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芙秋，1924年出生，浙江温州府前街人。
其父曾唯贯在府前街开挑花局，一家人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家的产业被日寇飞机毁炸，曾唯贯与长子都死于侵华日军的炮火与枪口下，从此曾家一蹶不振。家仇国恨成为曾芙秋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源。
13岁时，她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萌芽读书会”，接受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启蒙教育。抗战爆发后，曾家状况一落千丈，她大小姐的人生观急剧转变。
1940年，曾芙秋考入温州联中（温州第二中学）。温州联中已成立中共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就是著名的浙南革命英烈关榕。因为曾芙秋工作出色，这一年她在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关榕的姐姐关少娴。
温州二中《六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册·温州第二中学简史》中说：“1940年春，中共联中支部成立，关榕为书记，关少娴、董服官、陈力萍、陈大可为委员。党支部发展了曾芙秋、叶永棣等入党。不久，考虑到关榕在校学生自治会和县学联等组织中已担任要职，支部决定改选，由关少娴任书记，曾芙秋、陈式干为委员……1940年暑假，关榕、关少娴被逮捕，出狱后仍受特务监视，后到括苍山根据地参加革命，无法与学校党组织联系。因此，联中党支部暂停活动，但是，部分党员仍在校坚持秘密工作。”
“1941年春，在城区党委主持下，重建联中党支部，曾芙秋任书记。1942年夏，温州第二次沦陷，根据浙南特委指示和上级党组织安排，曾芙秋、叶永棣和进步青年赵国熊等4人到上河乡金堡山，以办民众夜校的名义，作发动抗日游击战准备。后日寇撤退，4人回校，赵国熊入党。”
“1943年10月，学校一党员被捕后自首，曾芙秋、叶永棣被迫离校，党支部活动再度中止。”
曾芙秋离开联中以后，到永嘉江北岸的龙桥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党工作。当时中共温州市区的区委机关也设在这所小学里，学校的教师全部是党员。
不久，党组织交给曾芙秋一项任务。中共浙江省省委妇女部部长陈碧如要生孩子，党组织要求曾芙秋为陈部长安排一处秘密住地。
曾芙秋接受任务，将陈碧如接到自己家中，并交代家人严守秘密，保证陈碧如的人身安全。曾家的姐妹中，有两位毕业于温州白累德医院医士班，陈碧如在曾家家人的呵护下，母子平安。
还有一次，国民党准备采取清查户口的方式大肆搜捕地下党员，曾芙秋事先得到情报，并迅速把消息传给党组织，使市区的党组织能够及时转移。
1943年冬，由于党内出叛徒，革命斗争形势更加恶劣，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让曾芙秋转到四明山浙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并安排她在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时事简讯》（后成为《新浙东报》）印刷厂工作，化名陈婕。印刷厂厂长是游击纵队政治部干事周斯明。
1944年秋，中共浙东区委书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将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任务交给新四军军部后方政治部宣教干事乐群，让她与打入日伪心脏秘密工作半年的新四军“反间谍小组”组长周迪道联系，并由乐群领导这个小组的反间谍情报工作。
谭启龙说：“根据目前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求大力加强大城市和沪杭甬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工作，任务很紧急，很艰巨，区党委经过慎重反复研究，决定派你去领导周迪道这个小组的工作……具体任务由丁公量同志向你交待。区党委已决定将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改为城市工作委员会，丁公量过去是敌工委副书记，现在是城工委委员、副书记。”
丁公量向乐群介绍了潜伏在日本宪兵队里的新四军“400反间谍小组”的详细情况，并告知：“经区党委和谭启龙政委批准，在敌工委领导下，我们在日本宪兵队内部建立了一个反间谍工作小组，首长规定这是绝对机密，在敌工委内部也只有主要领导人知道这件事。”
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代号为401号的周迪道、代号为402号的周斯明、代号为403号的冯禾青、代号为404号的王福林、代号为406号的莫奇、加上代号定为400的乐群。
