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个63岁的老医生，返聘回来，给38岁的女患者治腰椎，出事了
林淑芬从骨科住院部的走廊尽头走过来的时候，白大褂的下摆带起一阵微风。她今年六十三岁，退休三年了，又被医院返聘回来，每周坐三个半天的专家门诊。走廊里的年轻护士叫她“林奶奶”，她不恼，笑眯眯地应着。但病历上的字写得比谁都工整，读片的时候比谁都较真。
今天是周二，她上午的门诊。诊室门口已经排了七八个人，大多数是中老年人，腰疼腿疼脖子疼的，都是老毛病。林淑芬一个个看过去，问诊、查体、看片子、开药，不紧不慢，每个病人都能给足十分钟。
轮到第三十六号的时候，门口进来一个女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驼色的风衣，头发扎成低马尾，脸色不太好，嘴唇发白，但五官端正，眉眼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倔强劲儿。
“林医生您好，我叫苏敏。”她把手里的片子递过来，“腰椎间盘突出，L4-L5，疼了快半年了，最近一个月加重，晚上翻不了身。”
林淑芬接过片子，对着观片灯一看，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片子上的影像确实有问题，L4-L5椎间盘突出不小，压迫到了硬膜囊，但还没到手术指征的程度。
“苏敏是吧？你多大？”
“三十八。”
“做什么工作的？”
“会计。坐办公室的。”
“坐了多久了？”
“十几年了。”
林淑芬点点头，让她站起来，做了几个体格检查。直腿抬高试验，苏敏的左腿抬到四十度的时候就喊疼了。膝反射和跟腱反射倒还算正常。林淑芬又让她弯腰、后仰，苏敏的动作明显受限，后仰的时候龇了一下牙。
“你这个情况，保守治疗是可以的，”林淑芬坐回去，摘下老花镜，“我给你开一些药，消炎镇痛的，加上神经营养的药。另外，你这个腰要注意，不能久坐，坐四十分钟就要起来活动一下。平时可以做做小燕飞，游泳最好。”
“林医生，我做过理疗了，针灸、推拿、牵引都试过，没什么用。”苏敏的声音有点急，“我这半年请假请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单位领导都有意见了。我一个人带孩子，我女儿才九岁，我不能倒。”
林淑芬看了她一眼，那种看多了人世疾苦的眼神，温和，但并不泛滥地同情。
“我知道你着急，但腰椎的问题急不来。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先做两周的物理治疗，加上口服药，两周后复查，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再考虑介入治疗。”
“介入治疗是什么？”
“椎管内注射，就是我们常说的‘打封闭针’，把消炎镇痛的药打到椎管内，效果比口服药快，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同学都有效，而且有一定的风险。”
苏敏沉默了大概五秒钟，然后抬起头，眼神很坚定：“林医生，我想打这个封闭针。我不能再拖了，下个月有个年审，我必须回去上班。”
林淑芬犹豫了一下。按照诊疗规范，椎管内注射确实可以作为保守治疗的一种手段，但她一般不会在第一次就诊就给病人做这个。她看了一眼苏敏的病历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之前在其他医院的就诊情况，确实该做的检查都做了，该试的治疗也试了不少。
“你今天吃饭了吗？”
“吃过了，早上吃了个包子。”
“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些吧？”
“没有。”
林淑芬想了想，说：“那你先去缴费，到治疗室等我。我跟你说清楚，这个操作不是百分之百安全，虽然概率很低，但可能会出现感染、神经损伤、出血这些并发症。你考虑清楚。”
“我考虑清楚了。”苏敏回答得没有一丝犹豫。
林淑芬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她在这个年纪的女人身上不常见的倔强。她想起自己三十八岁的时候，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丈夫常年在外地，她咬着牙扛过来了。那时候她的腰也不太好，但她没有苏敏这么严重。
“好，你去吧。我在治疗室等你。”
苏敏出去以后，林淑芬又看了两个病人。十点四十的时候，她处理完了门诊的病人，洗了手，戴上新的手套，去了治疗室。
治疗室在走廊的另一头，是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治疗床，一个器械柜，墙上贴着无菌操作的流程图。苏敏已经趴在了治疗床上，风衣脱了搭在椅子上，穿着一件薄毛衣。她侧着脸，眼睛闭着，呼吸有点急促，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疼。
林淑芬准备好药品——利多卡因局部麻醉，曲安奈德和甲钴胺作为注射药物。她戴上口罩，在苏敏的腰部进行消毒，然后根据体表定位标记出L4-L5的椎间隙。
