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社会在创新停滞与保守氛围中逐渐失去对未来的想象力时，一位英国学者却将目光投向中国。他不是去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试图辨识出一条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局的真实出路。
■安东尼·卡蒂（Anthony Carty）刘雨微/供图
安东尼·卡蒂（Anthony Carty）于1947年出生于北爱尔兰，是“批判国际法”进路的代表性学者。他长期深耕国际法理论、国际法哲学与国际法史，主编《牛津国际法书目》《国际法史期刊》，著有《国际法的衰落》《国际法哲学》等作品。这位备受西方学术界敬重的学者，学术足迹遍布欧、亚、美三大洲，从爱尔兰都柏林、英国剑桥，到中国香港与北京，亦曾执教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德比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欧洲法律思想史研究所、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在多元学术语境中积淀深厚底蕴。为考证南海历史主权，他更是走遍英、美、法三国档案馆，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探寻真相，让学术研究成为守护历史的坚实力量。
今天，他更愿意与中国读者一起探讨几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新自由主义为何让西方陷入价值虚无与创新乏力？它又是如何掏空全球南方自主发展空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否超越西方范式，为动荡的世界提供新的治理思路？文明对话从理念走向实践，东西方之间还能否找到共同秩序的哲学根基？近日，本报记者专访卡蒂教授，超越单向解读，于追问中寻求共识，就此展开一场关于现代性、文明责任与未来秩序的深度探讨。
01
以文明对话破解困局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过去十几年里，您的学术轨迹与中国多所高校紧密交织在一起，能否请您聊聊这段与中国学术界的不解之缘？
卡蒂：我与中国学术界的渊源始于2009年。那年我从英国来到中国香港，担任香港大学法学院包玉刚爵士公法讲座教授，自此开启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在香港期间，我开始从事南海相关国际法问题研究，并先后赴英国、法国、美国，查阅了19世纪以来有关南海诸岛的大量官方历史档案。从中梳理出的史实，清晰而一致地表明：南海诸岛确属中国。2011年，应中国海洋学会以及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邀请，我出席了在北京和海口举办的论坛并发表演讲，从历史与法律角度分析了南海争端，为区域和平提供了学术见解。
■《统治者的道德和责任：作为世界秩序的正义法治原则在欧洲和中国的起源》
■《国际法的衰落》
香港任期结束后，我先后受邀在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任教，今年夏天还将赴复旦大学开设讲座。我的中文虽不够流利，但在中国内地已生活十余年。除了研究国际关系法的哲学根基与历史演变，我还长期专注于欧洲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危机方面的学术研究。在学术交流中，我注重从东西方哲学传统出发，探究国际法认知演变的内在逻辑，并推动不同文明视角下的学术互鉴：一方面向中国学者阐释国际法所植根的西方背景及其研究趋势；另一方面，与中国同行合作，探讨中国在构建新型国际法过程中可能作出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学术视野始终在不同文明与学科的交汇处展开。更可贵的是，您不仅带来了西方学术的深厚积累，更以十余年扎根中国的实践，展现出跨文化理解与学术互鉴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
卡蒂：谢谢。我坚信中国在国际法领域将有更大的作为。特别是中国提出的文明对话理念，及其对现代性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理解，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来，中国推动了一系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倡议，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发展迅速的金砖合作机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为南南贸易的扩大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提供了更多机遇。当然，文明交流互鉴最根本的层面，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刚才您提到文明对话与国际法的关系，想请您进一步谈谈当前国际法发展的现状？
卡蒂：主流国际法有一个基本特征，但许多人并未充分意识到：国际法并不创造国家，也不保障国家的存续权。它的作用是为已然存在的国家制定规则。换言之，国际法本身并不赋予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也无法为其提供实质性的安全保障。那么，现实情况又如何呢？如果一个国家缺乏清晰的自我认同，周边国家往往会趁虚而入，填补这一权力真空。而某些大国则更为主动，倾向于助长他国的脆弱性，甚至对那些本身具备一定实力的国家也要施加影响。
作为一名国际法学者，我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向世界展现出一种整体性、非歧视性的国家能力建设模式，这也是不同民族之间实现团结的前提条件。每个国家坐到谈判桌前，首先应当对自身定位和发展道路有清晰的认知。而回应文明对话这一命题，正是各国实现这一认知的重要路径。
2018年，我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国际法历史与理论教授雅·奈曼（Janne Nijman）合编了《统治者的道德和责任：作为世界秩序的正义法治原则在欧洲和中国的起源》一书，试图从历史角度探寻不同文明对秩序与责任的思考。中国与西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究竟是根本对立的，还是仍有寻求共同基础的可能？本书反对那种简单地将中西方国际思想视为本质对立的看法，通过历史分析表明，我们完全可以发展出一种跨文化、彼此共享的国际哲学。说到底，国际秩序的根基在于尊重与相互承认的实践，也就是统治者自身的伦理与德行。
02
现代化中国与文明成熟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明交流互鉴这一视角，正在为学术研究打开新的思路。研究中世纪史的当代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西方、阿拉伯世界、中国、印度之间通过陆海贸易网络形成的互动，而不是将其简单概括为“黑暗时代”。这种视角的转换，也反映了全球南方学者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理解当下的自身处境，进而回应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所提出的普遍性问题。在您看来，中国与西方对现代性的理解究竟有哪些不同？
