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教授钱玄同：新文化运动中的急先锋，号召废除汉字并试图用西文取而代之
1930年初秋的一个午后，北京师范大学文科教室里忽然爆出笑声。钱玄同举着粉笔，比画女艺人掉了门牙后如何把“十五”说成“十母”，再示范牙齿修好后“十七”的开口音。黑板上却已写满拼音、拉丁字母和横排句式。学生大乐，事后才意识到，这一堂看似玩笑的语音课，其实暗藏他对“汉字革新”的伏笔。
倒回去看，钱玄同并非天生叛逆。1887年，他出生在浙江盐官，一座古意盎然的小城。父亲年逾花甲才得此子，家中满壁经史，规矩极严。少年钱玄同背四书五经毫不费力，字帖也写得端正。12岁那年父亲病逝，家道稍有动摇，却还谈不上激变。真正的转折在1903年：他收到朋友方青霜送来的两本禁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夜深油灯“哧哧”作响，他边翻边拍案：“有理！”翌年，17岁的他叫来剃发匠，关门一声令下，“把辫子剪了！”这一剪，剪掉的不只是发辫，也是对清廷最后的敬意。
剪辫之后，钱玄同漂洋过海赴日留学，先后聆听章太炎、崔适讲经说史。旁人只见他手握《说文》，却意在拆解文字牢笼。日本书肆里琳琅满目的西式教材给了他新的方向——若文字不改，中国人难免困于繁复笔画而寸步难行。回国后，他与陈独秀、胡适在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合流，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文字与思想革新。
1918年，《新青年》缺稿。那时鲁迅正蹲在绍兴会馆摹写汉魏古碑，心灰意懒。钱玄同登门连劝三次，末了抛下一句：“闷死总不是法子，写点东西叫人醒醒。”鲁迅终于捧出了《狂人日记》，白话小说由此开闸。紧接着，他与刘半农合演“王敬轩—半农”双簧：前者以文言痛斥白话“粗鄙”，后者再用白话逐条反击。一来一往，守旧派林纾也被卷进论战，全国目光一起聚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上。
钱玄同说自己“最怕温水煮青蛙”，所以口号必须猛。他在北大讲坛高呼：“打倒国粹，废除汉字！”听众哗然，他却不改口：“字形太繁，文意难通，不下一针强心剂，何以救亡图存？”这番极端言论招来铺天骂声，但同一年，他又提交“汉字简体方案”和“横排标点建议”。外界只记得他的激烈，却常忽略他把标点、阿拉伯数字以及拼音推广到课堂和报纸的细致功夫。
偏激之外，他的幽默同样出名。1927年刚过40岁，他忽然宣布“人到四十当成仁”，还策划《钱玄同成仁专号》，托朋友撰写挽联。南方一家报纸误以为真，提前刊登讣告，读者纷纷致哀。他抱着报纸大笑：“活人先看自己的悼词，也算开了先例。”四年后又与语法学家黎锦熙闲聊诗集书名，自嘲道：“44岁写《四四自思辞》，55岁就《五五吾悟书》，活到77岁呢？那就《七七戚戚集》罢。”玩笑背后，却是日日伏案的校勘与字表研讨。
进入抗战时期，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朋友求助，他仍替李大钊的子女筹路费，往返奔波。1939年1月17日清晨，病危通知送到北平德国医院，医师束手无策。52岁的他未等到自己设想的“七七戚戚集”，生命骤然划句号。灵堂旁，一纸讣告写得简单：“国文教授，文字改革倡议人，尽瘁而逝。”
回想他的一生，传统经学根底深厚，却敢把这传统连根剜开；语气尖刻，却又用课堂趣事吸引年轻人；主张“废字”，最终却落在“改字”的实务上。许多新式标点、简体字的萌芽，都能在他的手稿里找到最初痕迹。风格固然凌厉，可正是这股凌厉，才让急流勇进的年代多了一声警报，也多了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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