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6日清晨,南阳市宛城区新店乡的值班民警接到一通急促电话,“俺孙子孙女不见了!”电话那头是68岁的刘光明,声音带着颤抖。警车带着闪灯驶向小村,几条土路翻过来,便到了刘家的三间瓦房。院里铁丝围网摇摇晃晃,灶台就在屋檐下,炊具上还残着昨晚的柴火灰。

屋内,一张布满褶皱的便签被压在茶杯下方。只有八个字:奶奶,我和妹妹去找妈妈。笔迹歪歪扭扭,却写得极认真。民警扫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迷路,而是主动离家。刘光明一时说不出话,66岁的徐慧英拄着门框,反复念着“找妈妈”三个字,泪止不住往下落。

寻人信息很快发进了各村微信群:7岁男童,身穿灰色运动衫,5岁女童,粉色外套,可能结伴。从新店乡往国道去的路口监控拍到过两个小小的背影,哥哥背着旧书包,左手牵着妹妹,右手握一根木棍当“导盲杖”。那身影说不出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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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志愿者、交警几乎同时行动。半天后,在距村子12公里的公交站,两个孩子被好心司机拦下。司机回忆:“小男孩问我去郑州该坐哪路车,一口气还问了三遍。”孩子们被带回派出所,满脚尘土,裤腿上沾了泥。哥哥依旧护着妹妹,小心翼翼,“叔叔别骂她,是我带她出来的。”

徐慧英赶到所里,一把抱住孙女。旁边的哥哥却先开口:“奶奶,妈妈住院那么久,我们想她。”一句话让现场安静了好几秒。原来,两孩子的母亲郑瑞冰正躺在郑州一家医院等待肾移植,出门前兄妹俩听大人说“妈妈治病要很久”便商量着自己去找。

郑瑞冰今年28岁,4年前确诊双肾萎缩后进展为尿毒症,每周三次透析。新店乡医疗条件有限,她需辗转镇里、南阳、郑州三地。每趟行程来回近百公里,光车费就是不小开销。为了省钱,她常常提前一天把饭菜蒸好,第二天用保温杯带在身边。久而久之,皮肤晒得蜡黄,她自己说“连镜子都不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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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俩出生后,由爷爷奶奶带大。爷爷糖尿病十多年,每天注射胰岛素,干不了重体力;奶奶风湿性关节炎,遇阴雨便浑身疼,可还是要下地拔草、喂鸡。孩子们却把这些看在眼里,懂事得让人心酸。邻居多次见到哥哥放学后抱着砖头垫脚,帮奶奶掸窗台灰。

2016年,为给妻子筹医药费,郑瑞冰的丈夫离开老家到北京工地做焊工,月工资6000元,除去房租吃穿,要把剩下的几乎全部寄回。透析一年花费在五万元左右,加上药物和检查,家庭早已债台高筑。肾源配型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喜悦随即被移植费用浇灭:手术加后期用药预估至少三十万。

钱仍得凑,病却不能拖。去年底,丈夫请一个月假赶到郑州陪护,后来因工期紧张又返京。照顾的重担落在公公刘光明身上。出租屋只有十多平方米,儿媳睡床,公公把旧行李箱摞在一起当桌,铺个草席就在地上合眼。夜里他蹑手蹑脚出门,翻遍垃圾桶,把能卖钱的瓶子盒子装进编织袋,凌晨四点多送到废品站换十几块钱——够第二天买肉和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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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瑞冰多次劝他别去,“爸,您糖高,别累坏自己。”刘光明抖抖手里的零钱,笑着说,“我还能动,要是瘫在床上才给你们添麻烦。”话落,窗外天刚蒙蒙亮,他又弯腰拾起一只空水瓶。

孩子离家那天,郑瑞冰正在病房复查,手机静音,直到午后才看到几十个未接来电。兄妹安然无恙的消息传来,她松口气,却在夜深人静时哭得更厉害。医生巡房问她怎么了,她摇头,只说一句,“我亏欠他们太多。”

好消息终于降临。6月1日凌晨,移植手术完成,术中指标平稳。出院需连续复查,往返成本太高,只能继续租房留在郑州。房租、水电、抗排异药物,每月又是一笔开销。刘光明依旧凌晨出门,白天按时给儿媳做高蛋白饮食,偶尔还写几句“今日体温”“尿量正常”贴在墙上,算是病历补充。

两个月后,郑瑞冰的各项指标趋稳,医生同意她回乡,但仍要定期返院。退房那天,刘光明重新折叠起爬行垫,笑说“回家能睡炕啦”,背影却比两个月前更佝偻。走到门口,他把装废品的编织袋塞进垃圾桶,“这破玩意儿,家里不让带。”

8月中旬傍晚,哥哥在院里搭起用竹竿支撑的小黑板,把期末考“双百分”的卷子贴上,拿腔拿调对妹妹说:“等妈妈回来,先让她看这个。”妹妹拍手直乐。刘光明在旁生火做饭,柴火噼啪。“爸,您没事吧?”儿子从北京打来电话。刘光明笑了一声,“没事,孩子都在眼前,看得见就不怕。”

暮色降临,屋檐下的灶火亮着,兄妹扭头望向院门口,像是在等待熟悉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