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德贵，今年八十了，住在云南哀牢山深处一个叫白鹭坡的小寨子里。你们可能没法想象，一个八十岁的老头，还能爬藤条、钻岩缝、徒手抓毒蛇。可我真干了三十多年，直到前年腿脚实在不成了，才算彻底歇下来。

今天是我八十大寿。

寨子里的人讲究这个年纪，“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宿”，意思是到了八十岁，你去别人家做客，主人家都不敢留你吃饭，怕你吃着吃着人就没了，摊上事儿。可自家办寿还是要办的，毕竟活到这个岁数的，不多。

二儿子李成贵从昆明赶回来了，大女儿李秀芬从景洪坐了六个小时的车也到了。连我那个在深圳打工的小孙子李浩，都破天荒地请了假飞回来。

“爷爷，生日快乐！”李浩举着个手机一路拍，说是要录什么短视频，城里人就喜欢看这些。

我笑了笑，没说话。

秀芬在灶房里忙活了一整天，杀了只乌鸡，炖了一锅天麻鸡汤，还炸了我爱吃的酥肉。成贵去镇上买了蛋糕回来，那种奶油裱花的，上面写着“福如东海”。我看着那个蛋糕上的字，觉得挺好笑，住在深山里的人，一辈子没见过海，偏偏要福如东海。

可我没说破，孩子们有心，我就接着。

饭吃到一半，成贵举起酒杯，眼眶有点红：“爹，您辛苦了。这把年纪了，别惦记那些蛇了，跟我们进城住。”

秀芬也跟着劝：“是啊爹，您一个人在山上，我们不放心。妈走了八年了，您一个人……”

我没接话，只是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自烤的苞谷酒，烈得呛嗓子，可我就好这口。

酒过三巡，李浩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爷爷，你真抓过眼镜王蛇啊？我听我爸说，你年轻的时候一次抓了三条？”

我眼睛一亮，这话我爱听。

“眼镜王蛇算什么。”我放下酒杯，把袖子撸上去，露出手臂上一道从手腕蜿蜒到肘部的疤痕，像一条趴着的蜈蚣，“八几年的时候，我在尖山沟抓过一条五步蛇，那家伙，比我大腿还粗。”

李浩倒吸一口冷气，举着手机的手都抖了一下。

成贵在旁边插嘴：“爹，您就别跟孩子说这些了，多吓人。”

我瞪了他一眼：“吓什么人？你小时候不是跟我进过山？”

成贵不说话了，端起酒杯闷了一口。

其实我知道，他不喜欢我捕蛇这件事。小时候寨子里的孩子都管他叫“蛇崽”，不跟他玩。后来他长大了，到昆明读了个中专，就再也没碰过蛇，连菜花蛇都怕。

可秀芬不一样，秀芬像我，胆子大。她小时候帮我清理蛇笼子，被菜花蛇咬过好几次，一点事没有。

“爹，您还记得妈刚走那年的事不？”秀芬突然开口。

我愣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中。

记得，怎么不记得。

八年前，老婆子杨桂兰走了，脑溢血，说没就没了。她走的那年冬天，我一个人坐在火塘边，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喝了三天酒。第四天晚上，我突然想，要不也去死算了。

可天还没亮，就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我推开门一看，一条白花蛇正盘在我那条晾衣绳上，月光底下白得发亮，像一根银镯子。

我们这边有种说法，家里死了人，如果有蛇进院子，那是死去的亲人回来看你了。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跪在门口对着那条蛇磕了三个头。那条蛇也不走，就在绳子上待了一整夜，天一亮就消失了。

后来我把这事跟寨子里的老人说，他们都说是桂兰放心不下我，让我好好活着。

这事我从来没跟孩子们提过，他们只当我后来决定不死了，是因为想通了。

其实不是，是因为那条蛇。

酒席散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快十点了，成贵和秀芬住在隔壁偏房，李浩睡在堂屋的沙发上。山里的夜黑得早，也黑得彻底，没有路灯，没有霓虹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

