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 “女状元”严慰冰结怨林彪叶群遭冤狱|严慰冰|历史杂记|叶群|林彪

严慰冰

1918年一1986年3月15日

严慰冰是陆定一的夫人。

严慰冰是江苏无锡人，她的父亲严朴原本是无锡的一个大财主，思想开明，受革命风潮的影响，向往革命，于1926年把自己的田地分给了农民，并于1928年变卖了家产，从江苏赶赴江西，投身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在瑞金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副部长，后抱病参加了长征，在抗战期间，先后任西安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秘书长等职。

严慰冰是个大才女，1937年，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由于该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她转往延安寻找父母，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四年后，即1941年，在陈云的热心牵线下，嫁给了陆定一。

严慰冰全家照

陆定一也是江苏无锡人。他的父亲陆澄宙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民国时期曾担任过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首都监察厅检察长等政府要职，同样是家财万贯，还是诗书传家。

陆定一自幼聪颖，敏于常人，中学毕业后考入南洋工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在五卅运动中投身革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革命斗士。

陆定一出生于1906年，严慰冰出生于1918年，除了年龄上的差距，他们真的是郎才女貌，极其般配。

1929年，陆定一曾与湖北武昌女子唐义贞结婚，育有一子一女。唐义贞是湖北女子师范的毕业生，在苏联留学时与陆定一相识相恋，后来在江西苏区结婚。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时，陆定一参加了长征，唐义贞面临分娩被留了下来。

从1934年到1941年这漫长的七年时间里，陆定一一直没有唐义贞的消息。后来，料定唐义贞已被敌人杀害，才同意了陈云的作媒，和严慰冰喜结良缘。1943年11月，陆定一和严慰冰生下了一子一女后，收到唐义贞壮烈牺牲于1935年1月31日的消息。

1987年，风烛残年的陆定一，才到南昌和失散了五十多年的儿子、女儿、外孙女相见。他在唐义贞墓前的石碑上留下了亲笔题词：“义贞知己，我的夫人。”

严慰冰与陆定一

严慰冰的文学造诣很深。

有一天，陆定一到毛主席住处开会，很迟才回来。到了家里，他紧紧攥着夫人的手，问：“慰冰，大家都说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很年轻，但他当时到底是多少岁？在什么地方有这方面的记载？”严慰冰听他没头没脑地问出这个问题，有些懵，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在该日的会议间隙，毛主席向与会的同志问了这问题。在场的陈伯达、胡乔木以及中宣部、文化部等一干负责人，全都面面相觑，作答不出。

严慰冰一听是这么回事，扑哧一声笑了，说：“《唐摭言》第十五卷上是记载有的，王勃是在14岁时写了《滕王阁序》。”陆定一将信将疑，找来《唐摭言》，翻到第十五卷，一查，果然。陆定一后来把答案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得连声赞赏，道：“如果在古时候，你夫人能中个女状元。”

但是，这个“女状元”竟然从1960年3月起，以“基度山”、“王光”、“黄玫”等化名，写信辱骂林彪及其家人。信就直接寄到了林彪的住处，前前后后写了40封。

后来很多书都浓墨重彩地写了这一件事。比如叶永烈的《出没风波里》、黄峥的《王光美访谈录》、荒坪的《我的外公陆定一》等等。不过，这些书都大量引用了许多坊间传闻，比如说严慰冰和林彪及其家人的种种恩怨情仇，以及充满戏剧性的“王府井百货大楼踩脚”事件，形同地摊文学。

事实上，严慰冰的侦破，是公安人员通过信件上的邮戳，分析了匿名信投寄的地点分布、时间密度，以及到达这些投寄点的路径，一点点收网，最终锁定在严慰冰身上的。

1966年4月，严慰冰被捕，直到1978年12月才恢复自由，

1986年3月15日去世，享年68岁。

陆定一病逝于1996年，享年90岁。

严慰冰的父亲严朴与家人

秦城监狱里的严氏四姐妹

一段被尘封的株连往事

社会观察君

严慰冰因撰写匿名信辱骂林彪与叶群，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羁押于北京市看守所。在文革期间，她成为了首位沦为阶下囚的女政治犯。

林彪与叶群频繁过问审讯的进展，林彪甚至在案组提交的文件上留下了一句令人胆战心惊的话语：“我要将严慰冰处死十回！”

鉴于严慰冰备受青睐，专政机构自当给予她最崇高的待遇。为此，看守所特地派遣了六名女警官与六名男警官，共同负责监管严慰冰一人。1967年2月11日的清晨，严慰冰被押送至秦城。

谈及秦城监狱，严慰冰回忆道：“踏入监狱，我换上了黑色的囚服，往昔的衣饰已无处可寻。”

