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用小说批评党内官僚主义遭到猛烈批判，毛主席却力保他：中央也会有坏人存在吗？
1957年2月26日，颐年堂里灯光仍亮，毛泽东在长案前放下茶杯，说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中央里也会生灰尘，有人非说没有，那才奇怪。”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几位参加会议的文化干部对视一眼，知道这话是冲着一部刚被围攻的小说来的。
事情要从前一年秋天说起。1956年9月，《人民文学》第9期刊登了22岁的王蒙的处女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北京的初秋天气凉爽，文学青年扎堆儿跑书报摊，那本杂志很快脱销。有人边翻边感叹：“区委办公室居然写得这么真。”
小说不长，却很尖锐。主人公林震刚进区委组织部，满怀热情查麻袋厂的用人问题，可副部长刘世吾一句“就那么回事”把调查推回原处；林震在常委会上急得拍桌子，喊出“党是心脏，不能让灰尘堵住”这种带火药味的比喻。官僚主义、踢皮球、冷漠推诿，全被摊在纸面。读者说过瘾，组织口工作人员却有人皱眉。
那段时间，八大闭幕不过半月，会上刚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加强监督”。风向看似支持揭短，可落到具体单位，谁也不愿被点名。正因为小说背景是“离中南海两站地”的城区，一些干部跳起来反对：首都核心区怎么能出这种事？质疑声随即涌向作者。
10月到11月，小范围座谈里先是客气褒奖，说作品“有锐气”；可进入冬季，《文艺学习》连开四期讨论，25篇文章里批评声音占了大半。2月9日，《文汇报》刊出李希凡长文，指责小说“夸大阴暗面，混淆是非”。批判点集中在一句话——“中央也会出问题”是否属实。
王蒙的境遇陡转。他去《青年报》谈新连载《青春万岁》，编辑支支吾吾：“先缓一缓吧，上面有意见。” 街头有人对他指指点点，“就是写组织部那个小伙子”。王蒙后来回忆自己的心情，“前两个月还觉得风头正劲，一夜之间像掉进冰窖”。
就在此时，颐年堂那场会议逆转了局面。毛泽东开宗明义：小说写得不完美，但不是歪曲现实；中央机关附近当然可能滋生官僚主义；批评青年人要帮，不要压。他还打了个比方：“对起义将领都讲帮忙，怎么对自家年轻作者就不行？” 这一席话成了文艺界的“定心丸”。
接下来两个月，毛泽东又在三次内部谈话里重申相同观点，甚至嘱咐“不要改王蒙的稿子”。有关部门的批判声渐渐收敛，《青春万岁》恢复排期。对话传到王蒙耳里，他用一句方言回应朋友：“总算过了这道坎。”
这桩风波留下几个耐人寻味的痕迹。其一，文学作品并不等同于结案报告，容得下棱角和情绪；其二，官僚主义并不会因为地理位置高贵就自动消失；其三，面对年轻人的直言，帮助胜于围剿。1957年春天的北京依旧风沙扑面，街头树枝尚未吐绿，但文艺报刊上的讨论逐渐转入了如何让批评更讲方法、更富建设性。 王蒙的小说没有改变世界，却像一面镜子，让人看见灰尘，也看见擦拭灰尘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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