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0年12月10日苏颂出生于厦门同安葫芦山（今厦门同安永丰乡）。22岁时考中进士，他两次出使辽朝，三任馆伴使，历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右丞，1092年升任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宰相。同时他又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他领导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开启近代钟表擒纵器的先河。被称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完成《本草图经》《新仪象法要》科学巨著。
坚持原则，敢于直言。在选人用人上坚持原则。先后三次抵制宰相王安石用人不当行为。第一次王安石想越级提拔秀州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他坚持“举之于众，试之于事，功实著风而后命之”的用人标准，给可予拒绝。第二次王安石又越级提拔李定为权监察御史里行。他以李定“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为由再次拒绝。第三次王安石又要破格提升李定，他采用“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如果确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的托辞，再三拒绝。他发现当时各地争着大兴土木修建寺院，神宗皇帝赐给寺庙的“匾额”太泛滥，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经济负担。他向皇帝请奏，要求“朝廷明立条约，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对违法修建的寺院“并令州县检括指挥一切毁拆”。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颂先后在宿州、江宁、南京、颍州、婺州、亳州、应天府、杭州、开封、濠州、沧州等地担任过地方官。苏颂在主政地方时，关心百姓，体察民情。1076年正月，苏杭再次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在选任地方长官时，神宗认为“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任命他为杭州知府。在杭州任内，他兴修水利，开辟水源，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让百姓用上清洁的水源。在开封任职时他“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兴修水利，减少水患，保护良田。担任沧州知府时。黄河水灾泛滥，他指出只修堤防不注意疏通海口的危险性，做到堵疏结合，经过调研，采取分开引导河流，向东流入湖泊，遇到丰水期把多余的水导入黑龙港流入大海。在淮南担任转运使时，他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灾民嗷嗷待哺的惨景，立即向上报告，为百姓请求救济，不仅考虑到荒年中对灾民的赈济，而且考虑到赈救后物价如何保持社会稳定，流民如何安居乐业等问题。
他不仅政治上有建树，在科技上也有建树。1092年苏颂带领韩公廉等人建成水运仪象台，集计时报时、天文观测和星象显示三项功能于一体。报时装置巧妙地利用了160多个小木人以及钟、鼓、铃、钲四种乐器，不仅可以显示时、刻，还能报昏、旦时刻和夜晚的更点。它的建成具有三个意义，第一水运仪象台的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远祖。第二，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活动屋顶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祖先。第三，水运仪象台的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这一点给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
水运仪象台建成后，苏颂于1094年至1096年间把水运仪象台的总体和各部件绘图加以说明，写成《新仪象法要》一书。《新仪象法要》是我国现存最详尽的古代天文仪象专著，也是一部代表11世纪我国天文学和机械制作水平的重要文献，苏颂在《新仪象法要》十四幅星图，是国内保存的最早星图。星图绘星1464颗，比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022颗，多422颗。
1058年至1061年，苏颂编写《本草图经》一书，书中记载了300多种药用植物和70多种药用动物或其副产品，准确地记载了各种药物的产地、形态、性质、用途、采集季节、炼制方法、鉴别方法等，图文并茂。此外，该书在化学品制备、动物化石和潮汐理论等方面皆有所建树，为多门学科发展作出贡献。明代李时珍对《本草图经》评价极高，认为它“考证详明，颇有发挥”，并在《本草纲目》多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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