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对汉武帝匈奴战争的看法。
当代的舆论圈对于汉武帝向来是吹捧为主。吹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汉武帝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但有趣的是，匈奴的真正灭亡要等到东汉。同样是外戚的窦宪为了平息国内对他的批评，强行率军进攻匈奴。然后效仿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在燕然立碑叙说功绩，史称“燕然勒功”。
如果从对匈奴的战果来说，窦宪显然要和霍去病，汉武帝齐名了，他也被封为“冠军侯”。但后汉此时已然走入下坡路，窦宪的冲动不过加速了国家的灭亡，很快就是东汉末年三国纷争了。
所以在舆论圈里，大家只看到对汉武帝的吹捧，很少看到对窦宪的吹捧。冠军侯的称呼也只被许给了霍去病。
当代也有些人能够清醒认识到汉武帝的战争对国家是有巨大伤害的。但这种认识只能定性不能定量，只限于口头文章。这里我们也不争辩。
我们只谈武帝当时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看法。
司马迁对匈奴战争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战争战术的问题。
司马迁写了好几个李将军。
第一个李将军是战国时期的李牧。李牧为赵国防御匈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良将。匈奴人多次进攻，他的前任去追击，但劳而无功。等李牧来了，他就以防御为主，以坚壁清野让对方无所收获。此后又爱护士兵，培养士兵的求胜之心。最后更是用计引诱匈奴进攻，然后乘势大败匈奴。
大家不要小看李牧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实际是整个汉朝灭亡匈奴的模板。只是汉武帝的执行能力不如李牧。
第二个李将军是“无功缘数奇”的李广。李广也姓李，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也和李牧一样善待兵士。善待兵士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平平无奇，因为保障士兵吃饱是现代人认为必须的。
但当时“冠军侯”霍去病不是这样的。霍去病的一大缺点就是不体恤士兵。史记上说他“贵，不省士。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这里不仅仅是不能与士卒同甘共苦，而是这种对士卒的漠视，必然造成大量的士兵白白牺牲。
李牧对于士卒是用财富去鼓励他们锻炼，用牛去养壮他们的身体。而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先是攫取民间财富令士兵贫苦，然后不给士卒吃饱让他们白白死去。
这就是司马迁对武帝匈奴战争的第一看法。
第二看法则是用计调度的水平。
匈奴人长于骑兵，来去无踪，最后的办法就是用计把对方吸引过来，然后围困。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计划，甚至到了清朝依旧是用这种引诱包围的办法来对付游牧民族的骑兵。
但汉武帝的用计调度水平远不如李牧。汉武帝元光二年，当时太后刚死，汉武帝终于可以执掌朝政。而且当时匈奴刚刚和汉朝签订合约。按说，如果偷袭匈奴或者用计引诱匈奴，都是最好的机会。
可是汉武帝是怎么做的呢？他在朝堂上不顾前线将领的反对，强行启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御史大夫韩安国明确反对与匈奴开战，武帝却依旧让他领军。王恢首倡伏击匈奴，但最后却畏惧匈奴不敢出击。计谋更是离谱，一点成本和安排都没有，当年李牧好歹输一点吸引匈奴，这群人连一只羊不愿意丢在野外被匈奴看穿了。
第三则是用人的水平。
在司马迁看来。汉武帝用人多用外戚。比如卫青，霍去病都是外戚。这两个人我们可以说是上上之选。
但同样的，随着卫子夫的失宠。卫青和霍去病之后武帝就选择了李广利。
李广利的水平我们就不多说了。不能用李广而用霍去病，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用李陵，却用李广利。司马迁深深叹息。
司马迁没有争论对匈奴战争是否必须。他的描述完全是从用兵水平对汉武帝进行的评价。
千年之后，我看到舆论圈各种浅薄的看法实在令我想笑。
写到这里
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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