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北平城已经换了天地。街上的行人穿着新式服装，解放军战士在城门口站岗，一切都透着新鲜劲儿。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从香港辗转而来，踏进了这座千年古城。

这人叫李时雨，身份可不一般——他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少将。

军统少将敢在这个时候来北平？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街坊邻居们窃窃私语，连站岗的战士都多看了他几眼。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这个军统少将居然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中南海，还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解放军军装。

消息传开，所有人都傻了眼。

要说李时雨这人的经历，那真是比戏文还精彩。他本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从小爱读《水浒传》，最佩服及时雨宋江，索性就把自己名字改成了李时雨。1927年，十九岁的他在北平法政大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抗战爆发后，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个特殊任务：打入汪伪政府。李时雨二话没说，收拾行装就去了南京。这人脑子活络，办事利索，没多久就成了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的心腹，官越做越大，情报也越传越多。日本人投降后，他又接到新指令：打入军统。

军统是什么地方？那是国民党特务的老巢，戴笠的眼皮子底下。可李时雨硬是凭着在汪伪政府“工作出色”的履历，被军统上海区负责人余祥琴看中，推荐进了军统。更绝的是，1946年初，军统头子戴笠来上海开会，专门在“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上点名要见李时雨。

“哪一个是李时雨先生？”戴笠当众问道。

李时雨心头一紧，还是镇定地站起来：“我是。”

戴笠上下打量他一番，点点头：“我知道你，余祥琴说过，这些年你在汪伪政府为党国做了很多事情。”说完还当众表扬了一番。从此，李时雨在军统里就成了戴笠“赏识”的人，官至少将组长，在敌人心脏里如鱼得水。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汉跟余祥琴不对付，就开始查李时雨的底细。这一查还真查出问题：李时雨的弟弟和妻子在抗战时期都曾因“共产党嫌疑”被捕过。沈维汉如获至宝，立即给在北平的戴笠发电报，请求批准逮捕李时雨。

电报发出去，沈维汉就等着戴笠回电抓人。可他万万没想到，戴笠收到电报后，不但没同意逮捕，反而在回电中写道：“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他参加本局的工作成绩如何，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也。”

原来，戴笠收到电报后心里犯嘀咕，专门去找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打听李时雨的为人。可戴笠哪里知道，这个李国章也是地下党！李国章自然把李时雨夸成了一朵花。就这样，聪明一世的戴笠，被两个共产党联手耍得团团转，亲自出面力保了李时雨。

有了戴笠这把保护伞，李时雨在军统里更加如鱼得水。可好景不长，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飞机在南京岱山失事，这位特务头子一命呜呼。戴笠一死，沈维汉没了顾忌，立即逮捕了李时雨。

接下来的日子可不好过。军统的刑讯室里，各种酷刑轮番上阵，李时雨被打得皮开肉绽，可他就是咬紧牙关，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疼得受不了的时候，他反而破口大骂：“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

特务们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派人假装地下党跟他接头。李时雨心里明镜似的，嘴上却装糊涂，一点破绽不露。最后军统实在找不到证据，只好把他转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由法院审理。上海法院判了他七年半有期徒刑，关进了大牢。

这一关就是三年。1949年2月，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财政吃紧，被迫释放一批囚犯，李时雨这才重获自由。出狱第二天，他就在报纸上登了约定好的“寻人启事”，很快和党组织接上了头。

组织上让他立即撤离上海。李时雨带着妻子孙静云先到香港，再从香港乘船到天津，最后辗转来到北平。临行前，香港的地下党同志交给他一部线装书，里面藏着绝密情报，让他务必亲手交给中央。

1949年4月26日，李时雨踏进北平城，很快被带到中南海。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接见了他。李时雨把那部线装书郑重地交到童小鹏手里，长出一口气——十五年的潜伏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

三天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在香山接见了他。刘少奇紧紧握着他的手，感慨道：“你在敌人内部战斗了十五年，一个人抵得上三个师，如今凯旋而归，真是个奇迹啊！”

直到这时，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戴笠生前力保、官至少将的军统特务，竟然是潜伏了十五年的红色特工！消息传开，不知多少人惊掉了下巴。

李时雨后来在诗里写道：“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这四句诗，道尽了他十五年的惊心动魄，也道出了一个传奇特工的无悔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