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指挥家，也是作曲家。来自芬兰的“双料大师”埃萨-佩卡·萨洛宁，永远在两种身份之间切换。
今年4月，作为巴黎管弦乐团下一任首席指挥，萨洛宁带领乐团展开中国巡演；而作为香港管弦乐团这个乐季的驻团作曲，他有五部作品集中呈现给亚洲乐迷。
“一个热闹，一个孤独，两种工作的模式、节奏和状态，截然不同。”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68岁的萨洛宁笑说，他常在飞机和火车上作曲，随遇而安，不能太挑剔环境。
萨洛宁和广州乐迷交流 摄影：Desmond Chan
港乐驻团作曲，五部作品集中呈现
从《开局》《卡斯托尔》《波吕克斯》，到《小提琴协奏曲》《圆号协奏曲》——2025/26乐季，港乐会集中呈现萨洛宁的五部作品。5月初在香港文化中心，他首指港乐，亚洲首演《圆号协奏曲》。
“圆号是我在音乐世界里的初恋。”萨洛宁的老师是芬兰“圆号宗师”法兰斯曼，随他学习才一年，他就下定决心，未来只想从事音乐工作。
萨洛宁早有写圆号协奏曲的想法，但要付诸实行通常需要一个契机：对的时间、对的人。2021年，琉森音乐节找上门，希望他为斯蒂芬·多尔写一首协奏曲。萨洛宁几乎没有犹豫。多尔是柏林爱乐圆号首席，也被乐迷称为“地球村圆号第一人”。
“我很欣赏多尔的艺术造诣。他热衷演奏新作，经常委托作曲家创作圆号新曲，同辈中无人能及。”写作花了18个月。有些草稿来自很久以前的旧作，那些在抽屉里沉睡多年的旋律碎片，终于找到安身之处。
这首新作把挑战性拉满。“多尔像玩游戏似的，把圆号完成‘百变音色玩具’。”观众评价。
萨洛宁和多尔联袂演绎《圆号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联合委约 摄影：Desmond Chan
《小提琴协奏曲》牵连着另一段跨越十几年的缘分。4月底在香港和广州，港乐候任音乐总监贝托祺执棒乐团，联手小提琴家莱拉·约瑟夫维茨，献上这首难度极高的作品。
故事要从一封手写信说起。十三四岁时，约瑟夫维茨还是柯蒂斯音乐学院学生，给萨洛宁写信，希望他能为自己写一首协奏曲。
“这个孩子很有决心，很有趣。”萨洛宁至今保留着那封信，但真正的合作要等十多年后。同台数场音乐会后，他惊讶发现，她对当代作品有着极高热情，而且永远背谱演奏，像对待贝多芬、勃拉姆斯的协奏曲一样严肃认真。
约瑟夫维茨忙于全球演出，两人主要通过邮件沟通。她无所畏惧，不断鼓励他勇闯未知领域，还希望给她一些段落，在平静、舒缓的时刻，用极少的音符传递色彩与情感，表现 “寂静之美”。
这首问世于2009年的协奏曲，像是约瑟夫维茨的音乐肖像，也藏着萨洛宁的私密叙事，成为他50岁的一道分水岭。2009年，他卸任洛杉矶爱乐音乐总监——他在那工作了17年，随后和家人搬到伦敦。这些事情叠在一起，好像为他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打开了大门。
贝托祺和约瑟夫维茨联袂演绎《小提琴协奏曲》 摄影：李乐为
萨洛宁还曾担任柏林爱乐、纽约爱乐的驻团作曲。驻团作曲可以让乐团和作曲家深度共鸣，乐团能摸透一位作曲家的风格，演出越来越得心应手，观众也能慢慢了解作曲家的音乐语言，感受到隐秘的乐趣。
“写完作品最幸福的时刻，是坐在观众席，听别人指挥我的作品，听出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东西。”在广州，萨洛宁亲见贝托祺指挥《小提琴协奏曲》，这位芬兰同侪还会在新乐季执棒他的《大提琴协奏曲》。他乐见年轻人演绎他的作品，“这让我对音乐生命力的延续，多了一份期许。”
在芬兰小屋写，也在飞机火车上写
少年萨洛宁害羞内向。大部分时间，他一个人待着，读书、写诗、吹圆号。作曲成了缓解孤单的出口。他还记得，自己写过三十秒左右的弦乐四重奏小品，“那是属于我的快乐天地，无比自由，肆意想象。”
17岁，他写了一首圆号与钢琴的二重奏，去找西贝柳斯音乐学院的作曲教授。不久，他正式入学，学圆号、作曲，也随“芬兰指挥教父”约马·帕努拉学指挥。在校期间，他与马格努斯·林德伯格等同窗组建了“大开耳界”学社，立志推广新音乐。
萨洛宁和香港管弦乐团 摄影：Desmond Chan
萨洛宁拥有先锋视角和无穷创造力，作品横跨交响、室内乐和合唱领域，甚至还为管风琴写过协奏曲。无论是沉溺于哀伤，还是沐浴在欢愉，他都会摊开五线谱，试着定格那些瞬间。
关于灵感，萨洛宁有一套自己的“收集术”。他会随身带笔记本、电脑和iPad，要么手写，要么用作曲软件存档，也有很多会记在脑子里。
哪怕忙于指挥工作，他也会坚持收集碎片，等作曲时，手头已有一堆素材。他会翻看碎片，大部分会被舍弃淘汰，但总有一些有意思的构思，可以顺着打磨、延展，发展成完整作品。
“从已有的灵感往下写，远比从零开始要轻松得多。就像写文章，最煎熬的是脑海一片空白，只要写下第一个字、第一句话，后面就顺畅多了。”