“会有一点疼，你别动，忍一下。”林淑芬说。
苏敏“嗯”了一声，手指攥紧了治疗床的床单。
林淑芬进行局部麻醉，然后用穿刺针按照常规路径进行穿刺。她做了一辈子骨科，这种操作做过上千次，闭上眼睛都能找到位置。她一边穿刺一边问苏敏有没有出现下肢的放射性疼痛或者麻木，那是针尖触碰神经根的信号。
“没有，就是腰那里有点胀。”苏敏的声音闷闷的。
林淑芬感觉到穿刺针突破了黄韧带，有了落空感，确认针尖进入了硬膜外腔。她回抽了一下注射器，没有血液和脑脊液回流，位置应该是对的。她开始缓慢推注药物，一边推一边观察苏敏的反应。
推了大概一半的时候，苏敏突然“嘶”了一声，整个人条件反射地缩了一下。
“怎么了？”林淑芬立刻停了手。
“左腿，左腿麻了一下，像是过电一样，一下子就好了。”
林淑芬的心猛地一沉。她做了大半辈子医生，最怕的就是这种“过电感”。那意味着针尖可能触碰到了神经根，或者药物注入了神经根周围不恰当的位置。
她没有慌，这种并发症虽然少见，但不是没有遇到过。她迅速将穿刺针退出一小段距离，再次回抽确认无误，然后减少了推注的药量，缓慢地、分次地将剩余药物推进去。
操作结束，她拔出穿刺针，用敷料贴好穿刺点。
“好了。你在治疗床上平躺二十分钟，不要动，我待会再来看你。”林淑芬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但她的手心已经出汗了。
她走出治疗室，在走廊里站了十几秒，等心跳平复了一点。然后她去护士站找了一个护士，让她二十分钟后去治疗室看看苏敏的情况，有什么异常随时叫她。
二十分钟后，护士来叫她，说病人感觉左腿有点没力气。
林淑芬快步走进治疗室，苏敏还躺在床上，但脸色比之前更白了，嘴唇几乎没有血色。她的左腿似乎不太听使唤，尝试抬起来的时候只有脚踝能动一点。
“林医生，我感觉左腿有点麻，使不上劲。”苏敏的声音带着一丝慌乱，但她还在努力控制自己，眼睛直直地看着林淑芬。
林淑芬给她做了详细的神经系统检查。左下肢肌力明显减退，大约三级，膝盖以上的肌肉几乎不能对抗重力，而右腿肌力完全正常。左侧的膝反射消失了，右侧正常。感觉平面在腰部以上没有问题，左腿的浅感觉有所减退。
她的脑子里快速闪过各种可能性。最坏的情况是硬膜外血肿压迫了神经，或者是药物误注入神经根鞘膜内引起的化学性神经炎。也有可能是局麻药的作用，但利多卡因的麻醉效果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而且不应该出现肌力减退这么明显的表现。
她立刻开了急诊的腰椎磁共振检查，同时用了大剂量的甲泼尼龙进行冲击治疗，这是针对急性神经损伤的标准处理方案。
磁共振的结果出来得很快。影像上显示L4-L5水平的硬膜外腔有少量高信号影，但没有明确的血肿形成。神经根周围有水肿，但整体情况比她担心的要好一些。
苏敏被收进了骨科病房。林淑芬亲自去办的住院手续，亲自跟家属交代病情。苏敏说她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她的母亲在老家宜宾，女儿在上小学，她不知道该怎么通知家里人。
林淑芬看着她躺在病床上，左腿上的肌力监测仪器的线缆连接着床头的心电监护，数字一跳一跳的，在安静的病房里发出细微的滴滴声。苏敏的眼圈红了，但没有哭出来。她从床头柜上摸到手机，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声音很轻：“妈，我腰有点不舒服，在医院住两天，没事，你帮我接一下妞妞。”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放在枕头边，闭上了眼睛。
林淑芬站在病房门口，站了很久。
她想起自己刚当医生那年，在急诊轮转，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因为腰椎骨折被送进来，她给做神经功能检查的时候，那个年轻人突然抓住她的手，说“医生，我是不是会瘫”。那双手滚烫的，全是汗，握得她生疼。她那时候二十二岁，刚毕业不久，面对那种恐惧，她只能说出教科书上标准的安慰话语。
而现在她六十三岁了，见过太多病人的眼泪和恐惧，可她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告诉一个三十八岁的独身母亲，她的一条腿可能不会恢复得那么快。
那天晚上林淑芬没有回家，她在办公室坐到很晚，一遍遍地复盘今天操作的每一个细节。体位、定位、消毒、穿刺、回抽、推注——每一个环节她都在脑子里过了至少十遍。她确定自己没有违反任何操作规程，但并发症还是发生了。这大概就是做医生最无奈的地方，你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结果却不一定是正确的。
第二天早上查房，苏敏的左腿肌力略有恢复，大约到了四级，但还是比右腿差很多。感觉平面没有明显变化，大小便功能正常，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林淑芬站在床尾，把查房结果跟苏敏说了一遍。苏敏听得很认真，像一个学生在听课。等林淑芬说完了，她问了一句：“林医生，我能恢复到正常吗？”