卡蒂：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将人置于至高无上、不受任何限制的位置，它带来了个体孤立与社会疏离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出一种不同的路径，它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注意到，像民本思想、和谐理念、道德观念，以及儒家思想中家国一体的认同感，这些数千年来积淀的文化传统，被系统地整合进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之中，最终凝聚成一种集体意志。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这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有机结合的现代性观念，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推动集体发展的同时，也给相当一部分个体带来了孤立感与不安全感，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总是有利于共同体的长期繁荣。此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不同。新自由主义往往将经济发展孤立起来，而中国的理念则强调经济发展与人民在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生态等各个层面的有机统一。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前景。我现在更能理解，中国为何能够向世界提供一种更加成熟、稳定、平和与冷静的大局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两个结合”让中国的现代转型道路越走越宽，也带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那么，西方社会对“两个结合”的了解程度如何？这种理解上的差距，您认为会产生什么影响？
卡蒂：在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只知道中国突然变得更强大了。作为一个正在从根本上撼动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强大，科技水平也更发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重庆等大城市已成为富足、时尚和生活品质优越的代名词。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仅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生活也愈发富足安康，这种大规模的发展成就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都未曾出现。正因如此，西方社会陷入了一种普遍震惊与茫然之中。要弥合中西之间的认知落差，我们需要回归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进行审视。中国正试图让处于恐慌之中的西方冷静下来，敦促他们着眼长远，并阐述一种共同安全、互利共赢的概念。
国际关系首先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但要深入理解国家行为，还必须认识到民族——作为文化、历史和认同的共同体——对国家身份与外交政策的深刻塑造。因此，我们既要关注国家间的制度性互动，也要深入理解不同国家的独特历史文化传统与合理安全关切。中国尤其坚持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重视并妥善回应各国的安全焦虑。西方也需要深入理解全球安全倡议的内涵，以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视角，弥合认知差异。
03
加大教育投入 提升民众获得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始终保持加速发展态势，发展成效显著。有研究显示，中国在自然指数、高被引科学家等核心学术指标上已跻身世界前列，不少高校正在稳步追赶西方顶尖院校，部分院校的科研能力甚至已经实现了超越。这一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中国学者持续而高强度的研究投入，这种高质量研究与高效的转化，与中国当前的发展轨迹之间是如何衔接的？
卡蒂：这一衔接背后反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英美及其追随者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中国，国家的核心责任之一，是通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因为教育被明确定位为公共产品，提供优质教育本就是国家的天然公共责任。当人民在精神文化与思想认知上变得更加富足，将反过来为国家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推动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正是这一核心理念，使中国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不是“一夜暴富”的偶然奇迹，而是“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中国之所以能在科技领域逐步形成优势，其核心在于其发展始终以经验积累、物质支撑和实践导向为根基，更在于政府具备充足的实力与长远的眼光，愿意持续投入教育领域，当前的教育资金投入比欧洲更具前瞻性。
反观英美国家，其把教育异化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个人需通过付费购买教育资源，以此提升自己的收入预期。教育机构的运营主要依赖学生缴纳的学费。这套市场化逻辑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学生往往要背负长达数年的沉重债务，大量出身普通的年轻人被挡在高等教育体系之外，失去了发展机会。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领域，如化学、工程等，因市场短期需求不足、盈利空间有限，相关学科逐渐萎缩，甚至出现整个院系被关停的情况。我注意到，在美国，私立捐赠者和企业界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大学的发展议程，导致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受到影响；而在英国，一旦海外留学生数量出现下滑，大学便会陷入资金紧缺的困境，进而大规模裁撤教授岗位，严重冲击学术生态。当然，我们也应客观看待，中国的高等教育理念与发展模式也有待改进的地方。我非常享受在中国和欧洲两地生活的经历，这让我得以近距离观察并体会不同的教育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知识生产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这样既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又追求现代创新的国家，知识生产的底色其实与传统知识观深度关联。在您看来，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有着怎样的核心特质？这种特质又让当下的知识生产面临着怎样的内在课题与探索方向？
卡蒂：我有一个关于知识生产的理论。在中国传统中，知识观更偏向一种滋养、支持和富有同情心的取向，即以关怀和理解为基调去看待世界，而非以尖锐的批评或对抗性的姿态介入。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平衡与和谐，而非冲突与分裂。也正因如此，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为批评性思考留出空间，是一个值得持续探索的课题。在这种传统中深深根植着温和以及更人道的文明理想。
04
