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打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沉重地打击了越南当局的侵略扩张气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国的尊严，保卫了中越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场持续28天的战争，还治愈了困惑我军多年的“火力不足恐惧症”。
“火力不足恐惧症”这个说法，如今在网上是军迷们爱用的一个“梗”。但它背后藏着的，其实是几十年来用鲜血换来的惨痛记忆，指的是我军因为长期缺乏重火力，不得不用血肉之躯来对抗敌人的钢铁洪流，从而对强大火力生出一种刻骨铭心的渴望。
这份恐惧的根，在建军之初就扎下了。
1927年南昌起义后，红军长期在偏远农村和山区活动，武器全靠从敌人手里夺，或者土法手工打造。不少战士只能拿着梭镖、大刀上阵。长征前，中央红军能配上枪的还不到四成。
红军
那时，每个战士分到的子弹往往只有三五发。为了把这点家底用在刀刃上，必须等敌人摸到眼前了才能开火。这种近乎原始的作战条件，逼出了近战夜战的传统。
抗战时期，情况依然严峻。
八路军奔赴敌后坚持抗战，发动人民群众，队伍迅速扩大。但枪支弹药却没有跟上。到了1940年，八路军里只有三成人有枪，而且80%的枪械“来复线已磨平，口径已松，射击已失效”，弹药也严重不足。
“小米加步枪”这个说法，就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小米代表糊口的粗粮，步枪代表落后的武器。
就是靠着这样简陋的家底，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苦撑。每一次胜利，都是用远超对手的牺牲换来的。
八路军
到了解放战争，我军的火力总算开始有了起色。靠着大量缴获，部队的重装备逐渐多了起来。老蒋的“运输大队长”荣誉称号，那是当之无愧呀。
在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已经拥有9219门火炮和掷弹筒，战役期间发射炮弹超过15万发。
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发射各种炮弹68万发。
在平津战役的天津攻坚战期间，东北野战军仅炮火准备阶段40分钟，就发射炮弹6万余发。
东北野战军
但真正让“火力不足恐惧症”集中爆发的，是抗美援朝。
入朝初期，中美装备差距之大令人心痛。美军一个步兵师就有149辆坦克、72门榴弹炮、35辆装甲车，而志愿军一个5万人的军，这3样数字，都是零。
那时候，面对海陆空全面存在的美军，志愿军既没有空军参战，也没有海军参战，地面部队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编制。可以说，志愿军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如“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可用“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好我差”十二个字来概括。
上甘岭战役就是“火力不足恐惧症”最惨烈的缩影。
短短40天内，美军在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190多万发炮弹，山头被硬生生削低两米。
上甘岭战役
这场立国之战，让中国患上了“重度火力不足恐惧症”。
战后，我军将炮兵当作陆军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各种火炮的研发和列装进入了快车道，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绝不能再让战士用身体去挡炮弹。
到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军终于在火力上反了过来，特别是炮兵，对越军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当时我军参战的各种火炮总数高达9000多门，而对手越军的队属炮兵满打满算不过千余门，力量对比五比一，数量和质量都远胜对方。
这回，轮到我们的大炮唱主角了。
整场战争打下来，我军发射了88万多发炮弹。越军伤亡中炮击占比高达91%，炮兵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盖过了步兵和装甲部队。
谅山战役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军55军集中了19个炮兵营，对城内33个重要目标猛轰了30分钟，打了近万发炮弹。
谅山战役胜利啦
守谅山的是越南主力第3师，被称为“英雄师”，结果一开战就被打懵了，向上级报告说“从未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炮弹一直地轰，数不清有多少发”。
而在后续的两山轮战阶段，最著名的松毛岭炮战中，我军在14个小时内消耗炮弹1261吨，用铺天盖地的炮火攻势瓦解了越军的全线进攻。
1984年的“7·12大战”中，我军更是创造了单日3400吨炮弹、人均13.1吨的火力密度。
当然，这场仗一开始也有步炮协同不熟练的问题。后来我们迅速调整，把重炮配属给一线部队，派炮兵观察组紧跟步兵冲锋，随时呼叫精准打击，把炮火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经过28天作战，我军步炮协同日益成熟，横扫越北，歼敌5万余人，炮兵歼敌占到歼敌总数的90%以上，有力印证了炮兵作为“战争之神”的不可替代地位，也彻底治愈了“火力不足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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