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主党能否在对以色列的低空战场上占据上风？真主党的光纤无人机并非“神兵利器”，但它暴露了以色列在低空防御上的脆弱性。
2024年8月31日，伊朗首都德黑兰一栋建筑上悬挂着一幅巨型横幅，画面是一架带有真主党标志的无人机。如今，以色列北部战线上的新战争声响，不再是战斗机的轰鸣，也不是弹道导弹发射时的特征声，而是光纤无人机的嗡鸣。这类无人机便宜到可以承受损失，精确到足以产生实质影响，也足够难以被干扰，因此暴露出以色列军方在作战理论上的一个缺口。
真主党的无人机，正在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入侵部队带来战术摩擦、心理压力和作战成本。虽然战损评估仍不完整，作战层面和战略层面的影响也仍有争议，但其战术效果已经相当清楚。
首先需要打破的一个迷思，是把这件事看成“新鲜事物”。无人机作战并非始于乌克兰，光纤制导也远非新技术。无人化打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曾在“阿佛洛狄忒行动”和“铁砧行动”中，尝试把轰炸机改装成遥控爆炸飞行器。
早在1944年，美国海军第一特种任务航空大队就曾使用电视制导、遥控操作的TDR－1攻击无人机，对日本目标实施命中。在地面战场上，纳粹德国国防军曾使用“歌利亚”履带地雷。这是一种有线制导的爆破车辆，用今天的军事术语来说，可视作“无人地面车辆”。装甲部队和战斗工兵部队都曾使用它，包括在1944年华沙起义期间对付波兰抵抗力量。
在中东，依靠实体连接进行制导也并不新鲜。1973年10月，埃及反坦克分队曾使用苏制AT－3“婴儿”导弹，在战争初期摧毁以色列装甲力量。这种导弹在阿拉伯世界更常被称为“萨格尔”或“鹰”。
以色列自身也有深厚的无人机传统。1982年贝卡谷地战役中，以色列的遥控飞行器帮助其对叙利亚苏制地面防空系统实施了一场堪称教科书式的压制。
2016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为首个把简易无人机作战带到作战规模的非国家武装。在摩苏尔战役中，得到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推进几乎陷入停滞，因为24小时内有70架“伊斯兰国”无人机出现在空中，在美国常规制空优势“下方”展开行动。
这一事件标志着，自1953年4月以来，美国地面部队首次遭到来自空中的攻击。今天真正新的地方，在于一种可能产生战略效果的战术融合：商用零部件、第一人称视角操控、战场实时视频、低成本精确打击、宣传影像，以及通过实体连接降低电子战脆弱性。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我所称的“信息——动能机动”——在这种状态下，传感器、射手、旁观者和心理效应纠缠在一个高度密集的战场生态中。
无论是黎巴嫩南部还是乌克兰，都不能简单概括为“无人机战争”。无人机是在延展常规部队的能力，而不是取代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或后勤。
真主党的无人机作战，并不是从今天的光纤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才开始的。其反无人机的学习曲线可以追溯到2006年之前，最典型的是1997年的安萨里耶伏击。当时据称，真主党截获了未加密的以色列无人飞行器视频信号，并把这些传输内容反过来用于对付本应受其保护的精锐“沙耶特13”突击队。
实际上，真主党把以色列的空中侦察变成了一条“反向杀伤链”：它观看以色列正在观看的内容，识别被监控的行动轴线，并在以色列自身的监视体系内部设下伏击。
到2006年战争时，这种做法已从被动利用以色列系统，演变为主动的无人化作战。真主党向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射了伊朗来源的“阿巴比勒”和“米尔萨德”无人机，其中包括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真主党的无人机理论，核心就在于突入、扰乱、利用并争夺低空空域。
如今，真主党转向无人机，并不是发明了什么新东西，而是在吸收既有经验。该组织正把乌克兰的经验，转译到黎巴嫩南部这一高度压缩的地理空间中。