“我被安置于单身囚室之中。踏入囚室，那宽阔的铁栅栏随即自动落锁。一位身材略显丰腴的看守向我冷笑道：“你这顽固的囚徒！竟敢如此傲慢，拒不认罪。如今，须得先让你领略些惩戒，以此来整顿你的态度。”说罢，他迅速用手铐将我的双手锁住，同时絮叨道：“这便是自动铐。你要老老实实地忍受，若敢妄动或胡乱挣扎，它便会越收越紧。”

他继续说道：“你不懂得日期吗？我来告诉你，今天是1967年2月11日。”并且宣布，“从现在开始，你的姓氏和名字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编号6707……你必须守规矩！不得随意发言或行动！”“监狱官员下达指令：‘你！案件重大，态度蛮横！不配享有政治优待！以下规定你必须遵守：(一)禁止晒太阳；(二)禁止洗澡；(三)禁止阅读任何书籍和报纸……”

那无疑是名副其实的人间炼狱。每当夜幕低垂，凌晨时分，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那是又一拨囚犯被押解至此。他们面罩黑布，被押解至各自的牢房。我所在的99号牢房，不过6平方米的狭小空间，水泥地面潮湿而冰冷，床铺离地仅有七寸，居住其中，不久便会患上关节炎和风湿之疾。

这间水泥制成的抽水马桶，其水管的总阀门设置在室外。一旦看守人员觉得有必要对你进行小小的惩戒，他们只需轻巧地关闭总阀门，马桶内便会立刻滴水全无。

“常受责罚。狱警及其随从无论昼夜，均可随意开启我的囚室之门，用棍棒对我狂挥；更有甚者，在数九寒天，他们强迫我赤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一站便长达数小时，直至腿部肌肉痉挛、麻木不堪……”

秦城监狱，严慰冰偶遇好友。孙维世——遗憾的是，仅闻其声而不见其人。孙维世，周恩来之养女，亦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她深知江青在上海的种种情状。在延安时期，孙维世曾与江青同台演绎话剧《血祭上海》，才情横溢的孙维世在当时大放异彩，风采盖过了江青。

在《十年动乱》一书中，作家黑雁南记录了江青的一段亲口所述：“在延安时期，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凭借其当时的容貌，夺取了我热恋中的才子。”然而，1968年3月1日，孙维世却遭到了不明原因的监禁，被送入了秦城监狱。

在严慰冰的视角中，囚室宛如幽冥之地，而审讯室则更甚于死寂。她回忆道，那审讯室宛如一座孤岛，完全隔绝于外界。即便室内传来阵阵惨叫，外界却丝毫不得其声。在审讯过程中，主审官首先宣读了三项严规：

首先，务必直接正面作答。若有人询问你是否属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应当明确表示“是”，而不得以任何方式否认。

第二，严禁回避提问。意即不得拒绝就审判官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第三，严禁做出任何小动作。此包括但不限于：不得咳嗽、不得打喷嚏、不得搔痒、不得饮水……

严慰冰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审讯时的凄惨景象：或许是因为太久未曾沐浴阳光，又或许是因那匮乏营养的窝头、腐烂的菜帮子熬成的汤，以及那恶臭的腌菜，导致我的头发大片大把地被残忍扯落，散落在我眼前。我拼命地试图将身旁的头发捡起，十指用力地在地上挖掘。姓张的那人以及那个瘦骨嶙峋的家伙，用他们的军皮鞋猛力踩踏我的手背，一边踩踏一边用力搓揉。我的六个手指的皮肉被搓得血肉模糊，鲜血直流……

陆定一曾在秦城监狱经历“苏秦背剑这种刑罚被称为“游标铐”，其具体方式是，一双手臂分别绕过颈部后背，另一双手臂同样弯曲至背后，最终将双臂紧紧铐合。严慰冰则遭受了超过四十天的反铐之苦，双手无法触及前方，以至于进食时不得不以口咬取食物。

1978年12月，历经十数载的牢狱生涯，严慰冰不屈不挠，终获自由，逃离了她所形容的“人间炼狱”——秦城监狱。然而，在她出狱之际，看守人仍对她发出警告：“狱中之事，切莫外传，若有人胆敢泄露，必将重蹈覆辙，再度沦为秦城监狱之囚。”

然而，这一切并未能将严慰冰吓倒，正因如此，我们才有机会听闻这一段传奇故事。

漫长的秦城岁月，在严慰冰心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刑满释放之初，她几乎无法行走。面对亲人和故友，她总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波动，以至于每次相见，便陷入彻夜无眠的困境。

每当汽车鸣笛，那刺耳的喇叭声总会让她不自觉地联想到秦城监狱迎接新囚犯的场景。夜晚，她入睡时，耳边常常回荡着监狱铁门关闭的声响、狱警的斥骂声以及囚犯的惨叫声。经过漫长岁月的调养与适应，她的精神状态才逐步回归平静。

严慰冰不仅与丈夫一同身陷秦城监狱，其数位妹妹亦因连累而被拘押于秦城。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涯，严慰冰终于获得允许，得以洗去身心的尘垢。

