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生活这些年，如果说有什么遗憾，大概就是吃得不得劲吧。
新加坡这地方，看着好像什么都有，但总觉得缺了点啥，海南鸡饭、肉骨茶、叻沙……当然不难吃，但它们没有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精细感”呐。
后来想明白了：这里是南洋哎，当年下南洋的多是苦出身，胡建的、潮州的，海南的……飘洋过海来扛大包跑码头，只求填饱肚子。
所以南洋饮食就没有“精致”可言，全是“效率”：重油、重糖、重咖啡因，便宜、顶饱还提神。
为什么南洋咖啡那么苦？因为搬砖的牛马需要它续命和提神；为什么肉骨茶药味重？因为劳工长期泡水和熬夜，需要驱寒补气。
这里最初就是码头文化、劳工文化和移民文化。
所以你会发现，即便已经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新加坡还是没有能传世的顶级菜系，因为真正高级的饮食，不是穷地方熬出来的，是长期富贵生活“养”出来的。
香港也一样，很多人觉得那里是美食天堂，其实不是，英国人统治那么多年，他们国菜就炸鱼薯条，一看就没吃过好的。
真正让香港饮食开始变得“讲究”的，是1949年后大批南下的上海人、江浙财团和买办阶层。
他们不仅带来了资本，也带来了“吃”的标准，所以香港很多高级老馆子，骨子里都有点旧上海遗风，讲究时令、刀工、火候和台面。
因为上海，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最顶级的饭局城市；而香港早年的本地饮食，跟新加坡一样偏码头气和市井气。
对比之下，杭州也是美食荒漠，可能你会疑惑，杭州明明富了这么多年，为啥杭帮菜不像粤菜、淮扬菜那样全国有名呢？
因为杭州自古是文人城市，不是权力和财富中枢，杭帮菜好看、清淡、精巧，但整体偏“文气”，龙井虾仁、西湖醋鱼、东坡肉……都带着江南士大夫的克制。
可真正能把一个菜系推到巅峰的，往往不是文人，而是盐商、买办、官僚和军阀。
他们有钱有势有话语权，可以长期不计成本的卷厨子、卷排场、卷饭局，而这些人中，最典型的就是晚清到民国时的银行家、钱庄老板和盐商们。
在那个没有微信、没有路演、没有高尔夫和掼蛋的年代，最重要的商业谈判场所就是饭局。
尤其开钱庄和银行的，做的就是信用生意，要拉存款、抢客户、找靠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请客吃饭。
旧上海银行圈有句话：“账房里的算盘，是在酒桌上拨响的。”
所以民国银行老板，几乎人人都是美食家，因为每天嘴巴都不带闲的，请军阀吃，请官员吃，请盐商吃，请同行吃。
一顿饭吃高兴了，第二天银行就多几十万大洋的存款；若席间怠慢了，客户转头就把银子放别家。
于是乎“会不会吃”就成了很重要的能力，而中国真正把“吃”推向巅峰的人又是谁呢？答：盐商。
中国最早的顶级富豪就是盐商，因为在古代中国，食盐就约等于石油。
盐是官办垄断，又是全民刚需，盐商盐官就没有不发财的，据说一个小地方的盐运副使，一年能捞十万两银，远超县太爷。
著名的几大菜系几乎都和盐商有关，山东、四川是著名产盐区，所以有鲁菜和川菜；安徽私盐猖獗，徽菜也出名；
而扬州则是两淮盐业的集散地，所以盐商聚居的扬州城就是销金窟，围着瘦西湖的那些涂金描绿的大小园子，几乎都是盐商故居，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说的就是这帮人。
淮扬菜最早就是扬州、镇江和淮城一带的盐商们“吃”出来的，而且代代相传，越吃越讲究，他们有钱有闲、也舍得花钱去研究吃。
像狮子头、拆烩鱼头、大煮干丝，看似清淡，实则极度费工，吃的不是口味，而是刀工、火候和人工成本。
这像极了老派人的价值观：真正厉害的人，不一定张扬，但一定“有功夫”。
就拿淮扬菜最著名的狮子头来说，普通的狮子头，是用猪肉的边角料乱刀剁成肉泥，然后拌馅而成；
高级的做法叫“斩肉”，用上好的猪腿肉和肥肉，先放冰箱里冻一会儿，再把精肉和肥肉分别切成米粒大小的细丁，然后慢慢拌馅。
为什么不能乱剁呢？因为一剁，肥肉油脂就流失了，肉就会“死”，烧出来的像死肉丸子，没弹性。而斩肉的狮子头，咬开后香软弹牙，吃了还想吃。