真主党宣称，4月下半月其针对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的22次袭击中，有16次使用了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它还另行发布了展示本土无人机生产的影像。
其战略意图很清楚：真主党正试图在以色列高端导弹防御和空中监视体系之下，构建一层低成本的精确打击能力。
用军事术语来说，这一层就是“空中滨海地带”。在这里，它之所以更为关键，是因为与乌克兰不同，这片战场很小。
利塔尼河在西段距以色列边境大约30公里，在东段部分地区距离更近。如果以色列像一些官员所暗示的那样，试图控制一直延伸到利塔尼河的黎巴嫩南部地带，那么战场的大部分区域都将处于短程无人系统、观察分队、反装甲小组、间接火力和信息行动的可及范围内。
这里的地形——村庄、山谷、山脊线、果园以及破碎的城市掩护——并不能保证战略成功，但它确实为那些可被拍摄记录的战术效果创造了机会。真主党并不需要大规模摧毁装甲编队，才能取得军事和政治效果。
它需要做的，是让暴露变得代价高昂，让机动变得更慢，让后送变得更危险，并让所谓“安全区”显得并不安全。第二个需要打破的迷思是：无人机并不是通往胜利的配方。乌克兰给出的教训，不是“买了无人机就能赢”，而是规模、整合和作战理论。
乌克兰之所以变得难以对付，并不是因为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或其他任何一种无人机天生具有决定性，而是因为它把“无人”系统与侦察、目标指示、电子战、数据、采购、训练和指挥、部队结构与部队设计，以及持续适应能力连接起来。
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战线”计划。该计划试图把零散的无人机使用方式，转变为一种系统化模式，让无人系统成为打击行动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无论是黎巴嫩南部还是乌克兰，都不能简单称为“无人机战争”。无人机是在延展常规部队，而不是取代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或后勤。“无人”这个说法本身就容易误导。每一次无人机出动，背后都依托一整条由人和后勤构成的链条：飞手、支援人员、维护人员、分析人员、通信、储存、运输和弹药。
此外，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反制措施已经表明，电子战仍会降低无人机的可靠性，干扰目标指示，并增加协同避碰的复杂度。在黎巴嫩，真主党很快也会发现，光纤无人机确实缓解了一个问题——干扰压制——但同时又带来了其他问题：与其他系统相比航程有限、线缆脆弱、环境摩擦，以及在火力压制下难以扩大受训操作人员规模。
以色列接下来很可能采取的适应性反制，将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单点性的。不会存在一招制胜的“银弹”。它的应对必须结合更早期的探测、分层反无人机覆盖、加固车辆和阵地、分散部署、欺骗、伪装、严格的机动纪律、受保护的伤员后送，以及快速的战场学习能力。
临时搭设的网和笼式结构或许能降低暴露风险，但真正的答案，需要一套诸兵种合成的反无人机体系，把低空“空中滨海地带”视为决定性战场，而不是烦人的附属问题。因此，战略问题不在于真主党能否打击单个以色列车辆或士兵，而在于它能否把这类攻击扩展成一套可持续的作战体系。
在以色列压力之下，它能否维持补给、操作人员、指挥控制、情报和政治纪律？它能否在不暴露自身网络的情况下，把无人机与火箭弹、反坦克导弹、迫击炮、侦察和信息效果整合起来？它能否把战术震撼转化为作战瘫痪，或者转化为战略谈判筹码？这些问题仍有待观察。
以色列或许仍主导着高空，但真主党正在争夺空域的低层。乌克兰仍是当代“空中滨海地带”和海上无人机作战的引领者。黎巴嫩南部不是顿巴斯，真主党也不是乌克兰武装部队。
但真主党已经理解了一个许多常规军队很晚才明白的道理：低成本精确打击的战场已经到来，拥有精密昂贵的平台，并不自动意味着能够控制战术前沿。以色列或许主导着天空，但真主党正在争夺空域的低层。
对真主党而言，战场表现直接关系到其政治生存和战略相关性。对以色列而言，教训同样鲜明：未来战场不只存在于20000英尺以上的高空，也不只存在于导弹防御包线之内。它同样存在于离地面仅数米的空中，被实时拍摄，并最终取决于它能否让对手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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