此时，曾芙秋还在浙东区党委机关报社工作。1944年秋，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在鄞县西部设立鄞西发行站，站长名为张黎，发行员陈捷（曾芙秋）。她们乔装成村妇，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在鄞西秘密开展党报的发行和宣传工作。
在鬼子的一次夜间“围剿”中，两人因事先没有得到情报，在睡梦中被敌人逮捕。审讯中，两人一口咬定自己是普通老百姓，无辜被抓。张黎说自己是小学教员，陈捷说自己是农村妇女，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两人守口如瓶，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张黎、陈捷被抓的消息很快传到四明山根据地，《新浙东报》报社的领导要求敌工部门设法营救。丁公量亲自把这项营救任务交给了新四军“400反间谍小组”。
“反间谍小组”的402号周斯明得到消息后，说：“张黎与陈捷是我在《新浙东报》报社的同事，我们有着浓厚的战斗友谊。她们是两位好同志，现在落入鬼子魔掌，组织指示我们营救，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得知这个情况，丁公量立即指示：“政治保卫局是汪精卫卖国集团一个重要特务组织，共产党已经派人打入这个组织内部，但宁波的敌伪政治保卫局还是空白，现在敌人既然来这一手，我们不妨将计就计，让张黎、陈捷答应下来，潜伏在敌人心脏。”
不久，丁公量决定让张黎、陈捷加入“400反间谍工作小组”，张黎的代号为407、陈捷的代号为408。于是曾芙秋也成为一名战斗在谍海之中女特工。她忍辱负重，与敌人斗智斗勇，秘密窃取敌人的情报，传送给地下党组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400反间谍小组”的成员也顺利完成党组织交给任务，返回四明山根据地。
他们根据当时党组织指示，还策反了一批敌伪人员，有60多人，带着一部电台，一挺机枪和许多枪枝弹药投奔新四军。谭启龙亲笔写信，对“400反间谍小组”的胜利归来表示欢迎。
1945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以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少数精干武装隐蔽坚持斗争外，在7天之内必须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乐群则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担任山东的中共华中局与留在上海及浙东坚持地下斗争人员之间的联络工作。
曾芙秋在部队撤离之前，与张黎一起回到四明山游击纵队。北辙时，组织决定让她随大部队一起行动。此时，曾芙秋得了黑热病，不能行军，党组织让她配合乐群到上海做地下交通工作。但在上海的时候，她与乐群失去了联系。后来，曾芙秋找到党组织，浙南游击队派人把她带回浙南根据地。
1948年春，曾芙秋参加中共浙南特委机关审干学习班。因为对她在宁波曾经被日寇俘虏这段历史不了解，一时又找不到确定她是“400反间谍小组”人员的证明人，证明她是党组织派入敌人心脏做谍报工作的特工，一些人误认为她有叛变行为，将她认作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
黎明前夕，浙南地下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条件艰苦，机关、部队的流动性非常大，不可能长期带着一个“有嫌疑”的人行动。在既没有人澄清，又不可能派人外出调查的特殊情况下，曾芙秋含冤而死，年仅25岁。
但那些曾经与曾芙秋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这位隐蔽战线患难与共的战友。“400反间谍工作小组”的传奇故事被许多同志整理成革命回忆录，有《乐群同志与400小组》《日寇宪兵队里的新四军》《浙东敌伪军工作记事——无形的战线》等，曾芙秋在日本宪兵队那段断层的历史也浮出水面。
经过组织的调查，根据曾芙秋的上级、新四军“400反间谍小组”402号周斯明和新四军军部后方政治部宣教干事、新四军“400反间谍小组”代号400号乐群等人证明，并由原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原浙南特委宣传部部长胡景瑊亲笔出具的书面证明：曾芙秋确系我党好同志，当时确系错杀，应予平反昭雪。
曾芙秋的恋人叫冯增荣，两人在学生时代就是共同投身革命的战友。当时，冯增荣是地下党温州城区区委书记。1947年冬，中共永嘉县委批准曾芙秋和冯增荣为夫妻关系。
1996年，温州二中校庆。曾芙秋表妹的女儿施菲菲看到校友名单上有冯增荣的名字。见到冯增荣先生时，她说明了自己与曾芙秋的关系。冯增荣很惊喜，紧紧握住我的手。
两人分别后不久，冯增荣捎给施菲菲一本自己的诗集《感情的风》。上有一首《悼亡——献给一位屈死的英灵》诗，分明就是写给曾芙秋的。
有一次，我与她一起上街，到了路口，她让我在巷口给她放风，然后趁没人注意，将包里的传单取出来贴到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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