他最理想的作曲环境，是自己在芬兰波罗的海旁的乡间小屋，推窗见海，万籁俱寂，“在那里，我内心最平静，创作状态也最好。”他也常在人潮汹涌的酒店和轰鸣的火车、飞机上作曲。和巴黎管弦乐团巡演，他在火车上完成一首新作。常年四处奔波，他没法对创作环境太过挑剔，只能随遇而安。
萨洛宁和香港管弦乐团 摄影：Desmond Chan
谈起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作曲家，萨洛宁报出了一长串名字——巴赫、贝多芬、马勒、理查·施特劳斯、布鲁克纳、斯特拉文斯基、德彪西、巴托克，以及卢托斯瓦夫斯基、利盖蒂……但他随即苦笑了一下，这也是最大的烦恼。
那些深爱的音乐，会不知不觉深入潜意识。开始创作时，他必须努力把这些音乐“赶走”。
多年前，在为马友友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构思时，他在梦里听到一段完美旋律。“我梦见怎么开头了！”他欣喜若狂，跑到厨房告诉妻子。匆匆执笔，他越看越眼熟，竟然来自卢托斯瓦夫斯基《第三交响曲》。“我的记忆库太强了，真让人伤心！”他哭笑不得。
写《圆号协奏曲》时，他索性换了一种态度，不再抗拒，而是拥抱那些闯入脑海的经典片段，变成创作素材，例如第一乐章引用莫扎特《第二圆号协奏曲》，第二乐章沿用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开端的独奏。
这些片段在乐曲中忽隐忽现，像大海中忽而游近水面捕食昆虫、忽而再度潜入深海的鱼类：一闪而过，转瞬即逝，时间短得几乎无法捕捉。
两种身份的切换，从来没有容易过
早年，萨洛宁没想过成为指挥家，但命运另有安排。
1979年，他首次以指挥身份登台，与芬兰广播交响乐团合作，依然觉得自己是作曲家。1992年，他成为洛杉矶爱乐音乐总监，一待就是17年。2000年，他公布意外决定，告别指挥台，休整一年，专注作曲。
现在，他尽量保持每年有5个月用于作曲。今年，他的指挥工作会持续到夏天，余下时间都是自由的。
萨洛宁和巴黎管弦乐团 摄影：茅新麟
但两种身份的切换，从来没有容易过。
“指挥是极度社交型的工作，每天和上百位乐手合作，还要面对台下观众，氛围热烈，互动紧密。”戏剧、舞蹈、电影都是集体创作，连画家也有助手。作曲截然相反，孤身一人，没有掌声，只有安静。朋友甚至和他开玩笑，应该在工作室摆一个机器人，为他鼓掌。
节奏也是天壤之别。指挥一场音乐会，一周内能完成排练和演出，情绪高涨，充满激情。作曲呢？“非常缓慢，一首作品可能要花好几年，有时一天下来，只写出短短五秒的音乐动机。”
他形容，两种工作需要不同的能量，就像百米短跑和马拉松，没有一个运动员能在同一天完成这两项运动。
每次从指挥切换到作曲，他至少需要一周的适应期，要调整和放缓呼吸节奏，集中思想。反过来也一样。埋头写作两个月再去指挥，有时很难重返高能量，第一次排练会“奄奄一息”，“不是体力上的消耗，而是要掌控百位乐手，如果不习惯，一次排练就会透支所有能量。”
萨洛宁和巴黎管弦乐团 摄影：茅新麟
但萨洛宁最害怕的，不是疲惫，而是重复，把演出和创作变成例行公事。
“我希望每一场音乐会都是一次全新冒险，我的唯一动力就是：也许今天会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场演出。”作曲也一样，他始终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还在未来，只要还活着，他就会朝着那个目标努力。
那么，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萨洛宁想了想，没有掉入绝对标准的陷阱。
“我可以列出五十部极度喜爱的经典，比如近期和巴黎管弦乐团巡演，我越发确信，德彪西《大海》是顶尖的传世杰作。”但审美很主观，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不能简单固化，“每一个音符都恰到好处、无可替换，都能精准服务于想要营造的氛围、情绪和艺术表达，不多一分，不少一分——这就是我心中的理想佳作。”
萨洛宁笔耕不辍，已经出版约80首作品。人工智能盛行的当下，作曲家会被AI取代吗？
“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会最晚被AI威胁、最难被AI替代。原因很简单：商业收益有限，没有巨大的资本利润空间。”他提到一组数据：Spotify上已有十万首AI生成的流行歌曲，每天新增数百首，但几乎没有企业愿意让AI创作交响曲，“只要AI还停留在处理语言文字的层面，没有真正吃透古典音乐独有的音乐语言、创作逻辑和情感内核，就对我们构不成真正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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