我躺在竹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人老了就这点不好，觉少。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这一辈子的事过了一遍又一遍。

我想起二十三岁那年，第一次跟寨子里的老赵头进山捕蛇。老赵头是我们这边最好的捕蛇人，他说我能吃这碗饭，因为我手稳，眼尖，胆子大。那一趟我抓了条金环蛇，卖了十五块钱。八几年的十五块钱，顶得上一个壮劳力半个月的工钱。

从那以后，我就干上了这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一个规矩——不进神庙抓蛇，不抓怀孕的母蛇，不在蛇交配的季节下手。这是我们这行传下来的忌讳，老一辈说，蛇这东西有灵性，你对它做绝了，它会记仇。

我信这个，一直信。

也不全是迷信。我跟蛇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太了解它们了。你蹲下去抓它的时候，它能感觉到你的善意还是恶意。你心里头害怕，它就会攻击你；你心里头稳当，它反而会安静下来。我说这话城里人可能不信，可我们这些在山里讨生活的人，都懂。

最凶险的一次，是在八五年。

那年夏天，我在老鹰崖下面发现了一条眼镜王蛇的洞穴。那蛇大得离谱，光脑袋就有我拳头大，我一靠近它就抬起身子来，朝我吐信子。

眼镜王蛇跟别的蛇不一样，它攻击性极强，而且它的毒液量大得惊人，一口能毒死一头牛。

我跟它对峙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用一根特制的蛇叉和一条布袋，才把它制住。等我把袋子扎好口，才发现自己浑身都湿透了，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那蛇卖了三百多块钱，在当时算是天价了。

可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那条眼镜王蛇变成了一个穿黑衣服的老头，站在我床前看着我，也不说话，就这么看着。

我从梦里惊醒，浑身冷汗。

后来我跟老赵头说起这事，老赵头沉默了很久，说：“贵子，你要么别干了，要么就得守规矩。蛇这个东西，杀多了，借命。”

“借命”是我们这边的说法，意思是杀生太多，阳寿就要折给那些被你杀的生灵。

我当时年轻，不信这个，笑了笑就过去了。

可现在，八十岁的我，躺在这张竹床上，脑子里全是这些话。

叩叩叩。

猛的睁开眼。

声音不太大，但有板有眼的，三声，停了一会儿，又是三声。

我下意识地扭头看床头的闹钟，荧光指针刚好指到十一点四十五分。

这么晚了，谁会在山上来敲门？

我们这个寨子，总共就十几户人家，住的分散，最近的邻居老杨家离我也有一里多地。而且山里人睡得早，八点以后路上就没人了。

我心里头咯噔了一下。

起初以为是李浩起来了，这孩子睡觉不老实，可能是起来找水喝。可转念一想不对，堂屋的门没锁，他有必要敲门吗？

叩叩叩。

又三声。

我翻身下了床，摸到床头的木棍——这是我们这些老人的习惯，床头总放根棍子，不是防人的，是防野兽的。前两年野猪多，把我后院的地都拱了。

趿拉着布鞋，一步一步走到堂屋。

堂屋的灯还亮着，李浩在沙发上睡得很死，打着轻微的鼾，手机还攥在手里。

不是他。

我朝大门走过去，老式的木门，门闩是铁栓的，要拉一下才能开。我的手搭在门闩上的时候，又问了一声：“哪个？”

门外没有回答。

安静得不像话。连平日里整夜叫唤的蛐蛐，这会儿都哑了。

我咬咬牙，把门闩拉开，吱呀一声把门推开了一条缝。

一股山里的凉风钻了进来，带着青苔和泥土的味道。

借着堂屋透出来的灯光，我看见门槛上放着一样东西。

是一张对折的红纸。

我弯腰捡起来，展开。纸上写着一行字，是用毛笔写的，字迹规规矩矩的，像是个念过书的人写的。

上面写着八个字：“念君积德，再借十年。”

这八个字我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愣是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什么积德？什么再借十年？借什么？