门口那双塑料拖鞋，竟然是严昭的！

严昭，严慰冰的大妹妹，曾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尽管严慰冰在入狱后，内心深处渴望与妹妹重聚，但她从未对妹妹的安危有过忧虑。她坚信妹妹仍在周恩来身边辛勤工作。然而，她做梦也没料到，严昭竟与她同日被捕——她是在上午被捕，而严昭则是在下午。

女牢的马蹄状布局中，严昭被囚禁于52号囚室，与她的姐姐严慰冰仅隔47个囚室之遥，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她曾以这样的笔触，描绘她眼中秦城的风景线：

秦城白杨噪暮鸦，

西风黄叶何处家；

苦怜杜鹃寒风泣，

长门遥隔棠棣花。

在这如鸽子笼般封闭的水泥牢房中，严昭每日必须端坐于离地仅有八寸的狭窄木板上。看守严禁她倚靠墙壁。有一次，她误以为看守并未察觉，遂在墙上倚靠了短短一分钟，却没想到仍被及时发现。愤怒的看守随即用强力的水龙头朝她的床铺喷洒，将她连同被褥淋得湿透。

正值严寒的数九时节，严昭冷得全身发抖。他历经五个昼夜的煎熬，终是凭借体温烘干了自己的衣物和被褥。面对一次次的审讯与残酷的折磨，严昭始终坚守，不曾屈服于严酷的刑罚。

乐观豁达的严昭，即便身处铁窗之中，亦能将日常生活打理得井然有序：将床铺与洗手间之外的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巧妙地化作自己的运动场，不仅坚持跑步，更练就了双腿劈叉的绝技。她竭尽全力，历经五年时光，终于将那三厚册的《辞源》一卷卷地翻阅完毕，这部共计1650万字的鸿篇巨著，在她的手中得以圆满。

她留意到盛放牙粉的纸袋上印有红、绿、黄三色，于是她开始逐一收集这些小纸袋，亲手将其撕成花瓣的形状。她用饭粒巧妙地粘贴在墙壁上，使得原本死气沉沉的囚室中，绽放出鲜艳的红色牡丹、翠绿的兰花以及金黄的菊花。她的诗情泉涌，时常将满腔的思念与怒火倾注于诗词之中，创作出的诗篇数量多达千余首。

她不仅亲自为自己的诗作谱曲，更创作了《念故乡》、《要是有那么一天》、《常相忆》等二十余首动听的歌曲。即便狱中守卫禁止她吟唱，她依然每日高歌不息，唱着《囚徒之歌》、《国际歌》等。《延安颂》《在太行山上》……每当歌声响起，狱卒便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对她进行殴打，然而，无论遭受多少打击，她依旧顽强地继续歌唱。

1975年4月28日，历经九载磨难的严昭，终于走出了秦城的牢笼。在获释的那刻，她拿起笔，在释放证上流畅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甚至能够自如地交谈，令审讯官们瞠目结舌。原来，在狱中，她每晚都会用手指在腹部练习书写，并时常自问自答。由此可见，她的文笔并不逊色于常人。

老四不这么幸运。

老四严平被捕之际，其夫陆永进正身处数百公里之外。五七干校“接纳”这一变革。家中仅有三个孩童，年幼者年仅4岁，而年长者不过12岁。

父母双亲不幸陷入困境，年仅12岁的长女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然而，残忍的造反派随后又将她派遣至距离南京二十公里的偏远大厂镇，她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

临行前，大女儿总会为弟弟妹妹们预备好下周的馒头。随后，他们便自行携带，前往邻居家请求帮忙加热，勉强搭配咸菜食用，其境况宛如乞丐一般。

岁月流转，孩子们迅速成长，然而却无人为他们购置新装，他们依旧身着母亲入狱前所购置的衣衫。衣衫过于短小，露出大片的肌肤。被褥亦是幼时所用，只能蜷缩着身体才能勉强覆盖。

老四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心头萦绕着对那苦命孩子的无尽思念。每当夜幕低垂，她便忍不住放声呼唤：“小红啊——牛牛啊——小兰啊——”，声音中满是哀戚。直至她这般呼唤数声，方能一边抽噎着，一边缓缓入梦。

历经秦城的无端囚禁，老四终在8年后重获自由。然而，她此时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严梅青，老三，终身饱受身心之苦。她终日静坐沉思，不禁自问：“自13岁踏入延安，我于革命队伍中成长，究竟有何罪过，竟遭此秦城监狱之囚禁？”她在狱中度过了九载春秋，幸得周恩来之助力方得重获自由，然而出狱时，她已沦为哑口无言之人。

岁月更迭，山势回环。严家四姊妹终逐一重获自由。然而，秦城监狱所留下的惊悚回忆，却如同刻骨铭心的烙印，永远难以抹去。

“严昭，秦城之苦你忘了？”

她大声说：“严昭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