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那个打开“出口”的人
□ 郑佳萍
图为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东关人民法庭法官丁国芳（左二）为当事人做调解工作。 郑佳萍 摄
走出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东关人民法庭调解室，徐某握着法官丁国芳的手，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只是重重地握了几下。秦某和张某跟在后头，一前一后走出了大门，没有再争吵，脚步明显轻快了许多。
就在几个小时前，这三位当事人还拍着桌子互不相让。谁也没想到，一桩标的额5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竟纠缠了整整九年。
2017年2月，被告秦某向原告徐某出具了一张5万元的借条。但秦某坚称自己从未收到钱，只是应前妻张某的要求签了字，实际借款人是张某。张某也承认，自己借了钱做海产品生意，陆续还了2.2万元，后来生意做不下去，剩下的实在拿不出来了。
可徐某认为钱就是借给秦某的，借条上白纸黑字。从2018年起，他一次次催讨，对方一次次敷衍。九年过去，本金加利息，他认为自己该拿回8万多元。老人年过六旬，在调解室里眼眶泛红：“我不是非要这点钱，我是咽不下这口气。”
秦某反应更激烈。他和张某几年前离了婚，独自带着孩子，经济拮据。如今前妻的麻烦找上门，他觉得自己被算计了。调解室里，他几次拍桌站起：“法院要是判我还钱，我就豁出去了！”
张某始终低着头，偶尔抬头，眼神里是躲闪和疲惫。她承认欠钱，但靠打零工维生，实在拿不出更多钱。
“这个案子，驻庭调解员调解了两次，我在庭前也调解了一次，都没成功。”丁国芳心里清楚，一判了之容易，但这九年积攒的怨气如果不化解，矛盾只会越结越深。
研究案卷时，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关键词：徐某——要说法，要尊严；秦某——怕被拖累，怕输；张某——认账，但无力还款。“他们内心的愿望其实是一样的，都希望被看见、被理解。”丁国芳思考道。
调解那天，丁国芳没有急着讲法条。她挪了挪椅子，靠近了他们：“今天咱们不急着谈钱，先聊聊这些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沉默了几秒，徐某先开了口。他说起2017年借钱时的情景，说起那上百个催债电话，每一次都被“明天还”的空话搪塞过去。
秦某听着，脸上的愤怒渐渐变得复杂。他接过话，说起离婚后的日子——早出晚归打工，孩子作业没人辅导，他是又当爹又当妈。他越说越大声：“她借钱亏本，凭什么把我拖下水？”
张某一直没抬头。丁国芳轻声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她慢慢抬起头，眼眶红了，声音很低：“法官，我知道我错了。这笔钱是我借的，是我没还上……我也在还，可是真的还不起那么多……”
她说着，眼泪掉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是一份还款记录。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最多的一笔5000元，最少的一笔300元。她说，每次还钱都让徐某打了收条，这些条子她全压在枕头底下。
丁国芳把那张纸递给了徐某。老人戴上老花镜，一行一行看了很久。看完，他没有说话，但眼神变了——不再是执拗和怨气，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或许是不忍，或许是理解。
沉默了许久的秦某开口了，声音明显低了下来：“她欠的钱，跟我确实没关系。可我签字了，我也有责任。”他看向徐某：“徐叔，我不是不想还，我是真的拿不出那么多。”
“那一刻，我知道，心门开了。”丁国芳回忆道。
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调解顺利了许多。最终，三方谈妥了方案：秦某每月拿出3000元，张某每月拿出1250元，直到还够徐某的本金。徐某放弃了利息，只说了一句：“我不要利息了，只要你们说话算话。”
协议签完，已是中午12点多。
“这些‘多一次’的倾听与坚持，让他们终于把憋了九年的话说了出来——徐某的委屈被人听见了，秦某的愤怒被人看见了，张某的无力被人理解了。”丁国芳后来在办案札记中这样写道。
在她看来，这个案子标的额虽小，但意义很大。它让她更加坚信，司法的力量不仅在于裁判的权威，更在于修复的温度。那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说法”，更是一个“出口”。而法官，能够成为那个打开“出口”的人。（郑佳萍）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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