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抵达北京后，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会谈通稿中提到“伊方信任中方”，“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时隔不到一天，特朗普通过美国媒体表态，一边说“达成交易的几率非常大”，一边重提“轰炸”选项。这在时间上显示出：阿拉格齐刚离开北京，特朗普就试图用公开喊话重新设定谈判标准。那么，阿拉格齐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访华？德黑兰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解决什么在双边渠道里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弄清楚伊朗决策机制的内部情况。
2月28日的美以空袭造成了两个层面的后果。伊朗物质层面的损失包括核设施受损、导弹生产线被破坏、里亚尔贬值幅度进一步扩大。但德黑兰制度层面的后果更为深远——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专家会议推举其次子穆杰塔巴接任。穆杰塔巴就任至今未公开露面。在伊朗的政治传统中，最高领袖不仅是宗教与政治的最高权威，也是对外表达国家决断的最后一环。哈梅内伊在位期间，重大外交决策往往通过其办公室或接见外国使节的方式对外公布。穆杰塔巴的行为模式完全不同。他没有发表公开讲话，没有发布书面政治纲领，也没有以领袖身份接见任何外国使节。外界能够获得的唯一信息渠道，是通过总统、外长和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在出访或公开场合的表述，反向推断德黑兰的决策倾向。
这显示伊朗的最高决策模式已经从单核心领导转向集体协商。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以及少数几位内阁部长，构成了事实上的决策圈。阿拉格齐作为外长，在这里面的角色是执行者。他获得的授权范围比哈梅内伊时代的外长更窄——可以通报谈判进展，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表达立场，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给出“尽快解决”的表态，但涉及核地位、制裁解除时间表、战后安全的主要条款，他必须等待集体决策圈给出明确指令。
在这一制度约束下，阿拉格齐在北京的两个关键行为就变得可解释。他使用“信任”一词，具有特殊性。在一个决策拉长、信息传输可能出现延迟或失真的体系中，有一个不需要频繁请示就能与之协调的外部战略伙伴，对德黑兰来说具有操作层面的价值。中方在过去三年中连续完成的沙特伊朗和解、巴勒斯坦各派别对话等案例，为其积累了“立场连贯”和“行动可预期”的信誉。这种信誉在伊朗当前决策模式下，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阿拉格齐所说的“信任”，可以解读为：伊朗相信中方不会因外部压力而突然调整立场，也不会利用伊朗的弱势地位去索取额外利益。
至于“尽快解决海峡问题”的表态，也需要在同一背景下判断。阿拉格齐给出的是一个方向性承诺，远非可验证的行动方案。“尽快”在正式外交场合的弹性，反映了他授权范围的限度。他可以代表伊朗表示解决问题的意愿，但具体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需要等德黑兰的集体决策圈完成内部协调后，再通过外交渠道进一步明确。北京会谈的作用，是把这种意愿从一个不确定的内部信息转化为一个公开的外交表述，从而在后续的美伊谈判中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阿拉格齐在不到两周内连续访问伊斯兰堡、马斯喀特、莫斯科和北京。阿曼长期担任美伊之间的中间人，马斯喀特会谈的主要任务是沟通双方在停火条件上的底线。莫斯科提供了军事技术合作和安理会层面的协调。北京被放在最后一站，承载的是战略层面的协调——为伊朗在战后地区秩序中的位置提供一个不直接介入冲突、但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定位。这个顺序表明，德黑兰认为在临时停火期结束前，需要完成的最重要一项工作，是与中国在“战后中东应当由谁主导”这一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
王毅在会谈中提出的“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以及阿拉格齐随即回应的“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两句表述之间具有一致性。这显示中伊双方在“反对外部力量强加秩序”这一基本判断上形成了共识。这个共识的价值，短期看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但长期看为伊朗提供了依托——即便美伊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全面协议，伊朗仍然可以在中方支持的地区安全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一点对华盛顿来说具有长远含义。特朗普在阿拉格齐离开北京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内的介入，表明美方注意到了这个方向。
特朗普通过多家媒体表达的信息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是乐观预期——“达成交易的几率非常大”，这一判断需要在美国国内政治背景下理解。美国民众普遍反对在中东地区进一步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持续两个多月的战事已经消耗了相当的政治资本，特朗普需要给国内受众一个“和平在望”的叙事。第二层是重申军事选项——“否则就轰炸”，这是向德黑兰发出警告：不要因为有了中国的协调渠道，就在正式谈判中抬高要价。
但这种操作的效果正在减弱。原因不是特朗普的表达方式，而在于美方自身的目标已经在两个多月的战事中出现收缩。从最初的“推翻伊朗政权”，到“摧毁核与导弹能力”，再到当前的“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美国官方对战争目标的表述完成了三次下修。每一次下修都不是主动的调整，都属于军事手段无法达成政治目标后的被动后退。美军在中东的前沿部署已经达到近年来的峰值，两个航母打击群和增派的防空资产每天产生高昂的维持成本。而伊朗方面虽然在物质上遭受重创，其政权没有崩溃，其决策圈在领袖更替后仍然维持了基本运转，其分散部署的军事资产使美方难以通过一次决定性打击彻底解决问题。
这种不对称对谈判产生的影响是：美方用于施压的手段正在贬值，而伊朗用于坚持的资本虽然也在消耗，但其消耗速度没有快到让德黑兰无法承受的地步。佩泽希齐扬政府面临的经济压力确实巨大，里亚尔汇率在战争期间进一步恶化，基本物资短缺问题从边缘省份蔓延到主要城市。但这些压力延伸到决策层需要时间，而在决策层做出重大让步之前，伊朗更倾向于利用一切可用渠道，包括中方提供的沟通渠道，来缓解压力，同时在谈判中争取对方更多让步。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处理可以看作测试这一策略有效性的第一个案例。阿拉格齐在北京明确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这表明伊朗原则上同意松动海峡通行限制这一关键手段。但松动的前提是美方在正式协议中给出足够的回报，包括但不限于解除部分制裁、为伊朗提供战后重建的经济空间。如果美方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德黑兰完全有理由将“尽快”无限期推迟。而中方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既不是调解人，也不是担保方，其主要是为伊朗提供一个不必在美方压力下仓促做出决定的缓冲空间。
伊朗外长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主要原因不是中伊双边关系取得了何种突破，而在于这次访问暴露了中东正在发生的变化。中东问题的传统处理方式，由域外大国主导、以军事手段为后盾、以政权更迭为目标，在两个多月的战事中被验证了局限性。中方提出的替代方案，强调的是地区国家自主构建安全架构、以发展促安全、尊重主权和法治。德黑兰也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这套方案能否在战后落地，要看中东各方对自身利益的重新界定，而不是中国的单方面意愿。但至少在当前阶段，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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