这个问题林淑芬没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从影像学上看，损伤不算特别严重，但这种化学性神经炎恢复的时间因人而异，有人几周就好了，有人几个月，有人可能一辈子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大部分病人经过积极治疗和康复训练，都能恢复得很好。”林淑芬用的是“大部分”，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医生的表述方式，不是敷衍，而是严谨。
苏敏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
查完房以后，苏敏的妈妈从宜宾赶过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背着一个大编织袋，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煮好的鸡蛋。她在病房外面拦住林淑芬，操着一口宜宾话问：“医生，我女儿到底咋回事？她在电话里不跟我说实话。”
林淑芬把老太太带到办公室，倒了杯水给她，然后把她女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她说了腰椎间盘突出的诊断，说了封闭针的治疗，说了并发症的发生和目前的处理方案。她没有隐瞒，也没有推诿。
老太太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了一句话：“林医生，我相信你，我女儿也相信你。你别往心里去，这件事不怪你。”
林淑芬的鼻子突然就酸了。她做了四十多年医生，听过感谢，也听过谩骂，但这种在出了事之后病人和家属还能说出“我相信你”的时刻，每一次都让她觉得这个职业没有白做。
她深吸一口气，把那股酸涩压了下去，然后开始给老太太详细解释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她联系了康复科的同事，准备给苏敏做早期的床旁康复训练。她又联系了神经内科，做一个肌电图检查，评估神经损伤的具体程度。
接下来的几天，林淑芬每天至少去看苏敏两次，有时候三次。早上去查房，中午去问问情况，下午下班之前再去一趟。康复治疗师来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看着，偶尔提几句自己的看法。
苏敏的恢复比预期的要好一些。第三天的时候，她的左腿肌力恢复到了四级加，可以在床上做直腿抬高了。第五天的时候，她能在搀扶下站起来了。第七天的时候，她自己去上了厕所，虽然走得慢，但确实是自己走过去的。
那天下午林淑芬去看她，发现她在笑，脸上的苍白退了一些，眼睛里有了点光彩。
“林医生，我今天自己上厕所了。”苏敏的语气像个考了一百分的小学生跟家长汇报成绩。
林淑芬笑了，这是她一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真正地笑出来：“好，好，特别好。”
她站在窗边，阳光正好照进来，照在她白大褂的左肩上。窗外是成都灰蒙蒙的天，楼下院子里有几棵银杏树，叶子刚开始泛黄。
苏敏的妈妈端了一碗自己熬的骨头汤过来，非要林淑芬喝。林淑芬推辞不过，端着碗喝了两口，汤是咸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有点苦。
她放下碗，对苏敏说：“你安心养着，等你好了，我请你吃火锅。”
苏敏笑了，眼角有一道很浅的细纹：“那可说好了，林医生，我要吃大宅门的。”
“大宅门就大宅门。”
林淑芬走出病房的时候，在走廊里遇到了医务科的小王。小王叫住了她，表情有点微妙：“林老师，三床那个病人，是不是有个做律师的亲戚？今天有人打电话来咨询医疗事故鉴定的流程。”
林淑芬的脚步顿了一下，但只有一下。她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
她没有回头，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走廊很长，白色的日光灯把地面照得发亮，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她想了很多事情，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最后她想，如果苏敏真的要告，那也是她的权利。但对林淑芬来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苏敏出院之前，尽最大的努力，让那条腿恢复到最好的状态。
至于其他的，交给时间。
也交给那个六十三岁的老医生，那颗还在每天早起、坐门诊、看病人、写病历的老心脏。
它在胸腔里跳动着，不急不慢，跟刚当医生那会儿，一个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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