西方现代性的自我动摇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与西方同行的对话中，如何向他们介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的发展思路？
卡蒂：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高校举办的会议，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感悟。有意思的是，使我受益最深的解读并非主要来自中国学者，而是来自那些理解中国文化的欧洲学者。他们能够深刻地阐释其中的内涵，并将其转化为西方能够理解的思维框架。
当我反观西方的哲学思想与理论创新时，最深的感悟在于认识到，西方现代性在多个层面的自我动摇。其一是未能预见到中国如此迅速地崛起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其二是对自身传统和权威感的背弃，导致他们对是非对错已经没有明确的道德标准。对此，法国年鉴学派传人、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同时也是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研究工程师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在其著作《西方的失败》中，对西方面临的真正危险作出了极为精准的描述。
《中国社会科学报》：托德在2024年接受《费加罗报》专访时，进一步深化了《西方的失败》中的核心观点，他提出西方的衰落并非偶然，而是新教伦理瓦解后的必然结果。从美国工业能力的衰退、工程教育的式微，到更深层的新教精神内核崩溃，这些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埋下伏笔。托德将这一系列研究视为对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当代延续与理论拓展，您如何看待他的这一学术观点？
卡蒂：让我在这一基础上，补充一些西方现代性的理论立场。西方正走向所谓“总体性愿景”的终结——那些曾为个体生命提供存在主义答案的宏大叙事已然崩塌。对个体而言，生命充满不确定性，任何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价值愿景都变得毫无意义。这种激进的不可知论，最终带来的是全社会层面的精神消沉。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这种由内而外的“价值虚无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深度融合并转化为意识形态向外输出时，是否也在重塑全球南方的命运轨迹？
卡蒂：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政治模式的强行输出，是当前全球南方发展处境艰难的重要根源。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性不公仍在持续固化。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其经济发展仍局限于向西方出口粮食、原材料的初级产业模式。一旦有国家试图摆脱这一格局，便会面临经济制裁甚至军事干预的直接威胁。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其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赋予了美国前所未有的不对称金融优势，同时也使全球南方国家在美国货币政策的频繁变动、SWIFT支付系统被武器化时，显得格外脆弱。
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这套意识形态构成了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内核。托德认为，这套体系背后的主要推手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寡头集团。这些群体早已脱离新教伦理的约束，奉行纯粹的虚无主义，将资本的无限扩张、财富数字的持续增长，当作唯一的追求目标。他们热衷于推动市场放松监管，其后果是福利国家体制的逐步瓦解——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领域被不断掏空。而更深远的影响，则是民族身份的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服务于资本全球扩张的全球主义叙事。
05
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托德在后续媒体采访中，始终试图摆脱西方社会情绪化的道德审判，以理性视角分析地缘政治，还曾以法国年鉴学派传人——导师是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身份辩护，称其从家庭结构多样性研究中学会接受世界的多样性。西方仍有托德这样保持批判性、试图推动新思想的学者。但总体而言，欧洲在理论或方法论上的创新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一个理论要想保持三四十年不衰确实很难，一旦与现实脱轨，就会逐渐丧失活力。您作为长期关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学者，是否也观察到这种学术创新的停滞？这是否影响了欧洲对当下世界变局的理解和应对？
卡蒂：我同意。欧洲创新匮乏在科技领域尤其明显。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创新环境更友好，欧洲的创新环境则趋于保守，存在一定程度的创新惰性，并伴随两极分化和日益严重的教条主义。随着“取消文化”和左右翼对立的加剧，学术性的公共辩论已沦为人身攻击。总的来说，尽管巴黎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意大利和德国次之，英国则很少——但整体的氛围是处于恐慌的状态。这种氛围让从容、长远的思考陷入瘫痪。我不知道这将走向何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的“从容、长远的思考”的缺失，是否正是当前世界秩序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中，能否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的发展思路？
卡蒂：多次参加中国学术会议的经历告诉我，中国人内心渴望幸福，而这份幸福被理解为一种和谐——与人和谐相处、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世界和谐发展。我一直对中国在21世纪全球格局中将要扮演的引领角色抱有浓厚兴趣。在多次会议上，我常听到来自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学者也表达了明确的期待：他们希望中国能为这个纷乱的世界带来治理新思路，为全人类共同发展开辟新路径、创造新机遇。而这，正是当下世界最迫切的需求。
世界急需一位睿智沉稳、兼具长远视野，且能摒弃一时冲动、秉持理性应对的引领者。中国已经意识到，全球力量格局已发生深刻且根本的变化。也正是基于自身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正主动肩负起一份国际责任：面向西方，始终以沟通对话的方式增进理解、化解分歧；面向南方，始终以共促发展的理念凝聚共识、携手同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并肩奔赴共同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赵琪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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