我拿着红纸站在门口，朝外面张望了半天。月光底下，我那条土路空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倒是路边的草丛里，隐约有什么东西在窸窸窣窣地响，像是风吹的，又不像。

我正要关门，突然看见门槛下面蹲着一样东西。

是一条蛇。

不大，比我拇指粗一点，全身翠绿，是条竹叶青。它就这么盘着身子蹲在门槛下面，抬着头看着我，金黄色的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像两颗琥珀珠子。

我这个人，这辈子什么蛇没见过，可看见它的时候，心里头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它不像是在攻击的姿态，也不像是害怕的样子，就那么安静地看着我，头微微歪着，像是在辨认我。

我们对视了大概有十几秒。

然后它缓缓地转过身，一扭一扭地爬进了门外的草丛里，很快就不见了。

我关上门，回到堂屋，坐在竹凳上，把那八个字又看了一遍。

“念君积德，再借十年。”

什么人才会说“借命”？

我突然想起老赵头当年说的那句话：“蛇这个东西，杀多了，借命。”

不对，不对。老赵头说的是，杀生太多会折寿，是被借走了命。可这张纸上写的是“借给你”十年——是还给你，不是拿走。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在堂屋里坐了大半宿。

天快亮的时候，我又走到后院的蛇笼子旁边看了看。这些笼子我已经没用两年了，可一直没拆，里面还留着当年用的蛇叉、布袋和钩子，落了一层厚厚的灰。

最里面那个最大的笼子，是八五年装那条眼镜王蛇的。

那个笼子我一直没舍得扔，也没洗过。笼子底上还留着当年蛇蹭下来的鳞片，暗褐色的，像一片片枯叶。

我看着那个空笼子，突然想起一件事。

八五年抓了那条眼镜王蛇卖掉之后，我又在山上碰到过它吗？没有。可后来每年惊蛰，就是蛇冬眠醒来的时候，我总能在后院发现几张蛇蜕。翠绿的、乌黑的、金黄的，什么颜色的都有，整整齐齐地铺在院子里，像是有人特意摆在那里的。

我一直以为是山上的蛇自己爬进来的，没太在意。

可桂兰走的那年冬天，那条盘在晾衣绳上的白花蛇呢？

再往前想，九六年我发高烧烧到不省人事，是隔壁老杨发现的我。老杨说他那天是听见我家院子里的鸡叫得太凶了才过来的，可我们寨子的人都晓得，老杨耳背了二十多年。

那些年，我究竟是一个人活着，还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人？

我把那张红纸仔细地叠好，揣进了贴身的衣兜里。

成贵七点多钟醒了，看我坐在堂屋里，问我：“爹，你一夜没睡？”

我说：“睡了，醒得早。”

他嗯了一声，没再多问。

秀芬起来以后给我煮了一碗长寿面，卧了两个荷包蛋，撒了一把葱花。我端着碗，吸溜吸溜地吃，吃得很香。

李浩举着手机又过来了，说要给我拍个吃面的视频。

我这次没有笑，也没有拒绝，对着镜头笑了笑，把面吃完了。

成贵走的时候，又提了一次让我去昆明的事。我没有直接拒绝，说“再说吧”。

秀芬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爹，您好好的。”

我说：“我会好好的。再活十年。”

秀芬破涕为笑：“那可说好了啊爹，我给您过九十大寿。”

我说：“好，拉钩。”

你别说我老糊涂了说胡话。我这辈子没信过鬼神，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这一世欠了那些蛇的命。

它们有的被我卖掉了，有的被制成了药材，有的被剥了皮做了皮鞋和皮包。可它们好像不恨我——或者说，恨过我，后来又不恨了。

这三十年，我捕了成千上万条蛇，可每到惊蛰，它们还是来给我拜年。每到冬月，它们还是来给我送蛇蜕。

我不知道它们图什么。

就像我不知道，昨天晚上那条竹叶青，为什么要来我的门口蹲着。

那张红纸还在我贴身的衣兜里，叠得四四方方的，贴着我的心口。

今天我八十岁整。

有人——不，有东西，想让我再活十年。

那我就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