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的一天，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陈永贵，病房里一下子来了很多人。
原来，陈永贵自检查出肺癌住进北京医院已经7个多月了，随着全身癌细胞不断扩散，陈永贵时有昏迷，吃饭也只能吃一些流食。也许知道自己时日无多，陈永贵趁着自己还能说话，就把秘书、儿女和老伴宋玉林叫到病床前，他要交代后事了。
“咱家里还有多少钱？”见宋玉林进来，陈永贵开口问。
“这些年你省吃俭用，家里存下来8000多块钱。”宋玉林答道。
听说家里存下8000多元钱，陈永贵开始交代遗嘱，秘书在一旁做笔录。
交代完最后一句话，陈永贵长出了一口气，病房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稍顷，老伴宋玉林擦了擦眼泪，上前拉住了陈永贵的手，略带商量的语气问道：“老陈，能不能把遗嘱改一改？”
陈永贵遗嘱里到底交代了什么？老伴宋玉林为什么要求陈永贵修改遗嘱？遗嘱最后修改了没有？
话还要从陈永贵出任副总理说起。
1975年1月，一位裹着白毛巾的老农走进了电视，他就是大寨村支书陈永贵。这一天，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国家副总理。
陈永贵身份变了，人没有变。他依然一身粗布衣服，头上扎一条白毛巾。他一年中的多半时间都在大寨，在全国各地参与农业建设。下农田，跑调研，分享大寨经验。由于他识字不多，陈永贵的文件多半是有秘书读给他听，然后他在画出重点。
陈永贵一生对党忠诚，任副总理后，他的户口一直留在大寨，不配警卫员，不住高楼，坚持参加劳动，始终保持庄稼汉的本色。把对党的忠诚落实在苦干实干上。
陈永贵一生不谋私利，他的四个孩子从没沾过父亲的光，他们住的是普通宿舍，骑的是破自行车。当年大儿子陈明珠想借副总理的爸爸找个像样的工作，被陈永贵一口回绝了：“回大寨，种田去。”
1980年，陈永贵退休，后来去了京郊一家农场当顾问，他把国家给他的个人补助全部换成化肥票分给了社员。
在陈永贵心里始终装的是国家，是人民，唯独忘了他还是一家之长，家里还有四个孩子。
所以，当老伴宋玉林告诉他，家里存下来8000多块钱时，他想都没想就交代老伴，把这8000多块钱全部拿来交党费。
那一年，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正在读高三，马上就要考大学，孩子当年的学杂费还没有计划。
听完陈永贵的遗嘱，老伴宋玉林这才向陈永贵提出修改遗嘱的要求，她说：“老陈，我知道你一生清白，可你都捐了，孩子上学怎么办？给孩子留点学费吧。”
也许有人会问，身为大国副总理，真的有那么难吗？不至于连孩子的学费都没有着落吧？
还真的是！
那时候，国家领导的工资普遍都低，就拿陈永贵来说，他坚决不领副总理工资，继续在大寨村里领着工分。当时的大寨，虽然在全国是一面红旗，陈永贵一天的工分满打满算，也就一块五毛钱，一个月折合下来45块钱，根本不够补贴家用。
至今网上流传这么一个段子，说是国家某位领导，参加完宴会，拿走了大家喝剩的半瓶酒。这事说出去没有人会信，搁在当时那个年代又不得不信。
既然都是那么穷，陈永贵哪来的8000元存款呢？
陈永贵的8000元存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位于老家大寨的房子拆迁了，得了一笔拆迁费。另一个是他1980年退休后，每年领的退休金。这些年，他省吃俭用硬生生攒下来8000多块钱。
可见，一个国家副总理生活是多么的节俭！
再说陈永贵，望着老伴宋玉林祈求的目光，他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一个微弱的声音从陈永贵的喉咙里发出：“那就改一下吧，5300元替我交党费，给孩子留下3000元做学费用，以后孩子托付给你了。”
1986年3月26日晚上8点35分，陈永贵辞世。按照修改后的遗嘱，家人把5300元交了党费。
一边是对党的忠诚，一边是对家庭的责任，陈永贵全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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