盐商们发财后，自然成了银行家们争抢的对象，要拉他们存款、拉他们入股，就得学他们的“吃”，所以很多银行老板，本身就和盐商关系极深。
比如民国“北方四行”之一的盐业银行，老板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原本就是大盐官，任天津长芦盐运使，发财才开的银行；大陆银行老板谈荔荪是淮安人，祖上也是大盐商。
金城银行的两个大股东，当年都是靠军队贩私盐起家；它们上海分行的经理叫吴蕴斋，祖上是镇江的大盐商；南京分行的经理叫王恩东，其父当过两淮的盐运使。
这些人都是当地不得了的有钱人，所以今天所谓的淮扬菜，本质上就是盐商经济催生出的“资本家料理”，看起来平淡，里面全是成本。
那时候有身份的银行老板都养私家厨子，一方面是自己享受，另一方面也是生意需要。
因为很多重要的话，只能在家里谈，家宴更亲近，也更方便拉关系，谁家厨子厉害，几乎等于今天谁家有私人飞机。
当时最有名的家厨之一，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冯耿光（人称“冯六爷”，梅兰芳老师的金主爸爸）家的小丁师傅。
他一桌通常就八个菜，有红烧竹笋、火腿干丝、葱爆河鲫鱼、焖烧鸡翅……人少用小盘，人多用大盘，看似家常，却让人终身难忘。
其中最绝的是“虾片汤”，当大家伙吃得差不多时，小丁师傅端来一只大海碗，碗壁贴满了青岛大虾切成的薄片，底下撒葱姜丝、胡椒面，再倒一点白兰地。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哗”地浇上一锅烧得滚烫的老母鸡汤，瞬间虾片翻滚，白兰地和鸡汤的香气同时炸开，鲜味一起冲上来，客人们纷纷喝彩。
感觉这已经不是吃饭，而是一种“表演型社交”，就和今天顶级会所里的侍酒仪式，没啥区别。
这么好的厨子哪里挖来的呢？答：青楼，冯六爷有个姨太太出身青楼，还曾经是头牌，小丁师傅原来就在青楼给她烧菜，主子从良之后，老爷顺便把厨子也给收了。
青楼里出美食很合逻辑，因为民国的高级青楼不全是风月场，更是顶级社交场，很多大盐商、银行老板和军阀娶青楼姑娘做小老婆，你以为全是贪图美色么？
不不，是因为这些女人们不仅有风情，还懂饭局、懂活跃气氛，知道什么时候敬酒，什么时候接话，什么时候让一桌人开心呐。
淮扬菜能在上海火了能理解，为何山东菜和河南菜也曾称霸上海滩呢？
因为当年的很多军阀都来自河南和山东，他们人在前线打仗，银子和家眷都安顿在十里洋场，在银行圈有很大话语权。
像河南菜之所以兴盛，就和权力结构有关，袁世凯就是超级河南胃，他的厨子全是河南人，北洋军阀崛起后，河南菜就进入权贵圈，很多银行老板家厨也都找的河南大师傅。
袁世凯特别爱吃鸭子，每顿能吃一整只，但他的鸭子是用捣碎的鹿茸拌上高粱喂大的。
清炖之前，鸭肚塞入糯米、火腿、菌菇等食材，放进瓷罐，用鸡汤文火蒸三天，等鸡汤的味道也渗入鸭肉，鸭肉变得极其软烂，筷子一碰就散了。
鲁菜和河南菜很像，但山东菜味重、色亮、油大，和山东人豪爽，有侠义之风很像。
虽说现在很多山东馆子已经消失，但当年在上海还是蛮有地位的，像丰泽园、泰丰楼、会宾楼，都是金融圈的大食堂。
鲁菜里的很多名菜，特别符合老派金融圈的审美，讲究“手艺”，看似普通食材，却很考验师傅手艺。
比如黄香管，其实是猪肚头上一小段肠子，别人嫌脏扔掉，山东厨师却能炒得又脆又香。
还有摊黄菜，说白了就是炒鸡蛋，但用的是鸡汤调鸡蛋糊炒出来的，色泽和口味就不一样，化腐朽为神奇。
写到这你发现没，中国菜系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财富流动史，哪个地方的人有钱，哪里的地方菜就升级。
四川盐井与码头文化养出重油重辣；扬州盐商拔高了淮扬菜；徽商养出了徽菜；广州十三行催生了粤菜；宁波帮和海运贸易推高了海鲜的价值。
民国的金融大佬们，则是把这些菜系进一步精英化，很多名菜就是在他们的私人饭局中被不断改良、迭代出来的。
所以中国菜真正辉煌的时代，并不只是“民以食为天”，而是：资本、权力与欲望，同时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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