可能难以获得印度国内舆论支持。
印度当前的立场还显示，它对“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恐怖组织”与“与巴基斯坦国家机器直接相连的组织”之间的区分，正在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坚持认为巴基斯坦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然而在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之后，印度政府之所以没有选择进行军事报复，一个原因是它不希望不断升级的印巴冲突转移全球反恐的注意力。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德里尚未为军事对抗做好准备。
而现在，印度似乎不再那么执着于区分恐怖组织与巴基斯坦国家本身，并决心更强力地传递一个信息：巴基斯坦对恐怖主义的介入具有结构性和长期性。停火后不久，莫迪在阐述印度新的反恐战略回应时所作的表态，就显示出印度愿意直接追究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体系责任。
在5月危机期间，印度通过最初仅打击恐怖主义基础设施、避免攻击军事目标，实际上给巴基斯坦留出了一个降级出口，尽管这与作战逻辑并不一致。但伊斯兰堡去年对印度打击作出的强硬回应，以及莫迪在同一场5月12日讲话中提到的新德里“新参数”和“新常态”，都让这种克制还能持续多久，变得值得怀疑。
从军事层面看，双方都为未来可能的交手积累了重要的作战认知和战场经验。军事技术发展速度很快，也让下一场危机充满更多不确定性。比如，在这场5月危机中，双方都使用了若干在2019年危机中从未投入使用的武器系统。
技术精度提升和防区外打击，一方面降低了风险，也减少了附带损害，另一方面却提高了双方承受风险、愿意冒险的意愿。随着先例已经形成，未来每一次对抗中，“出其不意”的优势也会进一步减弱。更关键的是，这里的“突然性”已不再是“会不会回应”，而是“何时回应、在哪里回应、打什么目标、以何种方式实施”。
“朱砂行动”带来的另一个关键启示，是双方都展现出在不突破核门槛的情况下校准升级的能力。新德里已明确表示，“核讹诈”不会限制其回应。由此带来的，是一个正在变化的战略环境：军事行动空间在扩大，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可能越来越适应更高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降级有赖于这样一种判断：双方都不会把局势推到必须在屈辱与核冲突之间二选一的地步。也正因此，真正的危险未必是升级本身，而是越来越多人相信升级是可以被管理的。
要判断双边关系未来走向，还必须把去年印巴对峙后巴基斯坦国内外出现的一些重要变化纳入考量。
其中之一，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关系恶化，尤其是在巴基斯坦今年2月对阿富汗发起“加扎卜·利勒·哈克行动”之后更为明显。除了与印度边境局势紧张外，巴基斯坦军方如今还要面对来自阿富汗方向的敌对局面，这进一步拉扯了其武装力量。伊斯兰堡过去也常借助反印情绪来巩固国内政治、转移公众注意力。
此外，巴基斯坦与伊朗边境的安全局势也相当脆弱。伊朗战争可能引发难民流入巴基斯坦。尽管巴基斯坦目前与伊朗关系尚属温和，但它也很容易被卷入这场战争。
另一个变化，是巴基斯坦通过第二十七次宪法修正案，重组了本国政治体制和权力平衡。该修正案削弱司法权力，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军方手中，并赋予高级军官更多特权。
阿西姆·穆尼尔将军已成为巴基斯坦政治舞台上的主导性人物，其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美国对巴基斯坦、尤其是对穆尼尔的外部背书，可能会鼓励巴基斯坦军方采取更具冒险性的行动，而这将波及印度。
这些双边风险的展开，又与地区和国际体系更广泛的变化同步发生。
过去几年里，南亚几乎每个国家都经历了国内动荡，整个地区因此陷入混乱与不稳定。地缘政治环境同样在加剧一种更具放任性的战略氛围，并可能直接影响冲突走向。全球范围内，武装冲突正变得更加常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承受严重压力；缓和紧张局势的机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脆弱。其他相互竞争的冲突还分散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关注。
因此，冲突升级和误判的风险正笼罩着印度与巴基斯坦。下一场发生在这两个拥核邻国之间的危机，将受到决策时间被压缩、国内压力更大、外部约束更弱，以及“升级可以被控制”这一信念增强的共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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